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生态补偿制度的实践

在国外,“生态补偿”这一概念通常指为“生物多样性补偿”而进行的“生态服务付费”的过程。其生态补偿实践主要可以分为三种类型：政府购买模式、市场模式和生态产品认证计划（间接交易模式）。本文分别介绍和分析了这三种不同模式的典型案例,以期为发展和完善我国生态补偿法律机制提供借鉴和参考。     

民用核能利用公众参与的权利表达和立法完善

涉核邻避事件表明,民用核能利用决策中公众参与的法律供给并不能有效满足现实的权利需求。民用核能利用公众参与权利分解为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发挥着认知、沟通、认同、示助的功能,但也存在公众知识与能力有限、自利动机等局限性。本文认为,应理性对待公众参与权利,以防出现公众参与的效力过高或过低的情形。现行法中,我国民用核能利用公众参与呈现形式化保护到权利性保护的立法趋势,但权利内容并未达到完整表达,权利的实现途径和效力平衡的规定并不充分。因此,建议全面确立公众知情权;增强公众参与权的权能,包括保障公众的程序进入权、意见表达权,构建公众获得回应权和合理意见获得采纳权的保障机制;拓补公众监督权。     

《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草案)》第四十五条正当性审视

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初次审议了国务院提请审议的《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草案)》,修订草案第四十五条拟授权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采取机动车限行措施,其正当性引起社会的激烈讨论。机动车限行涉及公民所有权的限制,授权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应受到公法上法律保留原则和比例原则的审查。草案第四十五条未区分高排放与低排放机动车、常态限制与临时限制,模糊地授权地方立法,不符合法律创设的目的性及必要性要求,第四十五条必须进一步明确授权范围。     

从地方法制经验论《野生动物保护法》禁食野生动物条款的完善

禁食野生动物条款有助于引导人们形成体现生态文明的野生动物利用行为范式。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和地方探索禁食野生动物立法的基础上,2020年10月向社会公众征求修订意见的《野生动物保护法(修订草案)》增加了禁食野生动物的系列条款。本文通过总结地方立法经验,对《野生动物保护法(修订草案)》增设的禁食野生动物条款提出完善建议,包括增加野生动物的定义性条款,科学界定禁食野生动物的范围;明确生态环境部门的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保护的监督管理职责;重视社会手段的运用,增加公众参与方式;合理确定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加强野生动物养殖业的行政补偿和转型发展。     

我国南海海域渔业环境保护法律问题与对策

我国南海渔业活动及其以外的人类活动产生的环境问题,严重污染了南海海域的水质,威胁着南海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我国南海海域渔业环境保护法律体系已形成,提供了较为合理的制度安排。但仍存在一些法律问题,其中以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海洋环境监测制度和海水养殖污染防治制度等方面的问题较为突出。因此本文提出以下法律对策:明确渔业部门在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中的法律地位,加强渔业海域环境监测的协调机制和完善海水养殖污染防治制度,以期依靠法治的力量保护南海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新西兰《资源管理法》述评

虽然“可持续”思想经过近３０年的发展已被联合国众多决议确立为各国经济－人口－资源－环境发展的指导思想，但正式将它写入国家法律，把它明确为国家基本法律原则的，可以说新西兰是第一个。《资源管理法》是新西兰在“可持续资源管理”的原则指导下制定的，是涵盖土地、大气、水、海岸、地热和污染的综合性的自然资源和环境管理的框架法。本文从考察新西兰资源环境状况出发，对《资源管理法》的政治基础、哲理基础、主要内容和实施等情况作一综述和短评。     

美国农田湿地保护法律制度

美国农田湿地保护的法律制度，主要依据美国农业法的沼泽地翻犁条款和联邦水污染控制法的有关条款。其重要措施包括：在已被确认为湿地的农田土地上进行挖掘或填充物质的任何活动(包括农业活动)，必须取得联邦水污染控制管理局的许可；通过对在1985年12月23日后转化的湿地上进行农业生产的农民丧失农业补贴资格，采阻止农民破坏湿地；联邦政府建立湿地储备计划，通过向农民购买湿地上的耕作权采保护湿地。     

防止气候变化的能源效率战略的实施机制和借鉴

本文通过分析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1997年《京都议定书》对国家能源利用的基本规范和目标要求，提出提高防止气候变化的基本战略，市场机制是国家实现能源效率战略的基本途径，并总结了发达国家在提高能源效率方面值得我国借鉴的措施和经验。     

我国环境行政司法初探

狭义的司法的涵义是依法解决争议和纠纷。传统的观点认为只有法院是司法权的唯一主体。随着法学的发展和司法实践的加强,司法权不再为法院所独断和享有,行政机关逐渐被赋予了越来越多的司法权能。在这一趋势下,司法依司法权行使的主体不同就有了法院司法与行政司法之分。法院司法是人民法院行使国家权力机关直接赋予的审判权而依法解决争议和纠纷的活动;行政司法是行政机关行使国家权力机关赋予的行政权而依法解决争议和纠纷的活动。由此可见,虽然法院司法权与行政司法权的法律渊源不同,前者是审判权的直接体现,而后者则是行政权的扩大和延伸,但是它们的最终目的是相同的,即解决争议和纠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