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水人工湖环境生物地球化学过程研究:以贵州红枫湖-百花湖为例

红枫湖和百花湖地处长江支流乌江水系猫跳河流域,位于黔中人为活动高强度地区,具低纬度-高海拔的地理区位;是河道型梯级开发的人工湖,具碳酸盐岩的地质背景、水寄宿时间小、水深变幅大、水体多功能、农区与覆水区镶嵌等重要特征。红枫湖表层沉积物Pb稳定同位素组成表明其污染具多源特征;剖析百花湖-红枫湖"突发性"水质恶化相互关联水质指标表明"湖泊黑潮"是特定季节、特殊气候条件下,沉积有机质生物氧化作用的耦合;脱氮过程受阻的pH控制导致亚硝酸根浓度增高;维护该湖泊水系环境质量需预防工业污染、流域侵蚀、生活污染并综合治理湖区。     

建设生态文明新惠山

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文明,是一个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坚持生态环保与经济发展并重,是一个区域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     

能源资源税改革对我国城镇居民的收入分配效应——基于投入产出模型的分析

基于投入产出分析方法,将城镇居民按照收入水平高低分为7个收入阶层,通过计算Suits指数值分析了我国能源资源税由从量征收向从价征收改革对城镇居民的收入分配效应.研究指出：单独实施煤炭资源税或天然气资源税改革具有累退效应,不利于收入分配公平;单独实施石油资源税改革则具有累进效应,有利于收入分配公平;在当前税率下同时实施3种能源资源税改革对收入分配公平基本没有影响;同时,需要关注能源资源税改革对低收入群体的影响,针对能源资源税改革导致低收入群体消费支出增加的情况,应制定相应补贴政策,降低对其福利水平的负面影响.     

影响银淡水生物水质基准的环境因素分析

水质基准是制定水环境质量标准,以及评价、预测和控制与治理水体污染的重要依据。为了系统分析水体硬度、物种门类和地域条件对水质基准的影响,本研究筛选了6门20科25种水生生物的毒性数据,用毒性百分数排序法推导了中国银的淡水生物水质基准。研究结果表明,银的基准最大浓度(CMC)与水体硬度呈幂函数关系,等式为CMC=0.85×e[0.62ln(水体硬度)-4.28]μg·L-1,基准连续浓度为0.02μg·L-1。中国和美国2个不同生物区系研究都表明低等生物(无脊椎动物)比高等生物(脊椎动物)对银离子的毒性更为敏感。由地域条件引起的生物区系和敏感物种差异及基准推导方法的不同也会影响水质基准值。     

协同创新科技助力打赢蓝天保卫战

如何统筹运用“科技创新”和“协同治理”来有效支撑精准治污、科学治污和依法治污是我国大气污染防治面临的挑战。本文梳理了协同创新助力大气污染防治的重要意义,指出当前我国大气污染协同治理在区域部门间权责利不匹配、科技支撑协同创新不足等方面仍然面临着深层次的问题和瓶颈。以大气重污染成因与治理攻关项目为例,系统分析了该项目在改善大气污染协同治理方面进行的有益探索,提出深入推进大气污染协同治理要充分应用大气污染防治协同治理的政策工具、开展多尺度多目标的协同控制、构建生态环境领域集中攻关新型举国体制、正确处理“一市一策”和区域联防联控的协同关系的建议。     

水体硬度对锌的水质基准及生态风险评估的影响

为了探究水体硬度对锌水质基准及生态风险的影响,筛选了锌对我国淡水水生生物的77种急性毒性数据和20种慢性毒性数据,以及相应的水体硬度数据,采用物种敏感度分布法分别推导硬度校正前后锌的长期和短期水质基准值,并使用概率密度重叠面积法及联合概率分布法评估锌在我国八大流域水体中的急性、慢性生态风险及HC₅（保护95%生物的污染物浓度）超标率.结果表明:①校正前长期和短期水质基准值分别为11.90和71.67 μg/L;在水体硬度分别校正为50、100、150、200、250和350 mg/L后,锌的短期水质基准值分别为53.39、82.29、105.98、126.81、145.76和179.82 μg/L,锌的长期水质基准值分别为10.25、12.52、14.07、15.29、16.30和17.19 μg/L.②当硬度校正为100~350 mg/L时,长期和短期水质基准值均高于硬度校正前的水质基准值,短期水质基准值校正前后最大相差近2.5倍.③在八大流域水体中,锌的急性和慢性生态风险以及HC₅超标率随着水体硬度的增加而降低.研究显示,水体硬度对水质基准和生态风险均具有显著性影响,建议在锌水质基准和标准制修订过程中充分考虑硬度影响,为流域精细化管理提供科技支撑,以实现合理有效地保护我国水生态系统安全.      

总结50年经验开创安全生产工作新局面

安全生产工作的根本目的是保护劳动者的生命与健康,维护企业的正常生产和发展,它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关系到国民经济持续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我国的安全生产工作从无到有,是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逐步发展起来的。　　１９４９年到１９５６年,为改变旧中国工人阶级处于被压迫、被奴役、生命健康没有保障的状况,《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保护青工女工的特殊利益”,“实行工矿检查制度,以改进工矿的安全和卫生设备”。《宪法》对改善劳动条件和建立工时休假制度也都有明确规定。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不断深入和有计划…     

基于光学遥测技术的合肥市气溶胶参数观测

为了解合肥市气溶胶光学特性参数,采用太阳光度计CE318对雾霾期间气溶胶进行监测并分析了气溶胶光学厚度(AOD)、Angstorm波长指数(α)、体积谱函数等气溶胶光学特性参数。同时采用多轴差分吸收光谱技术(MAX-DOAS)反演了雾霾期间二次气溶胶前体物NO2柱浓度并和固定点测量的颗粒物(PM)浓度进行了对比。分析表明,雾霾期间的气溶胶光学厚度比晴天高,且随波长的增加而减少。Angstorm波长指数在雾霾天气时平均值较高,表明合肥雾霾天气期间气溶胶粒子以细粒子为主。气溶胶前体物NO2浓度变化与雾霾天气空气中颗粒物含量(PM10、PM2.5等)变化一致性较好,表明二次气溶胶可能对气溶胶颗粒浓度有一定影响。     

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强制实施背景下“一主多元”治理模式的主体策略演化分析

随着经济不断发展和人民消费水平提升，垃圾分类治理问题日益严峻。实践经验表明，强制实施背景下政府主导与承包商、公众和环保组织为核心的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一主多元”协作模式，对于我国垃圾分类治理具有较好适用性。但该模式也存在“一主”突出、“多元”不足及其他系统性冲突。为明确多元主体参与策略对“一主多元”治理模式稳定性的影响，首先，本文分析了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强制实施背景下该模式运行机制及主体动因。然后，构建以承包商、公众和环保组织为主体的三方演化博弈系统，对不同策略组合下系统的演化结果进行演绎。最后，借助数值仿真分析了参与成本、环境收益和政府补贴对主体策略选择及系统稳定性的影响。结果表明：环保组织参与垃圾分类治理的积极性最高，公众最低；对于系统运行风险，承包商属于风险偏好者，环保组织属于风险回避者，公众属于风险中立者；承包商对参与成本最敏感，对政府补贴最不敏感，公众则正好与之相反；环境收益的提升有助于提高多元主体的参与积极性。这些发现对于如何提升多元主体参与垃圾分类治理的积极性及“一主多元”治理模式的运行效能具有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