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地确权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经验分析与实证检验

中国农村转移人口规模巨大，但转移速度逐渐放缓，从农地确权的角度探讨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潜力是否消耗殆尽很有必要。基于农地确权的制度实践，该论文旨在解构中国农村劳动力乡城转移的特殊性，将中国农村劳动力乡城转移视为包括四类主体（农民、农民工、新市民、市民）的三阶段（农村割舍、城市进入、城市融入）进程，利用2014年和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实证检验农地确权影响劳动力转移的阶段效应和滞后效应，进一步讨论其对劳动力家庭化迁移的影响。研究发现：(1)农地确权影响劳动力转移的效应存在阶段异质性，促进劳动力第二阶段身份转变而阻碍第一阶段产业转移和第三阶段社保转型。然而，农地确权在促进劳动力乡城转移上也有滞后性，确权时间满2年的劳动力家庭参与非农就业和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概率分别提高16.9%和1.9%。(2)农地确权在影响劳动力家庭化迁移上具有分位异质性，能够显著提高低分位劳动力家庭的举家迁移比率而降低新生代农民工的迁移比率。基于此，政策设计重点在于：(1)分阶段、分类型推进农村劳动力乡城转移。一方面增强农地确权的农村推力，在转移第一、第二阶段不断完善土地流转、托管、退出机制以供给农民、农...     

农地三权分置改革对多元主体收入的影响——来自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实证经验

中国反贫重点由摆脱绝对贫困向全面实施乡村振兴、系统解决相对贫困转变。农地三权分置改革作为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对于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和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作用。根据长江中下游地区1038份入户调研数据,使用多群组结构方程模型,探讨了农地三权分置改革对多元主体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1）三权分置对家庭农场和资本农场有积极影响,但对传统农户和种田能手造成了不利的影响,尤其是对种田能手。从作用路径上,传统农户和种田能手收入损失的主要原因分别是经营规模萎缩和负向直接效应,而家庭农场和资本农场收入增加依赖的路径是规模扩张。（2）三权分置对务工经商、农业雇工两类主体收入有积极影响,但对赋闲农户的作用并不乐观。从作用路径上,三权分置主要通过劳动力转移和放松流动性约束两条间接路径提高务工经商、农业雇工主体收入,但赋闲农户的间接路径未形成通路。（3）三权分置对各离农主体的收入总效应高于传统农户、种田能手,却低于家庭农场、资本农场,农业经营主体内部的收入差距要远远高于离农主体内部。研究结论对于完善相关制度政策和助力政策顺利实施、保障农户福利和推动共同富裕有指导意义。     

湖北省农地资源及其利用评价研究

农业发展问题是一个影响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建设的根本性问题。农以土为本，农地资源及其利用状况对于区域发展影响重大。文章以湖北省为例，从农地资源的自然属性、人口技术属性和经济属性等方面对瑚北省农地资源时综合质量进行评价。得出湖北省农地资源质量居中的基本结论；以农地利用分区为基础。对湖北省各分区农地资源的组合状况和综合质量进行了评价排名；最后又对湘北省农地资源利用状况进行评价，并根据各评价结论提出了湖北省合理利用农地资源。发展农业经济的基本策略。     

农地整治何以促进农户收入增加——基于整治模式和地貌类型的异质分析

首先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构建农地整治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机制,并进一步揭示其作用效果的整治模式与地貌类型差异;然后利用湖北省地处江汉平原的天门市和潜江市、武陵山区的宣恩县和咸丰市483户农户的两期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检验同一地貌是否实施农地整治、同一地貌不同农地整治模式和不同地貌同一农地整治模式对农户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1）地方政府主导模式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主导模式均能显著增加农户收入。（2）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模式的增收效应远远大于地方政府主导模式,但即使同一地貌类型,不同农地整治模式对农户分项收入的影响程度、大小和显著性存在较大差异。（3）平原农地整治的增收效应明显高出山区农地整治,但即使同一整治模式,不同地貌农地整治对农户分项收入的影响程度、大小和显著性存在明显差异。因此,农地整治的农户收入效应受到整治模式和地貌类型的共同制约。     

西双版纳基诺族巴卡小寨农地景观生态问题分析

采用参与评估方法，根据土地利用现状和植被情况，巴卡小寨农地景观生态可分为林地，耕地，园地，庭完，荒地５个类型１１个亚类型，其中轮歇地约占小寨总面积的１／２，橡胶园约占１／４。     

农地分配制度不是农地冲突的根本原因——基于湖北和湖南农村问卷调查的实证分析

农地冲突是当前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和城镇化进程中的普遍问题,在—些地方相当突出,严重影响了农村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探讨农地冲突的原因有助于化解农村矛盾及构建和谐繁荣的农村社区。本文利用笔者在湖北和湖南两省收集到的数据,应用Logit概率模型实证分析了农地分配制度、非农就业收入及其差距和人力资本等可能引起农地冲突的因素的影响。与通常的看法不同,本文并没有发现农地分配制度是农地冲突的显著诱因,原因可能在于我国的农地在改革初期是按人口或劳动力平均分配的,其后的调整大多也是经农民自主协商按照市场规则完成的,并没有引起农民的明显不满,因而也就没有成为农地冲突的诱因。本文的研究结果还表明,非农就业收入、非农就业收入差距和家庭人力资本对农地冲突的影响显著,非农就业收入越低,其差距越小,家庭人力资本越多,农地冲突发生的概率越大,是农地冲突的主要诱因。这表明非农就业收入越少,农民通过非农就业增加家庭收入的隧道效应越弱,对农业收入的依赖性越大,农地就越重要,农地冲突越容易发生;家庭男性成员越多,家庭社会地位越高,在打架斗殴和上访诉讼中越占优势,农地冲突也越容易爆发。因此,为了减少农地冲突,应采取切实措施,促进农村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转移,加强农村法制建设,限制丛林行为。     

日本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的"农地非农化"

在人多地少的国家里,如何正确处理“农地非农化”与保障农业发展和粮食安全的相互关系,是顺利推进工业化、城市化必须合理解决的难题之一。日本战后工业化、城市化与“农地非农化”的历程和经验教训表明：“农地非农化”与“农民非农化”和“市民化”应该基本同步,“农地非农化”必须与耕地保护相结合,实现农地的合理流转,促进农业的规模化经营,“农地非农化”主要应该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实现,政府进行必要的合理的规划和调控等。     

农地资源舒适性价值评估--以江苏省为例

舒适性价值是农地资源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这种非市场价值往往容易在公共决策中被忽视,从而导致大量农地资源被过分占用及农地资源内部配置的低效率。合理完整地评估农地资源的舒适性价值是促进农地资源持续利用的关键。目前,对农地资源舒适性价值的认识与研究,国内尚处在起步阶段。以江苏省为例,通过意愿调查法,采用半结构问卷调查和电话访谈,对不同行业和年龄的1 000名调查者进行调查,评估了江苏省耕地、草地、园地以及林地舒适性价值。研究表明,江苏省不同类型农地资源舒适性价值差异较大,这种差异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地区文化紧密相关。在此基础上,核算了江苏省农地资源舒适性价值总量,农地资源舒适性价值总量高达25.13亿元/年。因此,在农地资源综合利用决策中,要重视将农地资源的舒适性价值纳入决策体系,从而促进农地资源的持续利用和合理流转。     

耕地对农民的效用考察及耕地功能分析

对湖南省长沙市所辖三县一市农民的问卷调查及其统计分析结果显示，耕地对于农民的效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社会保障，就业与直接经济收益。现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体现了“成员权”而强化了耕地的社会承载功能，考虑到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基本空白的现实及提高耕地生产效率的需要，现阶段我国的农地制度选择应该是：在稳定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基础上建立规范的农地经营权流转制度，并同时辅之以农村社会保障机制和社会公平机制的建立，耕地功能分析，农地经营制度。     

城市边缘区农户耕地利用功能对土地转出的影响——武汉、成都、苏州1 022户农民的典型实证

在快速城市化及城乡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中,城市边缘区农户家庭的耕地利用功能较传统方式已发生根本转变,农业劳动力的农地生存依赖性弱化、生计多元促进土地转出市场活跃。论文以武汉、成都及苏州1 022户农户调查数据为实证,分析城市边缘区农户家庭耕地利用功能对土地转出决策的影响。研究表明：1）城市边缘区农户家庭的耕地利用在食物生产、经济贡献及养老就业等传统功能上明显弱化,在满足家庭成员未来选择及后代馈赠需求等功能有所增强,且存在地区差异。2）城市边缘区农户土地转出意愿强烈,转出率达59.39%,土地转出存在地区差异。苏州乡镇经济发达、农民非农收入比例高,农户土地转出意愿最强烈、转出市场也最活跃;而武汉、成都作为中西部的典型城市,城市边缘区农户的土地转出决策相对滞后。3）整体而言,农户家庭耕地利用功能对土地转出意愿及行为均具有负向影响,表明家庭耕地功能依赖性愈强、土地转出决策越弱。建议健全农村社会及养老保障体系,强化城市边缘区耕地资源产权及生态环境建设,促进耕地资源养老保障及选择馈赠功能的释放,确保农田生计依赖性弱化的农民依托市场转出土地,实现农地资源优化配置、适宜规模经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