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极限供需的建设用地区域差别化管控研究——以扬州市为例

根据区域建设用地的极限供需状况制定区域差别化的建设用地管控政策，有利于建设用地总量控制目标实现和建设用地的精细化管理。以扬州市为实证区域，构建基于资源环境容量约束的建设用地极限供给与经济发展驱动的建设用地极限需求的测度模型，以期为区域差别化的建设用地管控提供参考。研究表明：（1）扬州市建设用地极限供给总规模为 162 686.44 hm，未来建设用地可拓展空间总体上呈现南多北少的特征；（2）扬州市建设用地极限需求规模为 158 164.63 hm，南部地区高于北方；（3）扬州市建设用地极限需求不会突破资源环境容量约束的极限供给上限，其中仪征市和高邮市的极限需求规模超出极限供给规模，市区、江都区和宝应县极限需求规模小于极限供给规模；（4）仪征市与高邮市应根据极限供给规模严格控制建设用地总量，提高建设用地利用效率，降低经济发展对土地要素的过度依赖；市区和江都区可构建区域的协同一体化发展战略，适当扩张建设用地规模，优化区域建设用地空间布局；宝应县应注重耕地保护，予以适度的建设用地指标倾斜，促进经济增长与耕地保护协调发展。 关键词： 建设用地；供需分析；区域分异；扬州市     

资本下乡过程中农地流转风险识别、形成机理与管控策略

资本下乡介入农地流转可以实现农村地区人、地、资本的协调发展，但同时也可能引发复杂多样的风险问题，已经成为农村经济社会转型的两难选择。为此，运用归纳演绎法和风险系统分析法，系统剖析了资本下乡过程中农地流转风险及其形成机理。研究结果表明：资本下乡过程中农户农地流转风险可以分为土地权益风险、社会保障风险和土地利用风险3个方面；风险受体为农户、社会经济子系统和土地生态子系统；风险源存在流转阶段差异，约定阶段风险源包括产权边界不清、制度规则模糊、信息不对称、激励政策不合理、政策执行主体能力偏低和准入机制缺失，执行阶段风险源为监管机制缺失和配套措施不完善；各类风险源通过“聚合反应”释放“产权公共领域”、“行为空间”、“合谋”、“选择行为”及“负外部性”等逆境胁迫因子作用于风险受体，引发各类流转风险。因此，通过一系列措施避免产权处于“公共领域”、缩小强势集团“行为空间”、防止权力与资本走向“合谋”、防范利益集团“选择行为”、降低流转“负外部性”可以有效管控资本下乡介入农地流转过程中的各类风险。研究成果可以为引导农地有序流转、保护农民合法权益、促进农村经济社会转型提供参考。 关键词： 资本下乡；农地流转风险；风险管理     

长江上游地区生态重建的经济补偿机制探析

长江上游地区生态环境日益恶化是全社会关注的问题。生态重建面临着一系列问题 ,如经济、粮食、就业等问题 ,其中经济问题是最根本的 ,仅靠上游地区是难以解决的。就此问题 ,笔者根据生态环境资源有偿使用并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原则 ,运用对策思维方法 ,提出建立经济补偿机制 ,实行内部补偿、外部补偿和代际补偿相结合的补偿模式 ,实现长江流域经济、生态、社会协调发展。在生态重建初期 ,以外部补偿和代际补偿为主 ,内部补偿为补充 ;待上游地区经济补偿能力提高以后 ,则以内部补偿为主 ,外部补偿和代际补偿为补充。内部补偿重点在于挖掘自身的经济潜力 ;外部补偿的最佳模式是进行造血式经济补偿 ;代际补偿除给予资金支持外 ,还表现为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循环型农业的含义、经济学解读及其政策含义

首先讨论了循环型农业的含义及其特点，并与现代常规农业、生态农业、绿色农业和持续农业进行了比较；然后从经济学角度对循环型农业进行了解读，认为循环型农业可通过区域大循环的规模经济和结构效应以及企业小循环的产业链增值两方面获得效益：并提出，加快科技进步、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加强区域处理中心建设以及建立和完善支持政策措施是促进循环型农业顺利发展的重要内容。     

江苏省耕地资源动态变化及驱动力研究

根据江苏省不同来源耕地数据差异，适当修正得到1949~2006年耕地数据序列，引入耕地变化率、耕地分布重心等指标，研究江苏省近60年来耕地资源动态变化的基本过程及其空间差异，然后运用相关分析和因子分析初步探讨了耕地数量变化的主要驱动力，并建立耕地数量变化的多元回归模型。研究表明，江苏省耕地面积经历了由增加→急剧减少→缓慢减少→快速减少的变化过程；苏北滨海平原区、中部里下河浅洼平原区及宁镇扬低山丘岗区耕地有所增加，而苏南长江三角洲平原区耕地则急剧减少，耕地重心呈现向后备资源丰富、人地矛盾较为缓和的地区移动的趋势；人口增长与农业科技进步、经济发展和农业结构调整是耕地面积变化的主要驱动因子；预测2020年江苏省耕地总量45449×104 hm2，人均耕地0053 hm2；要保护有限的耕地资源，江苏省必须转变土地利用方式，并实行严格的耕地保护政策。     

农村居民点整理适宜性评价及其分区管制

农村居民点整理适宜性评价是农村居民点整理方案制定及分区调控的基础。本研究以扬州市区106个行政村为对象,开展农村居民点整理的农户意愿调查,从整理政策、人际交往、生活习惯、经济压力等方面评价农户意愿大小,结合经济、社会及区位等因素构建农村居民点整理的适宜性评价指标体系,根据适宜性大小划定农村居民点整理适宜性分区,并制定分区管制措施。研究发现:农户整理意愿区域差异明显,研究区域北部和东部由于经济发展速度较快,且农村居民点整理政策设计较为完善,如槐泗镇凤来村的农户意愿分值高达36.5,而南部、西部的整理意愿相对较低,如瓜州镇鞠庄村的农户意愿分值仅25.9。研究表明:1将农户意愿引入农村居民点整理适宜性评价中,不仅考虑到社会、经济等宏观因素,而且综合了微观农户意愿,评价方法更为科学。2可拓展空间衡量居民点整理潜力,农户意愿和人口经济状况是影响整理适宜性的关键因素,而较好的基础设施状况将降低居民点整理的适宜性等级。3应考虑土地利用、社会经济、农户意愿等分区特征,从整理模式、中心村建设和土地利用策略等方面构建差别化的分区管制政策。优先整理区可采取一次性搬迁策略,将零星村庄整体迁并至中心城区、镇区或中心村;重点整理区应以迁村并点及闲置居民点复垦为主;适度整理区应走"滚动式"农村居民点整治之路;优化调整区应逐渐将靠近城区和镇区的居民点纳入城镇管理体系,加速其城镇化进程。本研究将为农村居民点整理重点区域选择和区域差别化的管制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区域协调的耕地保护利益补偿机制

区域协调与利益补偿是实现耕地保护与粮食安全的必然选择。应用对比分析的方法，从经济发展带来的耕地面积减少、区域间耕地保护压力与机会成本差异、区域间耕地保护责任与义务不对等等方面阐述了耕地保护区域协调的客观性与必要性，提出了耕地保护利益补偿区域协调的基本思路，并从补偿/受偿区域确定、补偿途径选择、补偿标准测算、补偿资金使用管理等方面对区域间耕地保护利益补偿机制的具体运作做了探讨。研究结果表明，构建区域耕地保护利益补偿机制有较强的现实必要性，各区域的实际情况也具备了进行协作的基础，同时需要在制度层面为耕地保护利益补偿的区域协调提供必要的保障.     

江苏省耕地资源动态变化及驱动力研究

根据江苏省不同来源耕地数据差异，适当修正得到1949~2006年耕地数据序列，引入耕地变化率、耕地分布重心等指标，研究江苏省近60年来耕地资源动态变化的基本过程及其空间差异，然后运用相关分析和因子分析初步探讨了耕地数量变化的主要驱动力，并建立耕地数量变化的多元回归模型。研究表明，江苏省耕地面积经历了由增加→急剧减少→缓慢减少→快速减少的变化过程；苏北滨海平原区、中部里下河浅洼平原区及宁镇扬低山丘岗区耕地有所增加，而苏南长江三角洲平原区耕地则急剧减少，耕地重心呈现向后备资源丰富、人地矛盾较为缓和的地区移动的趋势；人口增长与农业科技进步、经济发展和农业结构调整是耕地面积变化的主要驱动因子；预测2020年江苏省耕地总量45449×104 hm2，人均耕地0053 hm2；要保护有限的耕地资源，江苏省必须转变土地利用方式，并实行严格的耕地保护政策。     

土地利用规划与旅游规划协调研究

就土地利用规划和旅游规划之间难以衔接与协调的问题,依据规划及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原则,从"两规"的差异性、"两规"协调的理论和法律依据、"两规"协调的途径三个方面,试图分析和解决这一长期困扰土地利用规划界与旅游规划界的难题.     

扬州市土地利用变化的驱动力机制研究

基于扬州市1996—2004各年份土地利用数据及相关统计资料。分析了8年中土地变化的特点及主要驱动力因子，结果表明：①8年来全市主要土地利用类型的变化表现出耕地、园地的面积大幅下降，建设用地的面积普遍增长；②选择11项指标构建土地利用变化驱动力模型，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及SPSS13．0统计软件。分析得出：影响该市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驱动力因子是人口和经济的增长；③运用Eviews 3．1软件对土地利用变化中经济因素的驱动作用做回归分析得出：全市GDP每增长1亿元，需要新增建设用地约15．36hm^2．减少耕地约17．53hm^2；城镇化水平每增加1个百分点．需要减少耕地面积389．3hm^2，同时扩展城镇用地266．17hm^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