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和磷配合施入对镉污染土壤的修复改良

为了研究两种改良剂配合施入对重金属污染土壤的改良效果,以棕壤为供试土壤,以玉米（OryzasativaL.）作为供试作物,采用二元二次正交回归组合设计方法,通过室外盆栽试验,研究了硅和磷配合施入对镉污染土壤中玉米生物量以及玉米茎叶中镉吸收量的影响。结果表明：硅、磷施入都能增加镉污染条件下玉米的生物量,其中磷的增产作用大于硅;硅、磷施入都能降低镉污染条件下玉米茎叶中的镉含量,硅降低玉米茎叶中镉含量的效应大于磷;硅、磷配合施入降低玉米茎叶中镉含量的效果大于上述两种改良剂单独施入。在本实验条件范围内,当硅为6.60g·kg-1,磷施入量范围在2.29～2.39g·kg-1时,玉米茎叶中镉含量为最低。因此可以由硅磷配合施入改良重金属污染的土壤。     

川西北至重庆市土壤剖面中有机氯农药的组成特征

用 GC-ECD 气相色谱仪对川西北至重庆市土壤剖面中的有机氯农药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总有机氯农药浓度为0.71~28.94ng/g,HCHs 和 DDTs 的浓度分别为0.06~2.10ng/g 和0.12~27.04 ng/g. 分析推测,部分地区有新的HCHs 和DDTs 输入. DDTs 的残留水平随着高程的增加呈跳跃式下降的趋势,而HCHs 的浓度分布则比较均匀.高海拔地区有机氯农药的大量残留证明了大气传输和山风作用是造成有机氯农药迁移、聚集的重要因素.     

SBR工艺中原生动物肉足虫的硝化指示作用

通过对SBR反应器曝气量的控制达到了控制硝化率的目的。对肉足虫虫体密度与硝化率相关关系分析结果表明,弯凸表壳虫、普通表壳虫,以及盖厢壳虫均可以作为硝化指示生物。与盖厢壳虫相比,弯凸表壳虫和普通表壳虫与硝化率的相关关系更高,虫体较大易于显微镜观察与计数,更适宜用作硝化指示生物。     

上海地表湿润度变化特征及成因分析

基于上海11个气象站历史气候数据,利用湿润指数分析了1960～2008年期间上海地表湿润度的时间变化特征和空间分布差异,并对其变化原因和不确定性进行探讨。结果表明,过去49年间,上海地表湿润度在1990s最高,而在1960s最低;湿润度在夏季显著增加,而在秋季显著减小。上海湿润度在空间分布上表现为南部高于北部,整个上海湿润度在过去49年间总体都呈增加趋势,且东部增加多于西部。上海湿润度变化主要受降水量和潜在蒸散量的影响,日照时数、气温日较差和平均地温通过对潜在蒸散的影响,从而都与湿润指数显著负相关。上海潜在蒸散的变化与其它研究中关于城市化对实际蒸散的影响结果不一致,评估城市和城镇地区地表湿润度,还有待建立更完善的湿润度指标。     

珠江三角洲地区大气中多溴联苯醚的被动采样观测

利用PUF被动采样技术对珠江三角洲地区大气中多溴联苯醚(PBDEs)进行了为期8周的监测分析,以研究该区域中PBDEs的含量及分布.结果表明,内地采样点PBDEs含量为62～625pg/m³,平均值210pg/m³,其中东莞(625pg/m³)和佛山(560pg/m³)是PBDEs的高污染地区,工业点源释放可能是该地区PBDEs的主要来源.香港PBDEs含量为92～420pg/m³,平均值200pg/m³,其中Highst(420pg/m³)和Kwungtong(325pg/m³)的PBDEs含量较高,历史上大量PBDEs阻燃剂的使用可能是香港地区大气中PBDEs残留的主要来源.     

污泥生物炭对低C/N废水好氧颗粒污泥长期运行稳定性的影响

将污泥生物炭作为载体培养好氧颗粒污泥,研究培养成熟的好氧颗粒污泥在碳氮比(C/N)由10降为4条件下的长期运行稳定性.结果表明,通过添加生物炭培养成熟的好氧颗粒污泥颗粒结构更紧密,不易解体.虽然丝状菌Thiothrix大量增殖,但是好氧颗粒沉淀性能良好,SVI₃₀始终维持在50mL/g左右;系统COD去除效率达到90%以上,TN去除率为70%左右.高通量测序分析表明,加炭系统微生物多样性有所降低,但具有反硝化功能的细菌数量增加,提升了系统脱氮性能.添加污泥生物炭培养成熟的好氧颗粒污泥具有更好的脱氮性能和长期运行稳定性,有利于低C/N条件下的高氨氮废水处理.     

人口与经济发展对植被的影响研究

植被是陆地表面主要的覆盖物，也是许多地球系统过程的重要变量。人类活动对植被的影响在区域尺度上是显著的。以重庆市为例，使用滑动平均和SG滤波对SPOT/VGT NDVI时间序列数据进行了平滑处理，结合GDP和人口栅格化数据，从时间序列和空间相关场两个方面分析了植被与人类活动因子之间的时空相关性。结果表明，从1998到2005年，植被的分布和生长状况并没有随GDP和人口的持续增加而增加。在时间序列上，植被覆盖与GDP和人口之间总体上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在空间上，这种相关关系表现出了较强的异质性。空间相关场表明：较强的负相关主要发生在相对发达的主城区周围，反映了快速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化使得植被面积和生产力降低；然而在偏远的山区，由于经济落后同时植被覆盖较少，出现了正相关。     

我国城市化过程中水土资源利用问题的认识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过程出现快速发展时期，特别是长江下游地区（长江三角洲及其周边地区），由于人口与产业不断集聚，重大基础设施项目投资加大，道路网密度增加，开发区扩大，使得城市空间迭加扩展，造成了严重的水土资源利用失衡，生态环境日趋恶化，使本地区城市发展出现了许多新问题。以长江下游地区为例，对本区城市化过程中有关水土资源环境恶化、水污染增加、土地资源流失，以及城镇化速度过快的情况，作了深入分析论证，同时对长江下游地区水土资源合理开发利用与保护提出了新的思维、新的方法措施，特别是对如何加强长三角地区水质环境的整治提出了4点切实可行的办法与措施，为本地区的经济发展与生态安全提供科学依据.     

生态型港口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初探

基于上海市建设生态型城市的长期目标，将港口作为城市生态系统中重要的子系统，对如何建设生态型港口提出了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通过筛选得到45项单因素指标，针对不同类型的港区有所分异，整个评价体系分为5个准则层（生态环境、经济效率、污染控制、环境管理、社会评价）和10个因素层（大气/声环境、生物资源、基底质量、经济发展、生产效率、循环经济、污染排放、清洁生产、环保投入、社会参与），并采用AHP（层次分析）法确定了各层次的权重分配。进而根据2005年上海港年均生产状况和2006年上半年的港区环境－资源调查，尝试对上海港7种主要类型（集装箱、件杂货/成品、多用途、干散、粮食港区、液散、客运）的15个港区进行了现状评估。然而，生态港评价系统的指标选取、权重制定、评估级别等实践与完善仍需要多学科和政府职能部门的参与。最后，项目还提出了水生态健康、航道淤积、生态风险、水陆景观等非定量生态港评价因子。     

基于协调发展视角的区域发展差异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来，区域差异研究成为学术界和政府管理者关注的热点领域。长期以来学者们主要以单一经济指标或复合经济指标作为衡量因子，分析区域经济差异时空演变及差异背后的自然、社会、经济驱动机理。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区域发展不单是区域经济的发展，而应是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三方面的协调。基于这一理解，从可持续协调发展入手，建立了区域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选取了表征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和资源环境支持3个方面的27个因素作为评价指标，分析了区域综合发展的测算方法，提出了综合发展指数和发展协调指数。在案例分析中运用所设计的测度方法对江苏省内县级行政单位的综合发展进行了评价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