农地城市流转中不同权利主体的福利均衡分析

以福利经济学为理论基础,探讨了农地城市流转中不同权利主体的福利变化;通过建立农地城市流转的福利分配模型,得出结论:社会福利绝对量的大小和各权利主体所得相对量的大小均与一定阶段内农地城市流转的速度密切相关;政府应确定一个公平、合理的征地价格,才足以弥补农民失地后损失的经济收益和社会保障;并通过构建农地城市流转的社会福利函数,分析了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实现条件,结果表明:必须按照农业用地边际生产效益等于非农用地边际生产效益的原则配置土地资源,方可兼顾农地非农化配置的效率和公平,并实现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最后,针对土地市场机制、收益分配机制和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机制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湖北省农地资源正外部性价值量估算——基于对农地社会与生态之功能和价值分类的分析

农地资源的正外部性直接或间接对人类福利产生影响,但由于市场机制的自身缺陷导致人们对其价值缺乏定量认识,致使农地资源得不到应有的保护,造成向城市的过度流转。以湖北省为例,在将农地资源正外部性划分为提供社会保障、保证粮食安全以及提供生态服务3个方面的基础上,以2006年为评估期日,尝试用市场价格评估的方法对其年价值和无限年期的总价值进行了估算。结果显示：2006年湖北省农地资源在提供社会保障方面的年价值及无限年期价值分别为87460元/hm2·a和34 70635元/hm2;粮食安全保障功能的年价值及无限年期价值分别为32209元/hm2·a和12 78135元/hm2;生态服务功能的年价值及无限年期价值分别为4 34855元/hm2·a和172 56151元/hm2。最终核算出湖北省正外部性的年价值总量及无限年期价值总量分别为5 54524元/hm2·a和220 04921元/hm2,这部分无法通过市场价格表现的价值大致与湖北省农地经济产出价值相当,甚至略高出5%~38%,无疑是农地价值中不容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引起土地管理者和社会决策者的充分重视。农地城市流转的失控和对农地保护的忽视实质上就是对农地正外部效用的抛弃和破坏,最终将阻碍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农户有效参与提升农地整治项目绩效的机理研究

农民是农地整治项目最终的受益者和核心利益相关者,农民有效参与可以提高农地整治决策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增强农地整治的实施性和操作性,进而对促进农地整治项目的绩效具有重要意义。厘清农户有效参与影响农地整治项目绩效的机理,可为提升农地整治项目绩效提供思路。首先,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本文提出农户有效参与、项目管理行为、农地整治项目绩效3个变量之间路径的基本假设,建立了农地整治项目农户有效参与、项目管理行为、项目绩效的指标体系,并进一步构建了农户有效参与对农地整治项目绩效影响机理的结构方程理论模型。然后,运用湖北省15个县(市、区)农地整治项目区实地调研的数据检验并修正了该理论模型,结果表明:农户有效参与对农地整治项目管理行为的优化具有直接的积极影响,而项目管理行为的优化又进一步对农地整治项目绩效产生直接的积极影响;此外,农户有效参与对农地整治项目绩效也有直接的积极影响。本研究提出以下对策建议:应树立农民在农地整治项目建设中的主体地位,实现政府角色转变;明确农民的参与领域,确保农民全程参与农地整治;鼓励真正代表农户利益的民间农民组织参与农地整治,以确保农民的参与能力和参与主体的代表性;针对具体事项为农民提供多种适宜的参与渠道,确保参与深度;制定农民参与的利益表达与协调机制,确保农民参与的效度。     

生态资本运营视角下的农地整理

农地作为一种特殊的生态资本,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要素之一,农地存量的非减性是保护生态环境和维持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石。如何通过制度创新和经济模式优化,提高农地的利用效率,寻找维持农村经济健康可持续运行的动力源,是当前各界普遍关注的问题。本文运用生态资本理论,指出农地整理过程的实质就是生态资本运营的过程,农地整理质量取决于农户对农地生态资本的运营能力。论文从农地生态资本运营提出的背景入手,阐述了农地作为生态资源转化为生态资产,进而转化为生态资本的运营过程,分析了农地整理中存在的生态资本运营主体缺位、农地生态资本转化率低、生态资本运营风险较高等问题,提出了界定农地产权从而明确农户的农地生态资本运营主体地位、在农地整理过程中给予农户完全的知情权和申诉权、建立健全中介服务组织以培育农地要素市场、引导农地整理投资主体多元化进而规范农地整理资金使用、加强农地整理的总体规划和技术指导、在农地整理过程中谨防土壤污染等对策建议。     

基于外部性内化的农地城市流转调控政策工具研究进展评述

本研究采用文献回顾法、归纳法,从农地城市流转外部性的分析与测度及政策工具在农地城市流转调控中的运用两个方面,对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了归纳与总结。结果表明,现有研究从内容和方法上都有待进一步的丰富和深入:在农地城市流转外部性的理论分析和定量测算方面,其外部性的内涵、分类与边界等尚未得到严格的界定与划分,评估技术的选择和应用尚存亟待回答的问题;在基于外部性内化的农地政策流转调控政策工具的运用方面,尚需在分析思路、政策工具的系统化和细节设计方面有所深入;在实证研究方面,亟需结合我国国情结合具体事例探讨政策工具运用的预期效果及不同政策工具可能的交互作用;此外,应考虑不确定与信息不对称对调控政策工具运行效率的影响。因此,我国学者应借鉴国内外已有的研究成果和经验,从外部性内化的角度设计适于我国国情的政策工具,从而为农地城市流转调控提供可靠的理论依据,以达到合理规制农地转用秩序的目的。     

农地整理项目农民参与行为的机理研究

农地整理项目实施涉及众多的利益相关者,尤其是项目区的广大农民。农民对农地整理项目的支持、关注和参与行动都会对农地整理项目的实施效果产生重要影响,研究农民参与行为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和现实意义。基于湖北省5个县区7个农地整理项目农民参与问卷调查数据,本文利用计划行为理论和结构方程模型构建了农地整理项目农民参与行为的理论模型,并分析了农地整理项目农民参与行为的影响因素及其影响路径。研究结果表明,行为态度、主观规范、行为控制知觉都对农地整理项目农民参与行为意向有显著影响;行为控制知觉对行为态度有显著影响;主观规范对行为控制知觉有显著影响;行为态度在行为控制知觉对行为意向影响过程中起中介作用;行为控制知觉在主观规范对行为意向影响过程中起中介作用。因此,要加强对农民的农地整理政策和相关知识培训;制定农民参与农地整理的程序化政策,使参与活动有制度保障;营造农民积极参与的氛围;实行项目信息全公开制度,减少农民参与的障碍。     

江汉平原农地保护的外部效益研究

农地保护外部效益的货币化计量可为缓解我国农地流失形势,制定及实施农地生态保护政策,探寻农地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均衡点提供理论及决策依据。运用条件价值评估法估算江汉平原农地保护的外部效益,研究表明：①随着农地保护意识的增强,受访居民已意识到农地外部效益的存在,8550%的受访居民对农地有正的支付意愿;受访居民的性别、年龄、家庭人口(老年人口、参加工作人口)、经济状况(土地面积、月生活开支、职业)等特征对支付意愿有显著影响。②江汉平原农地保护的年均总支付意愿达2805×108元,折合单位农地的保护效益为48 658元/hm2;区内现有农地目前无法通过市场价格表现的外部效益约1 24682×108元,具有无法忽略的重要地位。     

不同农地整治措施对土壤细菌多样性的影响

为了研究不同农地整治措施对土壤细菌的影响,通过高通量测序技术,对不同农地整治措施下土壤细菌多样性与种群结构进行对比分析。结果表明:(1)从细菌多样性来看,实施农地整治的样点土壤细菌多样性显著提高;(2)从细菌种群结构来看,实施田块归并、平整土地、筑造沟渠以及土壤培肥等措施有效提高了甲基暖菌属(Methylocaldum)、亚硝化单胞菌(Nitrosomonas)、脱硫线菌属(Desulfonema)等有益菌属的丰度;(3)通过与土壤环境因子的相关性分析,酸碱度、铜和铅含量是影响农地整治区土壤细菌多样性与结构的重要因素。该研究证实了农地整治对提高土壤细菌多样性和改善土壤质量的重要作用,也为农地整治工作的开展提供了科学依据。     

家庭生命周期对农户农地转出行为的影响研究——基于秦巴山区农户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根据家庭生命周期理论内涵与外延,利用秦巴山区456户微观样本,运用统计分析法和Heckman两阶段模型,分析家庭生命周期对农户农地转出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家庭生命周期对农户农地转出行为有显著影响;处于不同家庭生命周期阶段的农户农地转出行为的影响因素存在差异。从人力资本来看,良好的劳动力健康状况不利于赡养期家庭参与农地转出,非农就业率对抚养期、负担期家庭参与农地转出有显著正向影响;从农户认知来看,限制农地用途,了解流入方,村委会推动、政府主导型转出均在不同程度上增加各阶段农户转出农地的可能性;对于拥有较多非农就业机会的抚养期和负担期家庭而言,农地确权通过强化地权稳定性促使其转出农地并外出务工。因此,在实践中执行农地流转政策时,应采取精准的农地转出激励措施,差别化对待不同生命周期的家庭。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失地农民福利变化研究

基于森的可行能力理论,从经济状况、居住条件、居住环境、社会保障及社会机会等方面构建失地农民福利评价指标体系。并进一步基于农地价值理论视角,将失地农民可获得的福利划分为经济福利、社会福利和生态福利3个部分。在此基础上利用江苏省苏州市、南通市及宿迁市540户农户调查数据对征地前后农民福利水平进行测度,以探索不同城镇化发展阶段土地征收对失地农民福利变化的影响。结果表明:(1)由于实行了"土地换社保"征地补偿方式,苏州市和南通市目前处于城镇化发展改革阶段,且前者在"人的城镇化"方面更为成熟;宿迁市采取一次性货币补偿方式,仍处于传统城镇化发展阶段。(2)苏州市和南通市失地农民福利水平呈上升趋势,总模糊指数分别从0.444、0.369上升到0.529、0.385;宿迁市样本农户福利水平则有所下降。(3)除苏州市外,南通市和宿迁市样本农户的经济福利均出现下降,下降幅度分别为36.1%、34.5%;三个地区失地农民社会福利均有所提升,且苏州市和南通市农户福利改善程度明显优于宿迁市;生态福利方面,除南通市外,苏州市和宿迁市均出现下降。(4)传统城镇化发展模式下,失地农民的福利水平明显受损,城镇化改革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民福利受损,尤其是社会福利得到较大提升。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真正实现"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同步发展,在提高征地补偿标准的同时,政府还需通过完善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体系、加强就业指导培训、提供一定就业安置等途径实现征地补偿方式多元化,并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配套设施、环境保护等的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