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临港石化企业VOCs排放特征及环境影响

为研究化工园区VOCs排放特征及其环境影响,选取天津临港工业区内典型企业A、B、C、D、E进行重点监测,对其有组织、无组织排放各环节、厂界和敏感点的VOCs种类和浓度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并利用偏相关分析方法对其厂界和敏感点进行环境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企业A、B、D、E有组织排放的ρ（总VOCs）分别为2.32、1.16、3.30、35.85 mg/m3,其主要污染物分别为环己烷及其同分异构体、丙烯、丙烯腈、甲醇.企业A、B、C、D的无组织排放均以烷烃为主,主要污染物为甲基己烷及其同分异构体、正壬烷;企业E的无组织排放以醇类和烷烃为主,主要污染物为甲醇、正十一烷和乙烷.敏感点的主要污染物与各企业的主要污染物相似.研究显示,企业A、D、E的有组织排放ρ（总VOCs）比无组织大,分别以烷烃、氰化物和醇类为主,企业B、C以无组织烷烃排放为主.无组织排放是影响企业厂界ρ（VOCs）的主要因素;以生产丙烯为主的企业B对敏感点影响最大,相关系数为0.582（P≤0.01）,是影响园区敏感点的主要污染源.      

1,1,1-三氯乙烷回收装置

介绍了已在彩色显像管生产线上配套应用的三氯乙烷回收装置的工艺流程、操作控制系统和应用效果。     

环境保护与陕北能源基地建设

通过对陕北地区环境现状分析,指出了环境和经济、人口之间的矛盾关系,并对资源和环境综合承载力进行了计算,为陕北地区的开发规模提供了依据,最后,提出了解决环境问题的对策建议。      

杭州湾表层沉积物中重金属空间分布特征与污染状况评价

本文对杭州湾海域2018年8－9月25个沉积物样品中的7种重金属含量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该海域表层沉积物中Cu、Pb、Zn、Cd、Cr、Hg和As含量平均值分别为22.50×10?6、21.93×10?6、63.39×10?6、0.10×10?6、48.32×10?6、0.05×10?6、5.45×10?6,所有评价因子的含量平均值均低于全国海岸带重金属的背景值。单因子污染指数法的评价结果显示,Cu、Pb、Zn、Cd、Cr、Hg和As的平均含量均符合第一类海洋沉积物质量标准,7种重金属的污染程度依次为:Cu>Cr>Zn>Pb>As>Hg>Cd。重金属富集程度分析结果显示,Cd、Hg和As的富集程度较低,Pb和Zn的富集程度相对较高。潜在生态风险指数法评价结果显示,杭州湾海域潜在生态风险等级为“较低”,海洋生态环境状况较好。表层沉积物中重金属和TOC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该海域表层沉积物TOC含量与重金属Cu、Pb、Zn、Cd和Cr含量具有一定的正相关性。主成分分析法结果表明,前两个主成分的贡献率分别为64.42%和16.59 %;结合相关性分析表明,Cu、Pb、Zn、Cd和Cr主要的来源为工业生产与生活污水。     

基于生态用地约束的土地利用数量结构优化

引入生态优先理念,采用碳氧平衡法分析规划目标年区域生态用地约束,以经济效益最大化为目标,构建基于生态用地约束的土地利用数量结构优化模型,并以南通市为例进行案例研究。研究结果显示,从区域低碳经济发展及远期预留的角度出发,到2020年南通市需65.66万hm2标准生态用地。土地利用结构优化后,目标年南通市耕地与林地面积分别增加27 256.59 hm2和6 640.08hm2,园地、城镇工矿及交通水利用地也有不同程度增加;而其他土地减少44 034.20 hm2,其他建设用地、农村居民点及牧草地等也有所减少。结果表明,优化后南通市2020年土地利用经济效益可达8 414.73亿元,折算后的标准生态用地面积达89.01万hm2,比2007年减少1.90万hm2,但其综合固碳释氧能力满足区域碳氧平衡的需要,可保障区域生态安全。     

汽车冷却系统黑色异物的成分分析及来源探究

通过红外(IR)、扫描电镜与电子能谱(SEM-EDS)分析了残留在冷却壶部位的黑色异物的成分及微观结构,对这些异物的六种来源途径进行了研究和验证。最终确定了四种可能的来源。     

臭氧多相催化氧化处理微污染水中试研究

通过中试系统初步比较了非均相催化剂催化臭氧化与传统中间臭氧化在饮用水深度处理中的净化效能.结果表明,对有机物污染宏观指标CODMn、TOC的控制,催化臭氧化具有明显优势,降低了后续处理工艺的有机物负荷;催化臭氧化与中间臭氧化对UV254的去除率相当;催化剂能够强化臭氧氧化,使其进一步去除水中持久性有毒有害有机物,并且显著地提高了臭氧氧化氨氮生成硝酸盐氮的能力,催化剂也强化了臭氧的传质与利用.     

南昌电厂210m烟囱定向爆破拆除安全技术

介绍了210 m高钢筋混凝土烟囱定向控制爆破拆除的成功经验,着重介绍了电子数码雷管起爆网络和爆破安全技术,提出了防飞石、防飞溅、减振、降尘综合防护方法。     

论生态指标在生态学和政策之间的桥梁作用

日益严峻的生态与环境问题表明，生态学对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相关决策的影响力还很有限。从知识生产、传播和应用的角度，系统分析了妨碍生态学服务于政策的因素，指出生态知识传播的形式不当是主要原因之一。生态指标是关于生态系统结构、组成成分或功能方面的可度量的特征，它是生态系统的指示器，也是生态信息的有效传播形式之一。生态指标能够以一种易于公众和决策者理解和交流的方式来提供生态信息，服务于相关生态和环境政策的制定。实际上，只有由生态学家、政策制定者和决策者共同参与开发出来的生态指标才能真正成为生态学和政策的桥梁，才能有助于消除决策者和生态学家之间的隔阂，促进形成科学合理的生态政策。为了让生态学更好地服务于可持续发展的相关决策，还应该将生态指标与社会经济指标结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