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然资源消耗与国家资源安全变化趋势

在大量消耗自然资源与付出一定环境代价的基础上 ,中国经济得以高速增长 ,未来我国将处于世界发展格局的工业文明边缘极 ,注定将消耗更多的自然资源 ,整个社会经济体系对自然资源和环境问题更为敏感 ,我国对国际自然资源的依存度越来越强 ,其它国家的“中国威胁感”增强。鉴于上述基本趋势 ,中国未来资源安全以不出现重大资源危机为目标相对合理 ,在争取资源安全策略方面应采取的方式为 :①逐渐调整我国社会经济结构 ,使之适应自然资源短缺的现实 ,使整个经济体系资源利用效率化 ;②科学地养护我国现有自然资源基础 ,提高自然资源供给能力 ,使其免遭不可恢复的破坏 ;③全面增强各领域的国际影响力 ,积极建造有利于我国充分利用外国资源的国际秩序。     

资源型城市转型与旅游资源开发 --以铜川市为例

资源型城市的共性问题是产业结构重型化、经济结构单一，经济发展相对停滞，居民收入水平下降和生态环境严重恶化。特别是我国加入WTO后，经济结构调整与转型成为资源型城市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开发旅游资源、着力发展旅游业是资源型城市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措施之一。本文在分析旅游业对资源型城市经济发展作用的基础上，以铜川市为例，提出了资源型城市发展特色旅游业的对策。     

六盘山生态旅游区旅游步道对人类践踏干扰的响应研究

从生态系统响应和游客主观认知的双重视角,对六盘山旅游区旅游步道对人类旅游践踏干扰的响应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①自然状态下旅游践踏干扰主要集中在旅游步道边缘1~3m范围内,但不同生态系统差异较大。在调查的3个景区中,小南川景区乔灌草生态统主要集中在旅游步道1m左右;凉殿峡景区高山草甸生态系统集中在1~2m之间;野荷谷景区华北落叶松林下生态系统则达到3m左右;②采用地表覆盖物响应指数(Index of Land Cover Impact,ILCI)和游客可接受改变限度(Limits of Acceptable Change,LAC)来衡量受干扰旅游步道响应程度,在1m范围内各调查样区ILCI均达到4级或5级严重冲击程度;1~2m间以凉殿峡景区ILCI值较高(39%),介于1~2级之间,而小南川与野荷谷景区ILCI值属1级轻微影响;3m及以外三者影响基本较小。游客对游道沿线土壤裸露度可接受改变限度为55.7%,3个调查样区1m范围内植被覆盖减少率(CR)均超过此水平;③调查样区旅游步道响应强弱与游道坡度、边坡坡度以及游道宽度具有一定相关性;④地表覆盖物响应指数因与其它各响应变量间显著相关,可作为评估旅游干扰系统响应的一项简易而有效的指标。研究结果也表明,目前旅游践踏干扰已对游道沿线环境以及游客游憩体验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因此,改变目前景区开发无序状态,加强旅游步道规划设计和游客行为规范,建立长期环境监测系统,将对制定防治游憩冲击策略,促进六盘山生态旅游区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指导价值。     

中国资源管理模式的发展历程与改革思路

研究资源管理模式对实现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在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过程中，经过了供给管理、需求管理、资源化管理、资产化管理等几个不同的管理模式，在分析比较这些管理模式的产生背景、主要内容和优缺点的基础上，借鉴国外发达国家资源管理模式的成功经验，认为中国应该采用资源化管理与资产化管理相结合的资源管理模式，提出了部分对策建议。     

中等城市居民生活消费生态系统占用的比较分析——以泰州、商丘、铜川、锡林郭勒为例

论文引入生态足迹用于分析城市居民消费,通过选取代表不同经济水平和具有不同消费特点的泰州、商丘、铜川、锡林郭勒4个地级市(盟),从生态系统占用角度计算并分析了不同地区中等城市居民生活消费生态系统占用的差异。结果表明:泰州、商丘、铜川90%左右的生态占用来自人们对吃穿的消费,而锡林郭勒这部分的占用则不到70%,其相当一部分占用是来自为了克服较差的气候条件而产生的取暖用煤量;位于草原地区的锡林郭勒多消费牛羊肉,对草地的人均占用多达0.333hm2,是其他地区的数倍,位于长江流域的泰州水产消费较其他地区多,对水域的人均占用达到了0.116hm2,另外三地仅及其16%～45%。结合4城市的生态空间分析发现,仅商丘、泰州、铜川的城镇居民生活消费所占用的生态空间就已经超出了整个城市地区的生态承载水平,即使是地广人稀的锡林郭勒,城镇居民生活消费的生态占用也已接近全盟生态承载的1/2。显然,城市是一类典型的生态赤字区,如何有效调节城市居民的消费方式与消费结构,对于促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全球气候变化下的中国粮食安全问题研究

粮食是人类生存的基础,保障粮食安全是“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重要目标之一。论文基于粮食系统视角,从全球气候变化对粮食系统的作用、保障粮食安全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以及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粮食安全适应性策略出发,揭示粮食安全与全球气候变化的相互作用,系统梳理全球气候变化下的中国粮食安全问题。研究结果表明：1）全球气候变化导致粮食系统不确定性增加,且对中国粮食生产的影响加剧;2）粮食需求是全球气候变化的主要驱动力,粮食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加剧了全球气候变化;3）多尺度有机结合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保障粮食安全需在微观上“藏粮于技”实现提质增效,在中观上“藏粮于地”注重生态建设,在宏观上坚持市场为主导完善粮食政策体系。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保障粮食安全研究呈现从单一学科、单一维度、单一手段向依靠多学科开展多尺度、多要素、系统综合集成研究保障粮食安全转变,从高碳粮食系统向低碳高效粮食系统转变的趋势。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美丽秦巴”专家笔谈

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为维护全球生态安全,建设美丽中国,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达到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目标,就必须正确认识自然规律、尊重地球、敬畏地球、规范人类行为;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必须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还自然以宁静、和谐与美丽。     

科学立法制止餐饮浪费的若干问题——“食物节约立法”专家笔谈

食物浪费问题受到全球广泛关注。国外已有不少国家通过法律加以全面调整。食物浪费现象产生的原因有科学技术、行为人主观因素、传统所有权制度固有缺陷等方面。我国食物浪费主要以大众餐饮食物浪费为主,在全社会必须形成节约光荣、浪费可耻的法律氛围。发生餐饮食物浪费的领域主要包括婚宴、“事件性宴聚”、商务宴请、朋友聚餐。我国虽有法律涉及食物浪费问题,但现行规定较为原则、分散,缺乏系统性、可操作性。对食物浪费行为进行法律规制是保障粮食安全、履行国际义务、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升级整合法律规范的需要。应该制定一部专门性法律,将资源社会性理念和绿色发展理念融入立法,通过直接禁止、税收调整、消费引导等方式综合规制公共主体、公民个人这两类主要行为主体在食物生产、加工和消费各环节的食物浪费行为。立法调整的重点应该是食物和浪费食物的行为。     

西藏粮食安全状况及主要粮食供需关系研究

西藏粮食安全事关当地的长治久安以及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论文基于2010年农户层面的食物消费调研数据,并且结合粮食市场调研、粮食加工企业调研以及政府部门调研数据等,在研究西藏粮食生产和消费基础之上,重点分析了西藏主要粮食（青稞、小麦和水稻）供应和需求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全区粮食供应数量较高,特别是外地调入粮食供给能力不断增强,提高了西藏粮食安全保障程度。2010年全区主要粮食生产为85.09万t,而家庭层面主要粮食消费为88.81万t,粮食生产和消费基本持平;但是考虑到本地粮食消费比重为60.8%,2010年本地粮食消费只有54.0万t。从整个西藏地区来看,虽然西藏地区粮食供应已经大于其需求（西藏地区三大粮食作物总供应146.3万t,而总需求超过95.9万t,供应为需求的1.5倍）,但是从不同地区来看,区域之间的粮食供需差别非常大,尤其是藏北牧区（主要是那曲地区）,粮食缺口比较大,未来需要加强藏北地区粮食的供给力度,提升其粮食安全的保障能力。随着内地粮食进藏数量和种类不断增加,未来需要进一步转变粮食购销体制系统,把粮食生产者（即农民）考虑在粮食流通市场之内,进一步加强和重视西藏粮食生产者在粮食流通中所发挥的作用,从而增加西藏农村地区家庭中余粮流通,增加青稞特色产业发展,提高农民收入。     

中国草地资源利用：生产功能与生态功能的冲突与协调

草地生态系统具有多功能性,既提供多种畜牧产品,同时也具有多样化的生态服务,诸如防风固沙、保持水土、维持生物多样性等。因此,健康的生态系统是生产功能与生态服务和谐并存的统一体。我国有各类天然草地 4×10⁸hm²,其中80%的草地主要分布在干旱、半干旱的北方地区,即主要分布在兴安岭-燕山-吕梁山-秦岭-西藏高原东缘一线以西的广大地区, 这一地区自然条件差,生态系统脆弱。因此,草地生态系统具有保障北方地区畜牧业发展和维护我国生态安全的双重角色。1949年以来,我国草地资源利用中由于长期追求生产功能最大化,忽视了对生态功能和服务的养护,造成生态系统退化,从而影响生态服务的发挥,导致了生产功能与生态服务的冲突。一是在突出生产功能的政策导向下,片面追求草地生产功能最大化,导致大量优质草地被大面积开垦,天然草地资源缩减,出现结构性和功能性的生态退化,生态服务功能受到显著损害。二是由于生产要素投入不足,使得草地系统输出和输入不平衡,难以维持正常的物质和能量循环过程,从而导致生产功能与生态功能的冲突。这主要是由于草地资源是我国的公共财产资源,即使实行草地承包制度后,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分离,加上缺少政策制度的约束,因此形成了牧民对草地资源的掠夺式利用。三是我国畜产品生产需求增长与生态功能保护需求的矛盾愈加突出。在草地资源开发利用中“重用轻养”的失误既阻碍了我国草地畜牧业的现代化进程,更加剧了我国草地生产功能与生态服务的冲突。所以,在我国人口趋多,耕地趋少,粮食趋紧、畜产品消费趋增的态势下,充分利用占国土面积41%的草地资源,建立生态保护约束下的草地资源利用模式,协调草地生态系统的生产功能和生态服务关系,是解决我国耕地资源不足、维护我国生态安全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