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地区污水厂、自来水厂及长江水域MCR-1和NDM-1携带菌耐药特征

为了研究以多粘菌素耐药基因(MCR-1)和新德里金属β-内酰胺酶-1基因(NDM-1)携带菌为代表的"超级细菌"在地表水中的环境行为,以长江南京段典型水域及邻近城市污水厂和自来水厂为研究对象,考察了MCR-1和NDM-1携带菌的耐药特性及其变化特征。结果发现,污水厂进水和生物处理单元2种细菌耐药能力均处于较高水平,随处理流程呈降低趋势,至消毒出水中不再被检出。长江中MCR-1携带菌耐粘菌素的半抑制浓度(EC50)较高,平均达37.89 mg·L-1,顺水流方向无显著降低。仅在下游朱家山河汇入口和长江大桥附近滨江公园检出较高耐药水平的NDM-1携带菌。2种细菌耐药水平受水体污染程度和人类活动影响较明显。自来水厂MCR-1携带菌数目较少,但其EC50平均可达32.75 mg·L~(-1),常规处理单元中未检出NDM-1携带菌。水处理工艺显著降低了细菌耐药水平,但排泥水中2种细菌均检出,且耐药水平相比进水显著提高。本研究可为评价水介质中超级抗性基因及其携带菌的环境风险提供参考。     

南海球形棕囊藻质体16SrDNA序列分析

测定了采自香港2株球形棕囊藻和湛江1株等鞭金藻质体16SrDNA基因序列,结合GenBank中下载的32条同源序列,分析序列特征并构建分子系统树。发现600bp序列中有可变位点42个,简约信息位点33个,可变位点和简约信息位点分别为全序列的7．0％和5．5％。A＋T的含量（52．5％）略大于C＋G含量（47．5％）,与已报道的棕囊藻属叶绿体和线粒体基因相似;在分子系统树上,同属藻种聚类在一起,属间遗传距离分别为0．0255-0．0503。棕囊藻属属内遗传距离0-0．0050,不同藻种相混杂,并未独立成支;质体16srDNA部分序列虽不能区分棕囊藻属内不同藻种,但能鉴定出GenBank中27个环境样品为棕囊藻属藻株,从而能确定其地理分布和相对丰度,对棕囊藻赤潮的预测预报具有重要意义。质体16srDNA在其他赤潮藻类物种鉴定方面的应用需要进一步研究。     

城市污水厂MCR-1基因及其携带菌的污染

研究了南京某城市污水处理厂MCR-1基因及其携带菌的污染特征,从MCR-1的分布特征、影响因素及MCR-1携带菌的耐药特征等方面综合评价.结果发现MCR-1随处理流程丰度下降,去除率达83.6%,但其相对丰度在出水中显著升高,剩余污泥中含有高浓度MCR-1,浓度达2.88×10¹²copies/L.粘菌素耐药菌同样沿处理流程逐渐降低,出水降至53CFU/mL,去除率达99.98%,但在剩余污泥中浓度高达2.04×10⁵CFU/mL.相关性分析发现MCR-1丰度与氨氮含量呈正相关,而相对丰度与COD、总氮和硝酸盐含量呈负相关.耐药特征分析表明曝气池（CAST、MSBR）和曝气生物流化池（ABFT）中MCR-1携带菌可耐受较高浓度粘菌素,且污水处理使MCR-1携带菌对粘菌素的耐受能力提高.表明污水处理流程不但无法完全去除MCR-1及其携带菌,且导致耐药性风险提高.本研究可为评价污水中以MCR-1为代表的超级抗性基因的环境风险提供参考.     

基于问卷调查的土地督察机构改革设想

为遏制地方政府为主体的土地违法行为,2006年土地督察制度应运而生。经过七年的实践,土地督察制度在耕地保护、土地市场监管、土地调控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然而实施绩效与中央政府及社会各界的期待尚有很大差距。土地督察机构不够独立是导致当前土地督察效率不高的重要原因,土地督察机构名义上隶属于国务院,实质上隶属于国土资源部,导致当前土地督察制度效率不高,为此研究土地督察机构改革,旨在为未来土地督察机构改革提供借鉴和参考。本文从行政监督理论出发,界定出我国土地督察权的理论内涵是行政内监督。接着对建立相对独立土地督察机构的理论依据(行政三分制)和实践参考(审计监督)加以分析,通过对土地督察与审计监督的比较分析,可知审计监督和国家土地督察都属于行政内监督制度,两者具有行政内监督共性,故审计监督机构改革的成功经验能为我国土地督察机构改革提供实践参考,审计署脱离财政部之后监督效率大大提高,为此提出同属于行政内监督的土地督察机构应该和行使执行权的国土资源部相分离的改革设想。在前文研究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四种可能的土地督察机构脱离国土资源部的改革方案,分别是:①成为直接隶属于国务院的机构;②成为隶属于国务院的综合督察机构;③成为国家监察部的一个职能部门;④成为隶属于全国综合督察委员会的机构。为了便于决策时优选土地督察机构改革方案,采取了问卷调查法进行研究,因为问卷调查的结果可以对机构改革设想的可行性和时序安排进行论证分析。最后得出以下结论:①土地督察机构属于行政内监督机构,应脱离国土资源部独立出来,提出的四种土地督察机构改革方案能为决策层提供一些参考和思路。②四种土地督察机构改革方案各有其优缺点,实施难度也不一样,中央政府决策时需根据实际情况不同时期选择不同的改革方案,土地督察机构改革过程中还需谨慎防范陷入"制度陷阱"。     

南京地区污水厂、自来水厂及长江中抗性基因MCR-1和NDM-1的污染特征

近年来,新型抗性基因以其易传播和耐药广等特性,展现出比传统抗性基因更严峻的健康风险,在临床卫生领域受到广泛关注,但目前对其在环境中的行为和风险研究很少.为此,考察了2种有代表性的新型抗性基因MCR-1和NDM-1的污染特征,并借助荧光定量PCR探索了长江下游（南京段）及附近污水厂和自来水厂中MCR-1和NDM-1的分布特征,进而采用RDA（冗余性分析）评价了分布特征受水质指标的影响效果.结果表明:①污水厂进水中MCR-1和NDM-1绝对丰度较高,且随处理流程呈下降趋势,总去除率分别为92.5%和92.7%,但出水中MCR-1和NDM-1绝对丰度仍分别达2.5×108和7.0×106 copies/L.②长江下游（南京段）各采样点MCR-1和NDM-1绝对丰度的范围分别为8.5×107~3.5×109和4.3×105~2.1×107 copies/L,随水流方向呈降低趋势,但在个别采样点出现异常升高的情况,主要受该区域人为污染的影响.③自来水厂处理工艺对MCR-1和NDM-1去除率分别为75.0%和70.6%,但出水中存留的MCR-1和NDM-1绝对丰度分别达1.4×107和6.3×104 copies/L,且MCR-1和NDM-1在排泥水中大量富集.④MCR-1绝对丰度与ρ（COD_Cr）、ρ（NH₃-N）、电导率呈正相关,而NDM-1绝对丰度仅和浊度存在弱相关关系,与其他水质指标无明显相关性.研究显示,污水处理工艺无法有效去除MCR-1和NDM-1,大量抗性基因通过污水厂出水排入长江,同时自来水厂以含有较高绝对丰度抗性基因的长江水作为水源水,最终自来水厂出水中残存的抗性基因可能进入人体,生态健康风险较大.      

修正的BP神经网络森林火灾成灾面积预测研究

以1997-2012年《中国林业统计年鉴》的全国森林火灾成灾面积为依据,应用BP神经网络模型对成灾面积进行了预测,对预测方法进行了检验.在此基础上,利用残差提出了修正的BP神经网络模型,并对预测方法进行了改进.研究结果表明,修正的BP神经网络预测精度高于BP神经网络,预测相对误差平均为7.2％,可应用于森林火灾成灾面积的预测.     

夏季珠江口叶绿素a和营养盐分布特征及其与环境因子的关系

本研究基于2019年夏季珠江口附近海域的现场调查数据,分析了珠江口叶绿素a（chlorophyll a,Chl a）和营养盐的分布特征,并结合环境因子进行了探讨。结果表明:夏季珠江口海域表层Chl a和溶解氧（dissolved oxygen,DO）浓度分别为4.192～88.209 μg/L和4.610～10.586 mg/L;溶解无机氮（dissolved inorganic nitrogen,DIN）、活性磷酸盐（PO₄-P）和活性硅酸盐（SiO₃-Si）浓度分别为0.168～1.247 mg/L、0.011～0.044 mg/L和0.694～6.916 mg/L。夏季珠江口浮游植物生长旺盛,依据美国河口营养状况评价（NEEA-ASSETS）标准,44.4%的站位处于高度富营养化（20 μg/L60 μg/L）。珠江径流量是夏季珠江口浮游植物空间分布的主要驱动因素,珠江口口门内浮游植物生长受光限制和径流稀释影响并未出现高值,珠江口口门外浮游植物旺发消耗了大量磷酸盐,磷成为浮游植物生长的限制因子。Chl a与盐度、PO₄-P呈显著负相关性,与DIN、DIN/P呈显著正相关性,表明河口冲淡水对浮游植物生长影响显著。     

气候变化对游客生态旅游行为的影响研究——以秦岭地区为例

生态旅游行为是在气候变化的影响下游客旅游行为转变的重要方向,对缓解气候变化的负面作用、保护生态环境具有重要作用。以秦岭地区为例,运用结构方程模型,从游客视角出发,研究气候变化对游客生态旅游行为的影响,重点分析了各观测变量对生态旅游行为影响的直接效果和间接效果,以及影响程度的大小。结果表明:气温显著上升是游客外出旅游的最主要原因;气候变化感知对生态旅游行为有较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通过生态旅游认知、态度和满意度产生间接影响;观测变量对潜变量影响程度存在一定差异,系数大的观测变量对潜变量影响更大。     

生态旅游对农户家庭收入影响研究——基于倾向得分匹配法的实证分析

参与生态旅游经营已成为保护区周边社区家庭重要的生计,生态旅游经营收入是社区家庭重要的收入来源。本文基于中国7省40个保护区周边社区农户调查数据,研究了家庭参与生态旅游经营对人均纯收入以及人均非农收入的影响,以期能为生态旅游经营的家庭收入效应提供新证据,为缓解保护与发展的矛盾、健全生物多样性保护制度、完善生态旅游发展政策提供实证支撑。研究结果表明:1倾向得分匹配法消除了家庭选择性偏差后,估计出参与生态旅游经营对家庭人均纯收入的收入效应为20%左右,而对人均非农收入的收入效应为47%左右。使用多元线性回归高估了生态旅游经营对家庭人均纯收入的影响,大致高估了8%左右,使用Heckman模型也高估了生态旅游对家庭人均非农收入的影响,大致高估了17%左右。2户主性别、受教育程度、是否为村干部、身体状况、家庭负担比以及耕地面积对农户家庭参与生态旅游经营行为产生显著影响。3结合当前的生态扶贫政策背景,政府以及社会可能高估了生态旅游经营对周边社区家庭收入的影响,追求立竿见影的扶贫效果往往在短期内会获得一定的收效,但是缺乏长期驱动力,最终导致治标不治本的扶贫。因此,政府要合理规划地方生态旅游产业发展,创建一个更有利于社区参与的生态旅游开发模式。一方面,让周边社区家庭参与到生态旅游经营的管理和决策工作中,在生态旅游管理中拥有自主权和决定权;另一方面,建立生态旅游参与的外部约束机制,保障周边社区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