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某废弃焦化厂不同车间土壤中多环芳烃（PAHs）的分布特征及风险评价

以北京市某废弃焦化厂为研究对象,系统采集了6个车间0～4m深的26个土壤样本,利用GC/MS检测了U.S.EPA优控的16种多环芳烃(PAHs)的含量,分析了PAHs在焦化厂不同车间表层土壤的污染状况和深层土壤中的垂直分布特征并对土壤污染风险进行了评估.结果表明,1)该废弃焦化厂不同车间表层土壤(0～20cm)总PAHs(∑PAHs)的残留量介于672.8～144814.3ng·g-1之间;污染程度排序为:回收车间>老粗苯车间>焦油车间>炼焦车间>水处理车间>制气车间.2)该厂未受扰动的土壤样品显示PAHs主要聚集在表层土壤,并随着土壤深度的增加而迅速减少;其他样点由于土壤扰动,∑PAHs含量最大值出现在第三层土壤(80～180cm);该厂4m深底层土壤仍有高浓度PAHs,∑PAHs含量最高值出现在炼焦车间,达12953.1ng·g-1.3)焦化厂土壤PAHs污染主要集中在3环和4环的PAHs单体上,分别占到污染总量的51.3%和31.7%.4)根据Maliszewska-Kordybach的PAHs总量标准及加拿大土壤PAHs单体治理标准,该厂回收、老粗苯、焦油和炼焦车间表层和深层土壤PAHs含量均达到重污染水平,并对其周围土地带来较大风险,需要治理.     

食品烹调处理过程中砷的浓度、形态和生物可给性研究进展

食品作为人体砷暴露的主要途径,其砷的含量和形态备受关注。由于食品原料通常要经过烹饪加工后才会被人食用,因此,食品的烹调处理过程及方式对砷的形态及生物有效性的影响在砷的健康风险评价研究中,需要作为重要因素进行研究。通过综述不同食品烹调处理前后砷浓度、形态和生物可给性变化的相关研究,分析了砷变化的特征,探讨了相关机理,并得出如下结论:烹调处理能使食品中砷的浓度发生升高或降低;高温烹调能使食品中砷形态发生变化,目前研究结果确定的变化主要是砷甜菜碱的分解,烹调中食品砷形态变化的机理尚不明确。不同烹调方式下,食品中砷的生物可给性差异较大,砷的形态变化可能是其生物可给性差异的主要原因。烹调特别是高温烹调下食品砷浓度升高及形态变化导致的健康风险值得进一步关注。     

鱼肉中汞的生物可给性研究——基于in vitro PBET方法

文章采用ICP-MS对广州市售的鲚鱼、多宝鱼和老虎斑3种鱼中汞浓度进行了检测,并通过in vitro体外模拟胃肠消化(PBET)对鱼肉中汞的生物可给性进行了考察,结果表明,鱼肉中汞的浓度为4.9~44.3μg/kg,未超过国家规定的食品中汞限量指标。同时in vitro结果表明,鱼肉中62.36%~79.21%的汞生物可给。最后在生物可给浓度的基础上进行了风险评价,在广州,成人和小孩通过这3种鱼摄入汞最大量分别为2.11和1.44μg/d,占JECFA规定的暂定每周可耐受摄入量的19.5%和13.3%,因此汞在这3种鱼类中的暴露风险都是安全的。     

北京东南化工区土壤有机氯农药污染特征和分布规律

采集北京原东南化工区表层土壤样品,测定了土壤有机氯农药(滴滴涕、六六六和六氯苯)残留浓度,结果表明化工区土壤有机氯农药浓度较高,滴滴涕和六六六平均浓度高达5470ng/g和2110ng/g,比一般农业和城市土壤中的浓度高出很多;某些点位甚至超过国家土壤三级标准,高浓度的点位主要集中在原农药厂的生产车间和存储点。六氯苯由于来源和挥发性跟滴滴涕和六六六不同,所以六氯苯残留在化工区土壤中的分布相对比较均匀。化工区土壤滴滴涕和六六六的异构体组成特征表明工业区土壤的有机氯农药降解速度较慢,滴滴涕残留来源于工业滴滴涕和三氯杀螨醇,而六六六主要来源于工业六六六。化工区的有机氯农药污染主要来自于原农药厂的生产和存储,重污染点位对周围化工厂的有机氯残留有一定的影响。由于高残留浓度和较低的降解速度,化工区土壤有机氯农药残留的环境风险值得进一步关注。     

食品中砷和硒生物可给性研究及健康风险/有益性评价

硒(Se)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一般通过大米和海鲜摄入。然而大米和海鲜是人体砷(As)暴露的主要途径之一。采用ICP-MS对广州市售的大米和3种鱼中砷和硒浓度进行了检测,并通过体外(in vitro)模拟胃肠消化(PBET)法对鱼肉中砷和硒的生物可给性进行了考察。结果表明,大米和鱼肉中砷的浓度分别为0.085～0.168μg·g~(-1)和2.224～5.533μg·g~(-1),硒的浓度分别为0.098～0.190μg·g~(-1)和1.641～2.315μg·g~(-1)。大米和鱼肉中86.86%～99.34%和51.95%～75.64%的砷生物可给,76.73%～85.44%和71.48%～79.83%的硒生物可给。通过大米和鱼肉摄入的硒基本可以满足人体需求。通过大米和3种鱼摄入的无机砷占国际粮农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FAO/WHO)公布的无机砷的每日最高允许摄入量(TWI)2.1μg·kg~(-1)BW的0.5%～35.7%,但是摄入无机砷的致癌风险分别为1.69×10~(-5)～5.81×10~(-4)和2.13×10~(-4)～7.34×10~(-4),是可接受或可容忍的风险的0.17～7.3倍,尤其是小孩,更易摄入砷产生毒害。     

焚烧、水泥窑和安全填埋法处置PCBs污染物技术优选

应用层次分析法和专家调查法,综合考虑环境、技术、社会和经济因素,建立了PCBs处置技术选择与评估的层次模型,分析了影响PCBs处置技术方案选择的重要因素.针对3种有较大应用前景的PCBs污染物处置技术,开展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案评价.在处置对象为低浓度与高浓度PCBs污染物2种情况下,分别进行方案的优选.研究指出,环境影响是最重要的因素,在目前中国现有国情条件下,焚烧法是最适宜的PCBs处置技术.对高浓度PCBs污染物,或低浓度污染物具备经济条件或处理量较大,宜采取专用焚烧炉焚烧处置.对低浓度污染物,在不具备经济条件且处理量不大的情况下,可考虑利用水泥窑法或安全填埋法进行处置,并且参考就近处理的原则.此外,对不同技术方案的适用条件和改进措施也进行了探讨,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提高PCBs处置水平的政策建议.     

基于排放源分析的我国六氯苯管理对策研究

根据文献调研和资料分析,系统总结了我国六氯苯(hexachlorobenzene,HCB)的可能排放源,根据排放因子和行业状况分析了我国农药使用、工业生产以及燃烧过程等污染源的非故意六氯苯排放状况和趋势,总结并探讨了六氯苯排放相关行业的管理措施和政策.结果表明:目前,我国六氯苯的主要来源是含六氯苯杂质的农药使用、废弃物...     

广州市居民食品砷摄入的健康风险评价

从暴露途径来看,食物是人体砷暴露的主要途径之一。从饮食结构来看,广州市居民膳食主要来源于谷类食品,同时鱼虾类总体平均摄入量约为全国总体平均摄入量的2倍。因此,在分析广州市市场大米和海鲜这2种典型食品中砷含量的基础上对广州市居民食品砷摄入的健康风险进行了评价。分析了广州市场上的26种不同品牌的大米中的总砷含量,其含量范围为0.082～0.171μg·g~(-1),平均浓度为(0.127±0.027)μg·g~(-1),满足绿色食品大米标准(≤0.40μg·g~(-1))。在14种鱼虾蟹贝类海鲜中的砷含量分析基础上,计算得出广州市场上鱼类中总砷的平均含量为0.488μg·g~(-1),虾蟹贝类中总砷的平均含量为3.44μg·g~(-1),相比较国内外,广州市场鱼虾蟹中砷的含量整体处于中间水平。最后综合文献调研中其他主要食品中砷的含量,计算得出广州市成人通过食品每日摄入总砷的量为5.08μg·kg~(-1)BW·d~(-1)。建议日常饮食需要特别控制每日海鲜的摄入量,尤其是砷含量较高的濑尿虾、红虾及红蟹、花蟹。     

西江流域地表水微生物污染定量源解析

水体微生物污染标记物的源强特征是定量解析微生物污染来源的关键.应用实时荧光定量PCR（qPCR）技术分别对人源（qHS601F/qBac725R）、牛源（BacB2-590F/Bac708Rm）、猪源（Bac41F/Bac163R）及禽类（qC160F-HU/qBac265R-HU）特异性拟杆菌引物的源强特征进行了探索,并进一步对西江流域广东段进行微生物污染来源定量解析,结果表明：针对不同目标宿主,不同特异性拟杆菌引物的源强特征为人源（qHB） > 猪源（qPB） > 牛源（qRB） > 禽类（qCB）,DNA模板浓度对引物的源强特征影响较小.选取的目标研究区域水体普遍受到人、猪、牛及禽类粪便污染.干流中qHB、qCB及qPB自上游至下游缓慢升高.各支流中qHB、qCB及qPB的平均浓度较干流均上升了1个数量级,qRB在不同河段变化较小.说明下游河段的生活污水、猪源及禽类粪便污染较为严重,牛源污染的影响较小.统计分析显示在污染水平较高的各支流中,人源特异性拟杆菌引物与传统指示菌具有一定的相关性（P<0.05）,说明生活污水是传统指示菌浓度较高的主要原因,且为持续排放源.     

珠江广州段沉积物微生物对环境差异响应分析

2014年,文章采用ECO平板法及高通量测序对珠江广州河段29个断面沉积物微生物群落特征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沉积物微生物群落功能多样性指数:流溪河上游下游中游,珠江广州段沉积物微生物群落结构多样性先后顺序为:中游下游流溪河上游;主成分分析结果显示,沉积物微生物群落结构从上游到下游大体呈现由第一象限转变为第四象限的规律,沉积物氮磷元素和TOC是影响微生物群落结构及功能的主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