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孜州草地退化的社会经济驱动力研究——以理塘县为例

在分析甘孜州草地退化特征的基础上，利用因子分析和灰色关联分析的原理与方法建立了草地退化的社会经济驱动力模型，结合理塘县的实际对草地退化的主要社会经济驱动因子及驱动力的大小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牲畜数量、人口数量、产业结构、草地保护政策执行情况、草场围栏面积以及牧民入均纯收入是草地退化的主要社会经济驱动因子。在此基础上，探讨了防止草地进一步退化的对策与措施。     

解析家庭消费模式——促进可持续发展

文章基于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提出当前影响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消费行为已经逐步转变为家庭个体为主的消费模式;对家庭消费的重要性及其对环境所造成的压力进行分析;最后通过对国内三大城市消费情况研究了影响家庭消费模式驱动力,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构建中国可持续家庭消费模式的措施.     

GIS在环境监测数据管理分析中的应用

根据环境监测的特点和地理信息系统(GIS)所具备的功能,讨论了GIS与环境监测结合的必要性,按照环境监测的目的不同分环境质量监测、污染源监督监测和应急监测三个方面阐述GIS在环境监测数据管理分析中的具体应用,并利用现有的一些基于GIS的环境监测信息系统实例进行进一步说明GIS在环境监测数据管理分析中的应用,充分发挥了GIS空间信息表达处理及综合分析的优势,使得环境监测数据的管理分析更加快速、实时、有效.随着GIS技术的发展,GIS在环境监测数据管理分析中的应用也将获得源源不绝的驱动力.     

海南东寨港红树林湿地面积变化及其驱动力分析

本文分析了海南省东寨港红树林湿地的面积变化及其驱动力。结合早期地形图和实地调查数据，利用3个时相的TM遥感图片，计算出1959年、1989年、1996年、2002年4个时相的红树林面积分别为3213．8hm^2、1657．8hm^2、2018．8hm^2和1552．6hm^2。在过去的近50年里，有近50％的天然红树林被毁掉，红树林湿地被转换为经济林种植田、水产养殖塘、城镇基础设施建设用地等。自1980年成立红树林自然保护区以来，红树林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护，1989年到1996年图像对比上红树林面积增加了361．0hm^2。近年来，旅游业的开发对红树林生态系统存在一定程度的干扰。2002年，红树林面积相对于1996年减少了566．2hm^2。此外，红树林斑块的空间格局和树种的构成发生了变化，红树林群落植物多样性明显减弱。在综合分析基础上，根据生态系统综合管理的思想。提出了建立高水平的管理研究队伍，采用先进的管理技术和手段，综合管理红树林生态系统。     

2000~2014年武汉市城市扩展时空特征分析

基于不同时相的高分辨率遥感影像，采用面向对象的解译方法提取了武汉市2000、2005、2010和2014年的土地覆被信息，从城市扩展强度指数，城市中心坐标迁移和分形维数等方面分析了武汉市2000～2014年城市扩展时空特征。结果表明：2000～2014年间，武汉市城市扩展强度指数为1.41，各主城区城市扩展强度不一，洪山区建设用地的增加对主城区城市扩展的贡献最大；在扩展过程中，武汉市城市分形维数增加，城市空间形态变复杂；其扩展呈现核心-放射扩展模式，并逐渐转向圈层式；自然条件、经济、人口、交通、政策和城市规划是武汉市城市扩展的主要驱动力，但随着交通的发展，自然条件和经济对武汉市城市扩展的驱动作用正逐渐减弱。     

经济发达地区镇域农村居民点演变驱动力空间差异研究——以太仓市陆渡镇和浏河镇为例

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法、对比分析法等,以地处经济发达地区的陆渡镇及浏河镇为例,从镇域尺度探讨农村居民点演变驱动机理及其空间差异。结果显示:(1)两镇农村居民点减少的一般因素中农民人均纯收入、人均居民点面积均具有正向作用,到城镇的距离具有负向作用,3者作用大小具有区域差异,农村工业发展及到公路的距离对不同地区作用方向不同;而粮食产量仅对陆渡镇有负向作用;(2)两镇农村居民点增加的一般因素中农民人均纯收入、农业发展均具有正向作用,而到公路的距离、基本农田则具有负向作用,4者作用方向及程度排序一致;而除一般因素及到城镇的距离外的其他因素均为特殊因素。研究表明,农村居民点变化驱动力及其作用程度与方向具有区域差异性;为优化农村居民点布局,应把握不同地区农村居民点演变驱动力机理的空间差异,制定差别化政策措施。     

武安市土地利用结构信息熵时空变化分析

分析土地利用结构时空变化是研究区域土地利用优化配置的重要途径之一.基于信息熵理论,以河北省武安市为例,对1996-2006年的土地利用结构信息熵变化以及2006年各乡(镇)信息熵差异进行研究,同时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信息熵变化的驱动力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武安市土地利用结构信息熵持续增长,土地利用结构均衡度较高;2006年各乡镇信息熵差异较大,可划分成3种类型区;经济因素和人口流动因素是信息熵变化主要驱动力.     

从PM2．5看环境消费者的培养

如果说,环境质量的最终消费者是老百姓,是否应该将老百姓的消费需求作为环境质量改善的驱动力呢？放低姿态、培养环境消费者能否成为环境政策的新支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