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系统建模的城市土地利用碳达峰仿真研究——以江苏省为例

实现碳达峰是中国应对全球气候危机的关键举措。按照“理论-模型-实证”逻辑框架,在理论分析基础上,构建城市土地-经济-碳排放系统动力学模型,对江苏省城市碳达峰路径进行多情景仿真模拟。结果表明：(1)江苏省未来经济总量、结构持续增长优化,增加第三产业投资能有效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但会降低经济增长速度;(2)城市用地呈不断增长趋势,但其增长动力持续减弱,在减碳发展情景下,城市建设用地总量在2033年达到峰值5 514.96 km²,出现“城市收缩”现象;(3)产业结构和能源效率优化能降低城市能耗需求,但其仍保持增长趋势,在减碳发展情景下,江苏省最快于2025年达到CO₂排放量峰值65 790万t,相对于持续上涨的CO₂排放量,现有碳汇用地对实现碳达峰目标作用有限。因此,针对实现碳达峰的主要影响因素,提出：在稳定经济增长的同时,从提升能源和用地效率入手降低能源需求和碳汇用地损失,加快技术创新优化能源供给结构,进而实现碳达峰目标。     

基于管理者认知调查下的土地指标配置分析

土地指标配置管理,在特定历史阶段的确对耕地资源配置起到一定保护作用.然而,伴随工业化、城市化以及市场化的迅速推进,源于计划体制下的指标体系不断遭受现实挑战.本文基于三省两市的现实调查,从管理者的视角评价现行土地指标调控绩效,进而探讨指标配置交易的真实意愿.结果表明:其一,统计结果表明,80.33％的被调查人员认可现行土地指标调控绩效,但指标交易在区域性、类型或性质、规模和价格等方面差异较大；其二,交易意愿调查显示,92.27％的被调查者明确表示耕地和建设用地都需要异地交易,并且大都选择获得更多发展型指标支撑经济发展、规避保护型指标约束的策略；其三,分析比较发现,虽然各方指标交易意愿在现实中很难达到均衡,但是土地政策调整对保护型指标交易意愿变化具有显著影响,两对发展型指标交易意愿变化影响相对较小,隐含的政策含义是,指标配置交易机制的建设和完善,对发展型指标配置效率提升具有重要意义.     

农地流转与农户生计策略联合决策研究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年农村住户数据,采用多元probit模型实证检验了农户土地流转决策、农户种植经济作物决策和非农劳动力转移决策之间的相互影响。研究发现:①农户土地流转与劳动力非农转移和经济作物种植生计决策相互关联。总体而言,土地转入与种植经济作物决策正相关,与非农劳动力转移决策负相关。土地转出与非农劳动力转移决策正相关,与种植经济作物决策负相关。②土地流转与农户非农劳动力转移和经济作物种植等生计策略的关系与农地流转规模相关,小规模和中等规模的土地转入与非农劳动力转移之间未有显著关系,与经济作物种植决策具有显著正向关系,但大规模的土地转入与农户经济作物种植决策和非农就业决策显著负相关。③土地流转是否影响农户生计多样化决策还取决于地区机械化程度。机械化程度较高的平原地区土地转入决策与农户非农劳动力转移和经济作物种植决策未有显著关系,而机械化程度较低的高山、丘陵、高原等地区土地转入决策与农户种植经济作物和非农就业决策分别存在正相关和负相关关系,表明随着机械化对农业劳动力替代程度的增强,土地流转对农户劳动力配置的影响效应减弱。政策建议是:①统筹推进农村土地、劳动力市场发展,推动农户土地流转参与,促进转出户生计向非农专业化转移,促进转入户农地适度规模经营;②完善农机社会化服务市场,提高农机和农技融合使用深度和广度,提高农机对农业劳动力的替代弹性,增强转入户农业劳动力农地规模经营的能力,增加农业生产比较收益。     

基于集约评价的城市开发区规模计量研究——以南京市省级以上开发区为例

随着开发区集约利用评价工作的全面开展,合理界定其用地规模成为研究的重点。本文以南京市为例,首先运用多目标决策法评价开发区集约利用等级,然后采用逐步回归法选取与集约利用相关度较大的因素作为预测依据,进而计量其合理的规模。研究结果表明:其一,A、B和C开发区集约等级为II级,可以适当扩大开发区规模;D、E、F和G开发区集约等级为III级,应该维持开发区规模;而H和I开发区集约等级为IV级,应适当缩小开发区规模。其二,当B开发区、A开发区和其他开发区地均工业总产值增长率分别达到23.10%、18.18%和15%时,可以充分发挥土地利用潜力。其三,即使实现土地集约利用,B开发区仍需扩充6.08 km2。最后,本文提出通过科学设定地均工业总产值增长率来提升开发区集约利用水平的政策建议。     

我国城市牺牲性、损耗性蔓延假说及其验证——以徐州市为例

论文针对当前中国城市蔓延这一牵动国家可持续发展和公众普遍关注的复杂问题,将其归结为突破"合理界线"、逼近"生存红线"、逾越"和谐主线"三大症结。以此"三条线"为研究切入点,从地价均衡视角,提出城市牺牲性、损耗性蔓延假说,并以徐州市为例加以实证。结果表明:其一,理论分析判断,与国外城市福利性和亏损性蔓延不同,我国城市蔓延区分为牺牲性和损耗性两类,同时存在理想、适度和极限三个边界;其二,测算结果显示,徐州市农地资源的综合价值为9.58×10⁶元/hm²,其中市场价值为5.93×10⁶元/hm²,另外38.07%的非市场价值(生态和社会价值之和)由于市场和制度不完善而很难显化;第三,实证分析检验,徐州市牺牲性蔓延规模为1.08×10⁴ hm²,其中占用耕地为4.32×10³ hm²,损耗性蔓延规模为2.83×10³ hm²,其中占用耕地为8.81×10² hm²,从而验证了研究假说。基于研究结论,论文建议未来我国城市治理和土地政策应该做出两步调整:第一步,首先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政绩考核体系,通过适度边界调控并加大基本农田等关键资源保护考核权重,有效遏制政府失灵引起的城市损耗性蔓延;第二步,尽快完善土地市场机制,将农地资源外部成本内部化,并作为城市蔓延扩张治理决策创新的主要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