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建设用地指标市场化交易预警研究

对集体建设用地指标市场化交易进行预警研究可以更好地为其入市提供科学的监督和管控。本文以集体建设用地指标市场化交易的结果征兆信息建立其警兆值的评测指标体系;运用基于主成分分析的"惩罚性"变权法确定权重,计算综合模拟指数划分警界区间、确定警度;结合GM(1,1)模型进行警度预测,并以江苏省新沂市为例进行了实证测算。研究结果表明:1采用景气信号灯来反映警度,2007-2008年新沂市的集体建设用地指标市场交易的警兆值为-0.041和0.184,处于紫色预警;2009年警兆值为0.238,处于蓝色预警;2010年警兆值上升到0.649,处于绿色预警;2011-2013年警兆值从0.876提高至0.920,处于红色预警状态。2对指标体系进行主成分分析确定基础权重,得到建设用地转耕地面积(0.08)、农民宅基地拆迁安置补偿费(0.084)、地均财政收入(0.083)等的基础权重明显大于其他指标,是制约预警警度的重要因素。3通过"惩罚性"变权研究,得知农民宅基地拆迁安置补偿费的变权权重值有波动下降趋势,说明该指标的重要性递减;第一产业单位面积产值、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覆盖率、农村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的变权权重值有波动上升趋势,说明这些指标的重要性在不断加强。42014-2016年新沂市集体建设用地指标市场交易的预测警兆值是1.566,1.711和2.154,均是红色预警,表明集体建设用地指标交易持续高热。结论与建议:预警结果能为监测集体建设用地指标市场交易情况提供依据,对上述重要因素进行科学合理的管控将有利于降低指标市场交易的警度,以促进集体建设用地入市的持续健康发展。     

PPP模式下中国农村环境治理的成效和问题及对策建议

农村环境污染是我国城乡全面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在PPP项目快速扩张及美丽乡村建设硬任务下,探究农村环境治理PPP模式的具体做法及成效具有现实意义。结果发现,农村环境治理PPP实践可分为独立环节、专项治理和全域治理三种典型模式,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解决资金、技术和主体等关键短板。但不可忽视的是,其实践效果不太理想且面临诸多难点,例如融资功能依旧占主导、项目规模偏大且盈利性弱、竞争性市场未形成等。因此,农村环境治理PPP模式需从实际出发并审慎推进、项目规模坚持适度原则、强化政府契约精神和有效监管,发挥农民主体作用并增强获得感。     

江苏省耕地资源动态变化及驱动力研究

根据江苏省不同来源耕地数据差异，适当修正得到1949~2006年耕地数据序列，引入耕地变化率、耕地分布重心等指标，研究江苏省近60年来耕地资源动态变化的基本过程及其空间差异，然后运用相关分析和因子分析初步探讨了耕地数量变化的主要驱动力，并建立耕地数量变化的多元回归模型。研究表明，江苏省耕地面积经历了由增加→急剧减少→缓慢减少→快速减少的变化过程；苏北滨海平原区、中部里下河浅洼平原区及宁镇扬低山丘岗区耕地有所增加，而苏南长江三角洲平原区耕地则急剧减少，耕地重心呈现向后备资源丰富、人地矛盾较为缓和的地区移动的趋势；人口增长与农业科技进步、经济发展和农业结构调整是耕地面积变化的主要驱动因子；预测2020年江苏省耕地总量45449×104 hm2，人均耕地0053 hm2；要保护有限的耕地资源，江苏省必须转变土地利用方式，并实行严格的耕地保护政策。     

土地要素部门间流动对农业环境的影响

本文运用时间系列的省级数据,采用数理统计法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法分析了土地要素在农业与非农部门之间流动对我国环境可持续性的影响.分析表明:近几十年来土地要索在农业与非农部门之间的流动可从三个方面影响农业环境:首先,在粮食自给率不变的条件下,耕地数量的减少使得农地利用强度加大,而过离的农业外部投入成为一大污染源;其次,非农地向农地的转化降低耕地的总体质量,并使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整体下降;再次,土地在农业与非农业部门之间的这种双向流动,即农转非和非转农促使我国粮食生产重心转向生态脆弱地区,可能导致环境隐患.据此,文章认为:单纯平衡耕地数量的政策将会给环境可持续性带来不确定性.未来的土地利用和政策必须考虑环境因素,土地要素在农业与非农业部门之间流动时的价格要能够反映农业的多功能性和正外部性.     

区域协调的耕地保护利益补偿机制

区域协调与利益补偿是实现耕地保护与粮食安全的必然选择。应用对比分析的方法，从经济发展带来的耕地面积减少、区域间耕地保护压力与机会成本差异、区域间耕地保护责任与义务不对等等方面阐述了耕地保护区域协调的客观性与必要性，提出了耕地保护利益补偿区域协调的基本思路，并从补偿/受偿区域确定、补偿途径选择、补偿标准测算、补偿资金使用管理等方面对区域间耕地保护利益补偿机制的具体运作做了探讨。研究结果表明，构建区域耕地保护利益补偿机制有较强的现实必要性，各区域的实际情况也具备了进行协作的基础，同时需要在制度层面为耕地保护利益补偿的区域协调提供必要的保障.     

基于PSR模型的土地利用系统健康评价及障碍因子诊断

土地利用系统健康评价及障碍因子诊断是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重要基础。在界定土地利用系统健康内涵的基础上，构建了基于PSR模型的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和障碍度模型，对四川省土地利用系统健康进行了评价。研究结果表明：（1）2000~2008年四川省土地利用系统健康水平总体不断提高，综合指数从0394 5增加到0557 3，健康等级经历了“不健康 临界状态”的演变历程；（2）压力指数总体上呈现下降趋势，状态指数和响应指数总体上呈现上升趋势；（3）长远来看，系统压力是影响土地利用系统健康的首要因素，2000~2008年系统压力和系统状态的障碍度分别以年均881%和097%的速度增加，而系统响应的障碍度以年均766%的速度下降；（4）影响土地利用系统健康的主要障碍因子包括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人均耕地面积、土地垦殖率、水土流失程度、地均GDP等。为了促进土地利用系统健康水平不断提高，需要进一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强土地利用监督管理，加大环境治理力度，有效控制水土流失程度     

3S技术在衔接主体功能区规划与土地利用管理中的应用

主体功能区规划的基本任务是优化国土开发格局，其与国土资源部“加强国土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整体控制作用”这一主要职能有着共同目标内涵，因此，理顺主体功能区规划和土地利用管理的关系，将二者有机衔接已成为促进国土合理规划与开发、提高土地利用管理水平的重要基础。研究以3S技术应用流程为主线，从主体功能区规划与土地利用管理衔接的需求、定位与内容出发，分别从数据获取与集成管理、空间评价、区划界线划分与协调以及辅助决策和智能应用等方面探讨数据库、模型库、空间分析以及空间多准则决策和元胞自动机等3S技术在二者衔接过程中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应用，特别是对应用3S技术实现主体功能区宏观引导作用，发挥土地利用调控功能进行了系统分析，为促进基于主体功能区规划的土地利用与管理工作提供技术参考。     

江苏省耕地资源动态变化及驱动力研究

根据江苏省不同来源耕地数据差异，适当修正得到1949~2006年耕地数据序列，引入耕地变化率、耕地分布重心等指标，研究江苏省近60年来耕地资源动态变化的基本过程及其空间差异，然后运用相关分析和因子分析初步探讨了耕地数量变化的主要驱动力，并建立耕地数量变化的多元回归模型。研究表明，江苏省耕地面积经历了由增加→急剧减少→缓慢减少→快速减少的变化过程；苏北滨海平原区、中部里下河浅洼平原区及宁镇扬低山丘岗区耕地有所增加，而苏南长江三角洲平原区耕地则急剧减少，耕地重心呈现向后备资源丰富、人地矛盾较为缓和的地区移动的趋势；人口增长与农业科技进步、经济发展和农业结构调整是耕地面积变化的主要驱动因子；预测2020年江苏省耕地总量45449×104 hm2，人均耕地0053 hm2；要保护有限的耕地资源，江苏省必须转变土地利用方式，并实行严格的耕地保护政策。     

中国建设占用耕地数量与人口增长关系实证

采用经济计量分析方法通过观察1986-2006年中国建设占用耕地数量与人口增长之间的动态演进机制,提出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的假设,并进行了验证.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建设占用耕地资源数量变化与人口增长具有协整关系,即两者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建设占用耕地资源数量与人口增长之间相互作用的效果存在明显差异,建设占用耕地资源数量对人口增长带来的冲击响应强烈,而人口增长对建设占用耕地资源数量的冲击响应则相对较弱;进而验证建设占用耕地资源数量的变化与人口增长之间存在从人口增长到建设占用耕地数量变化的单向Granger因果关系,而从建设占用耕地数量变化到人口增长的Granger因果关系并不显著.因此,为协调"人口-(土地)资源"的关系,我国政府在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基础上,应同时采取长期而非短期的策略,把"先补后占"、耕地转用许可制度等系列耕地保护政策与土地集约节约利用作为主要途径.     

中国城市土地供给制度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及其应用研究

对一种制度的绩效进行量化评价是近年来制度经济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城市土地是城市形成与发展的基础，而土地资源的供给直接关系到城市的兴衰与区域的发展。近年来我国在城市土地供给制度上进行了较大的改革，作为一种制度改革，其绩效的评价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可以实现评价的诊断功能和预瞀功能。本文通过对制度绩效评价分析，提出对制度绩效评价可以转化为对制度目标实现程度的评价，归纳出我国城市土地供给制度绩效的评价标准，遵循“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以土地结构配置效应、经济效应和公平配置效应为表现，初步提出了现行的城市土地供给制度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并对南京市近年来的城市土地供给制度的绩效进行了实证研究，提出了相关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