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原油进口来源国供应安全的定量评估

原油供给安全在中国国家安全中占有重要地位,对其定量评估可为防范风险提供政策参考。采用事件数据分析法定量测度中国与21个主要原油进口来源国之间的双边关系,结果表明：中国与大多数原油贸易伙伴的关系处于中低水平,但近十多年总体保持上升趋势,原油进口存在一定的政治关系风险但趋于下降。选用资源、政治、经济、运输、军事5个方面的11个指标,通过组合赋权法确定指标权重,运用集对分析方法评估中国21个原油进口来源国的供应安全度,并识别主要障碍因子。结果表明：21国供应安全度存在较大差异。部分中东国家、俄罗斯、委内瑞拉、哈萨克斯坦供应安全度较高,多数非洲国家和亚太国家供应安全度较低。供应国的原油资源状况、运输风险、政治风险是制约多数国家供应安全的主要障碍因素。为防范风险,中国需坚持开展多边“能源外交”,扩大战略石油储备等多方面施策方针。     

基于风险矩阵和五元减法集对势的湖泊水生态健康动态诊断评估

为判断湖泊水生态健康子系统发展趋势、诊断病态因子,引进了五元减法集对势,建立生态子系统与物理化学子系统的合成矩阵得到湖泊水生态健康状态,从而提出了基于风险矩阵和五元减法集对势的湖泊水生态健康动态诊断评估方法,并应用于安徽省瓦埠湖。结果表明:瓦埠湖水生态健康状态1980—2015年呈变差趋势,2012年为微病态,2015年略有好转。五元减法集对势识别出瓦埠湖水生态健康的病态因子主要有底栖动物、浮游动物、叶绿素、COD、TN、TP和透明度,为改善瓦埠湖水生态健康的重要指标。上述风险矩阵和五元减法集对势耦合的动态诊断评估方法可为湖泊水生态健康评估提供新的思路。     

四环素胁迫对Shigella flexneri细菌四环素抗性基因抗性表达的影响过程

四环素(TC)抗生素在不同环境介质中已被广泛检出,为研究其对四环素抗性基因(TC-ARGs)丰度变化及表达水平的影响过程,以从活性污泥中筛选和纯化分离获得的弗氏志贺氏菌(Shigella flexneri)为研究对象,考察了不同浓度TC对其生长过程的作用影响,采用荧光定量PCR和逆转录PCR方法定量检测了不同抗性机制TC-ARGs,包括tetC、tetO和tetX基因的丰度变化及表达水平,并探讨了TC浓度与TC-ARGs丰度及其表达水平之间的相关关系.结果表明,在培养周期内(24 h),TC胁迫对Shigella flexneri细菌的生长具有抑制作用,细菌细胞浓度增长速率随TC暴露浓度的升高而降低,但对TC-ARGs丰度变化影响较小.TC胁迫能够促进Shigella flexneri细菌TC-ARGs的转录表达,tetC、tetO和tetX基因表达水平在整个培养周期内均先升高后降低.由相关性分析可知,TC浓度与TC-ARGs丰度及其表达水平之间相关关系不显著,但tetC和tetO基因丰度与其转录表达水平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表明其基因丰度一定程度上可用来衡量和评价其抗性表达水平.     

能源富集区市域经济发展水平空间格局演变——基于晋陕蒙甘宁地区

采用熵权TOPSIS法对我国晋陕蒙甘宁这一典型能源富集区各地级以上城市的市域经济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进而使用马尔可夫转移概率分析方法和ESDA空间分析方法,探索该地区市域经济发展水平时空分异格局的演化特征,结果显示：（1）该地区的市域经济发展差距在波动中下降;（2）各等级城市在不同时期演化规律截然相反,随时间推移,除低等级之外的各等级城市均表现出较高的等级下降风险;（3）该地区城市的市域经济水平曾存在一定空间负相关,到2015年这种关系则不再显著;（4）该地区呈现以局部为核心区的格局,但西部地区明显趋冷;（5）市域经济系统整体处于耦合协调度较低的状态,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问题较突出。     

张家界城镇居民幸福水平对旅游城镇化集聚的响应识别及测度

以欠发达地区城镇居民幸福水平对旅游城镇化集聚的响应为研究目标,构建二者的响应模型,识别和测度了城镇居民幸福水平对旅游城镇化集聚的响应强度。结果表明:（1）通过对张家界旅游城镇化集聚水平与城镇居民幸福水平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发现:旅游城镇化集聚是城镇居民幸福水平的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即旅游城镇化集聚对城镇居民幸福水平具有正向促进作用。（2）由于受旅游城镇化集聚水平的影响,幸福水平在不同时期也受不同幸福外在因素的影响,关联度从精神文化环境、自然生态环境等非经济因素向社会安全环境、生活质量环境等经济因素转变。（3）旅游城镇化集聚对城镇居民幸福水平的作用路径区别于满足人们物质需求后,再满足非物质需求的传统幸福水平提升路径,而是先被动地改善“非物质”需求后继而带动“物质”需求改善以提升幸福水平。研究成果可为同类欠发达地区通过发展旅游城镇化提升居民幸福水平提供理论支撑及借鉴。     

贵州农村污水典型抗生素污染水平及生态风险

抗生素残留物是一种新兴的微污染物,广泛存在于各种环境介质及生物样品中,长期暴露在抗生素环境会对人体健康、生态环境产生一定的潜在威胁。由于农村污水排放量逐渐增大、农村地区对抗生素的不合理使用以及受经济、地理地形的限制大部分农村地区都缺乏完整的污水收集管网和污水治理设施,进而导致抗生素通过多种途径进入农村环境,可能会对农村生态环境产生一定的环境风险。为了解贵州农村污水中抗生素的污染水平及处理后污水对环境的影响,作者采用固相萃取—液相色谱—串联质谱(SPE-LC-MS)联用技术,选取贵州省3处典型农村地区,对农村污水治理设施进出水中典型抗生素(包括6种磺胺类、3种四环素类、1种喹诺酮类抗生素)的浓度水平进行分析。结果表明,3处农村污水治理设施进水和出水中均检出不同程度的抗生素,浓度范围分别在ND～417.57 ng/L和ND～253.68 ng/L,其中土霉素浓度最高,进出水的浓度分别为417.57、253.68 ng/L;其次是氧氟沙星,在进出水中的最高浓度分别为278.75、183.73 ng/L。3处农村污水治理设施对抗生素的去除率在-58.32%～45.52%,对目标抗生素的去除率较低。与国内外其他地区农村污水相比,所选地区的进出水中抗生素的浓度较高。通过生态风险评估发现,经处理后的污水中均含有一种RQ≥1的抗生素物质,并且发现氧氟沙星为处理后污水中的高风险污染物,污水的排放会对环境造成一定的生态风险。     

应用S-T模型对沉积物中PAHs的生态风险分级评价

本文构建S-T模型,运用集对分析理论（set pair analysis）构建基本模型,采用层次分析法并参考毒性当量因子确定各指标权重,应用三角模糊数（triangular fuzzy number）对差异度系数进行改进,基于加拿大沉积物环境质量标准,对沉积物中多环芳烃进行生态风险分级评价.结果表明,该模型考虑到化合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因素并做模糊处理,对差异度系数进行改进体现沉积物中多环芳烃生态风险等级标准的模糊性,为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生态风险分级评价提供了一种简便客观有效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