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水战略:拯救民勤绿洲的新思路

位于甘肃石羊河下游的民绿洲，水资源极度缺乏，生产、生活和生态用水矛盾突出，出现了严重的生态危机，其中湖区的生态经济系统已呈“崩溃”之势。拯救民勤绿洲成为社会广泛关注的重大问题。“虚拟水”是20世纪90年代初Tony Allan提出的一个新概念，虚拟水战略是指贫水区域通过贸易的方式从富水地区购进水资源密集型产品来获得本区水资源安全的一种构想。本文通过对节水、调水、移民等常规方案与虚拟水战略的对比分析后，认为虚拟水战略是拯救民勤绿洲的一个全新思路，探讨了虚拟水战略实施的政策建议；提出了创新区域水资源管理体制和区域经济发展思路以及建立国家生态补偿机制的主张。     

甘肃省耕地资源转变为建设用地的价值损失评估

依据耕地资源具有的社会保障功能、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和经济产出功能,初步建立耕地资源的价值评估体系,综合运用市场价值法、替代法、机会成本法和影子价格法等评价方法,估算了甘肃省12个市(州)2007年耕地转变为建设用地所导致的正面效应价值损失。结果表明,由于建设用地占用耕地造成的价值损失相当巨大,2007年全省建设所占用耕地的总面积为1 564.66 hm2,造成的价值损失多达95 904.09万元,各市(州)1 hm2土地的损失都超过了45万元。从价值损失的构成来看,损失的直接使用价值为45 712.77万元,间接使用价值达50 191.32万元。可以看出,耕地资源除为社会提供直接产品价值外,还有巨大的间接使用价值,而且这种价值对人类的贡献比农产品的产出价值更为显著。     

城市化:人口增长约束及其政策启示

城市化过程与人口自然增长率的下降显著相关。我国正处于城市化加速推进的重要时期,人口增长速度的减缓既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创造了有利条件,也带来了一系列需要考虑和解决的问题。本文基于我国城市人口的生育率明显低于农村人口,而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迅速上升这一事实做出四个推论,对我国人口数量及城乡结构变化的可能情景进行了分析。约束我国人口增长的因素可简化为生育政策效应和城市化效应二部分,前者可视为外部约束,后者可视为内部约束(即家庭主动节育)。参照城市化过程、人口增长变化与我国具有共同趋势的17个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情况,用类比方法估算出1972-2012年期间我国约束人口增长的城市化效应和计划生育政策效应。结果表明,前者使人口自然增长率由24.57‰下降到10.0‰-12.0‰,后者则进一步使增长率下降到4.87‰,并减少出生人口3.44亿-4.14亿人。可分三个阶段来分析内、外部因素的影响效果,政策效应时期(1972-1980),政策效应为主、城市化效应为辅时期(1980-1995),政策效应与城市化效应并重时期(1995-2012)。40年来政策效应由强变弱,城市化效应由弱变强。在新的发展阶段上,为减轻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需要继续控制人口增长。另一方面,为避免人口老龄化带来的诸多问题,需要保持人口的适度增长。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人口政策的重大调整非常及时和必要,但需要在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同时,逐步减弱政策约束,增强内部约束,充分发挥城市化的效应。在各地区、各民族实行统一的生育政策,把约束人口增长的机制由政策强制变为家庭主动意愿,创造更加公平、合理和人性化的制度环境和平台,有序推进城市化过程。     

高寒藏区农牧村家庭能源消费特征及影响因素——以甘南高原为例

能源是消除贫困和实现经济社会与人类发展的重要因素。文章在对甘南高原23个乡镇357个家庭用能资料分析的基础上,研究了高寒藏区农牧村家庭能源消费的特征及主要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农牧村人均能源消费量为996.05 kgce,以畜粪等生物质能为主,能耗水平高,消费品质差,综合热效率只有18.77%,大部分农牧民还停留在满足基本生存需求的状态;2从牧区到农区,能源消费结构由单一转向多元化,热效率从16.87%提高到23.93%,人均能耗水平逐渐降低,空间阶梯特征明显;3农牧村家庭能源消费模式是多种因素影响的结果,其中牧区主要受生活方式、家庭规模和宗教支出的影响,农牧交错区主要受家庭规模、家庭年收入、家用电器种类和年均取暖时间的影响,农区主要受人均耕地面积、家庭年收入和家庭规模的影响;4结合农牧村实际情况,建议实施牧民定居工程、增加现代能源供给、鼓励使用新能源设备、推广生物质能高效清洁利用技术、强化农牧民的节能环保意识,在保证农牧民基本能源需求的基础上,尽可能减轻能源消费带来的环境压力。     

基于农业用地和地形约束的陇南山区适宜人口规模估算

陇南山区地形复杂,耕地不足,经济贫困,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较大。研究适度人口容量对于地震灾后重建、缓解贫困以及保护长江上游的生态安全具有重要意义。以人均粮食和经济水平两个指标来估算温饱、宽裕和小康3个水平上的人口承载量,测度人口和农业资源的关系。并基于地形复杂度计算劳动用工及可抚养人口。结果表明:目前陇南10县(区)的人口在温饱生活水平下尚有超载。以小康生活为标准,适宜人口规模约为135万。经营现有的农耕地和林地需要100.81万劳动力,可抚养人口191.54万人,加上城镇人口总人口为231.03万。这个人口规模实现温饱有余而宽裕不足,难达小康目标。"人口-农业用地-劳动力"之间形成了一个怪圈,决定了陇南山区农村实现小康目标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为此,陇南山区的灾后重建和区域可持续发展需要创新思路,多方并举。     

基于农业用地和地形约束的陇南山区适宜人口规模估算

陇南山区地形复杂，耕地不足，经济贫困，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较大。研究适度人口容量对于地震灾后重建、缓解贫困以及保护长江上游的生态安全具有重要意义。以人均粮食和经济水平两个指标来估算温饱、宽裕和小康3个水平上的人口承载量，测度人口和农业资源的关系。并基于地形复杂度计算劳动用工及可抚养人口。结果表明：目前陇南10县(区)的人口在温饱生活水平下尚有超载。以小康生活为标准，适宜人口规模约为135万。经营现有的农耕地和林地需要100.81万劳动力，可抚养人口191.54万人，加上城镇人口总人口为 231.03万。这个人口规模实现温饱有余而宽裕不足，难达小康目标。“人口 农业用地 劳动力”之间形成了一个怪圈，决定了陇南山区农村实现小康目标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为此，陇南山区的灾后重建和区域可持续发展需要创新思路，多方并举.     

中国省域能源资源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基于“资源诅咒”假说

我国的能源资源分布和经济发展水平都存在着明显的地区差异。论文选取一次能源生产量和对外依存度两个解释变量作为资源丰裕度指标,用中国30个省区1997—2007年的数据建立面板回归模型(因资料限制,未计算西藏、香港、澳门和台湾),分析近10多年来我国能源资源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讨论"资源诅咒"假说在我国的适用性。结果表明,两个解释变量与经济发展速度的关系都说明了能源资源对经济增长的负效应,即存在"资源诅咒"现象。但回归系数的绝对值很小,说明"资源诅咒"的效应不明显。并且这种负效应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小,反映了"资源诅咒"现象不具有长期性,在我国已渐趋淡化。特别是一些能源资源大省如内蒙古和山东已经破解了"资源诅咒",经济增长呈快速上升趋势。这启示我们,只要通过有效的政策、技术手段,改善资源富集地区的发展基础和制度安排,可以避免"资源诅咒"效应的产生。     

一个农业系统生物能量转换的动态模拟

本文用系统动力学的方法，从生物能量转移的角度，探讨了一个村庄农业系统结构与功能的关系，首先在调查和实验的基础上确定系统内部各因子之间的动态关系。进而构造一组数学模型来描述系统的变化。然后在计算机上做模拟实验，结果表明，对我们所讨论的系统，控制人口增长，提高燃料热效率，减少生物能做燃料的比重，调整作物结构，发展畜牧业，就可以提高作物产量，改进系统的生态和经济效益。     

食物贸易视角下的全球食物供需平衡及其演化分析

用食物供给量与生产量分别表示食物的可及性与自给率,其差值可表示食物贸易量,以人均每天卡路里为单位进行的折算可以更好地反映膳食营养的变化。从食物贸易视角分析了28年来食物供需平衡状况,结果表明:（1）1986—2013年,全球食物贸易量增加1.5倍;食物总产量增加0.75倍,贸易量在总产量中的比例增加约8个百分点,相当于7.9×10⁸ t食物进入国际市场,这成为改善膳食结构的重要因素。（2）28年来,食物可及性与自给率呈上升趋势,全球绝大部分人口已经达到最低2200 kal的营养标准。（3）食物可及性、自给率、贸易量均存在地域差异,非洲及南亚的部分国家是低值地区。（4）总体来看,全球人均每天热量与蛋白质供给量增加。低收入国家增速最快,中等收入国家增速次之,高收入国家增速最慢。但非洲、东南亚等地的一些欠发达国家仍未达到最低的营养标准,全球仍有一部分人处于营养不良状态。     

水资源利用对敦煌市生态环境演变的影响分析

基于遥感数据的解译分析,从1987年到2007年敦煌市自然植被面积下降543.69 km²,自然生态系统面积缩小17.62%,土地荒漠化趋势明显。根据实际测定的样方生物量与对应的土地利用类型面积拟合曲线,估算这一时期自然植被的生物量从102.42×10⁴ t下降到72.33×10⁴ t。敦煌市自然植被和人类活动的用水量此消彼长,总用水规模在6.3×10⁸ m³左右。自然植被用水量从1987年的3.072 7×10⁸ m³减少到2007年的2.17×10⁸ m³,净减少达30%。人类活动用水量从1987年的3.315 7×10⁸ m³增加到2007年的4.093×10⁸ m³。疏勒河干流及其支流党河都因为人类活动用水大量增加,挤占了自然植被的用水。特别是农业灌溉占用了绝大部分水资源,成为敦煌生态环境退化的主要原因。恢复和保护敦煌的生态问题,不仅需要调控党河流域的人类活动,也要调控疏勒河干流地区的人类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