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回弹效应的研究进展及其政策涵义

“十二五”期间节能减排的目标是单位GDP能耗下降16％,为实现这一目标,政府采取了以提高能源效率为核心的节能减排政策,但是能源效率的提高可能产生潜在的“回弹效应”,即可能增加能源的使用从而使得节能减排目标难以实现.本文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分析了回弹效应的类型和产生机理,梳理了国内外文献中关于回弹效应测度的实证结果,指出了当前实证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从公共政策制定的角度设计了经济模型和其他社会科学相结合的定性比较分析研究方案,主张从经济主体行为反应、替代品价格、能源补贴以及发展新能源政策等多重视角研究回弹效应发生的内在机理,从而对能源政策产生明确的导向.最后,提出了加强能源回弹效应研究的具体政策建议.     

基于委托代理模型的环境治理公众参与研究

公众参与是我国环境治理中的热门话题,尤其是近年来环保事故频出和极端天气频现后,社会各界对公众参与寄予厚望,因此对公众参与环境治理效果的研究具有适时性和重要性。本文基于新制度经济学中有关监督和激励理论,对公众参与环境治理构建了P-S-A(委托人政府;监察者公众;代理人企业)三层委托代理分析模型,对我国环境治理中没有公众参与、公众事后参与、公众事前参与和赋予公众环境损害赔偿权等不同参与模式的治理效果进行了对比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灵活的激励制度和治理技术水平的提升是提高环境治理效能的必要条件;公众事后对企业实施低技术类型的监督,如举报企业偷排漏排行为等,反而会产生对政府监督的挤出效应,最终社会整体的环境治理效果不一定最佳;公众事前参与对企业或项目环境决策实施高技术类型的监督,如公众参与环评等举措,则会更有效地提高社会整体环境治理效果;而赋予公众环境损害索赔权,则是改变目前我国环境"软治理"约束的根本性举措。     

绿色治理规制下的产业发展与环境绩效

"绿色制造、转型升级"是中国政府为了平衡制造业快速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矛盾所提出的国家级绿色治理方案。由于各地产业发展重点存在差异,地方政府推进该方案时通常会突出当地的产业特性,即针对城市重点行业的发展情况,采用特定的绿色治理政策组合。但是,这种地区性的行业绿色治理方案对当地产业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影响往往难以评价,尤其是治理政策在微观层面对不同企业的影响效果与影响机制都还没有揭示清楚。本文选择浙江省湖州市治理纺织印染行业废水排放污染的案例进行实证研究,将国家工业企业数据库与湖州企业的污染排放数据进行匹配,并采用双重差分方法与面板数据回归,系统地评估了当地政府在2011年颁布的《湖州市印染行业转型升级发展规划(2011—2015)》的政策执行效果,研究重点关注了该政策对企业排污行为与企业经营表现的影响。基于湖州市694家企业在2010—2013年间1 271条样本数据的回归分析,发现湖州市政府针对该市纺织印染行业绿色治理政策的颁布,显著降低了相关企业的废水排放强度,但是并没有降低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此外,通过分析研究数据,还发现绿色治理政策对企业排污行为的影响,受到了企业所属权与企业规模的调节作用。其中,绿色治理政策显著降低了内资企业、大中型企业的废水排放强度,而对于外资企业的废水排放强度影响不明显。总之,基于数据分析认为,湖州市的绿色治理政策有效促进了城市纺织印染行业的转型升级与可持续发展,为中国地方政府推进"绿色制造"政策提供了经验与实证支撑。     

气候工程对中国不同等级降雨结构的可能影响

气候工程作为人类快速有效给地球降温的手段，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谈判中越来成为各界讨论的焦点话题之一。为诊断当前GeoMIP设定的当量下，气候工程不同实施阶段是否对中国降雨结构产生影响。依据中国气象局中央气象台的日降雨强度划分标准，基于BNU~ESM模式的太阳辐射管理气候工程G4实验和RCP4.5情景下非气候工程的0.5°×0.5°空间分辨率日值降水数据，对比分析气候工程实施的3个不同时段，即2010~2099、2020~2069和2070~2099年，中国不同等级降雨雨量和雨日贡献率空间差异特征。结果表明：(1)在气候态上，3个时段两种情景下的中国不同等级降雨结构的气候态高低分异特征具有较好的一致性。气候工程并未改变中国降雨结构的空间高低分异特征。(2)在气候工程与非气候工程差异上，气候工程实施的不同阶段确实可以对中国不同区域的降雨结构产生影响，且不同时段差异性有所不同。(3)在气候工程实施前后差异上，气候工程实施中相比实施后促进了中雨、大雨和总暴雨事件，而抑制了小雨事件。在当前GeoMIP模式设定的当量下，气候工程实施会对中国降雨结构会产生不同层面的影响。     

1961～2017年中国不同长历时暴雨与总降雨事件的空间分异特征对比研究

长历时强降雨事件所导致的城市内涝已经成为当前中国城市安全建设和发展的严峻问题，因此，研究不同长历时强降雨事件空间演变特征具有重要的意义。采用1961~2017年中国545个日值气象站点降水数据，从雨量和雨日2个属性，分析不同长历时暴雨和总降雨事件的总量特征、变化趋势和年际变率空间分异格局。结果表明：(1)中国不同长历时暴雨和总降雨事件均呈东南高-西北低的空间分异格局，且随着降雨历时的增加，量级较高的不同长历时暴雨和总降雨事件在空间分布上逐渐向东南沿海地区集聚，且空间高低分异特征逐渐趋于减小。在华西秋雨的影响下，华西地区总降雨雨日相比同纬度其它地区较高。(2)中国不同长历时暴雨雨量和雨日主要在东南地区呈增加趋势，西北地区增减不明显。总降雨雨量变化趋势在东南和西北呈增加趋势，而在两者中间过渡带呈减少趋势，且随着降雨历时增加，减少趋势地带向东南和西北地区扩张。不同长历时总降雨雨日变化趋势则呈南方减少北方增加态势。(3)中国历时2 d的暴雨雨量和雨日年际变率在农牧交错带及其毗邻地区最大，而历时3 d以上的暴雨雨量和雨日年际变率则呈东南大-西北的分异格局。中国不同长历时总降雨雨量和雨日年际变率整体上呈南高-方低的分异格局，且随着降雨历时的增加，年际变率较大的地区向中国南部地区扩张。     

自愿型环境规制:研究进展及未来展望

环境规制工具的选择决定了生态环境保护的成效,环境规制研究也是当前资源环境领域的研究热点之一。根据政府赋予被规制对象自由裁量权空间从小到大,可以将规制工具分为纯粹政府规制、元规制、自我规制、无约束的自由四种类型。既有研究对传统的纯粹政府规制工具给予了大量的关注,相比而言,对元规制和自我规制等自愿型环境规制工具的关注相对较少。已有的自愿型环境规制的研究主要从俱乐部物品理论、制度主义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等视角出发,探讨自愿型环境规制的供给和需求问题。自愿型环境规制工具作为一种俱乐部物品,实践中面临的最大挑战在于如何克服企业的“搭便车”行为。现有的实证研究分别将自愿型环境规制作为自变量和因变量,分别探究①自愿型环境规制对企业环境绩效和经济创新绩效的影响,以及②企业参与自愿型环境规制的内外部动因。对比国内外文献我们发现,目前基于中国的社会经济背景下的自愿型环境规制的研究非常欠缺,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在环境规制领域具有长期使用纯粹政府规制工具的传统,自愿型环境规制的实践较为欠缺,目前在中国实践较为广泛的自愿型环境规制工具仅有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以及化工行业的“责任关怀”体系。最后,本文基于现有对于中国自愿型环境规制研究的不足,展望了未来研究可能的方向。我们认为既有对于自愿型环境规制的研究更多关注对企业绩效的因果效应,而对其如何影响企业绩效的因果机制识别不足;此外,现有文献很少将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社会因素纳入自愿型环境规制的研究领域,未来的研究应当多从这两个方面着手深入。     

环境风险规制的经济成本及次生影响——决策中需要重视的向度

环境风险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副产物,是市场外部性的表现,需要公共部门的参与解决.然而环境风险的应对并非没有代价,这种代价既包括规制的经济成本,也包括其带来的次生影响.我国经济发展到目前的阶段,政府和公众都非常关注环境风险,并出台了大量的规制性政策对其进行治理.如何在实现环境治理目标的同时,合理控制经济成本、尽量减少次生影响是提升环境治理效能的重要命题,本文针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主要对规制的经济成本和次生影响等关键概念做了辨析,对规制的经济成本和次生影响在我国被忽略的可能原因进行了分析,对他国应对这一问题所采取的措施开展了讨论.最后提出在我国针对重大环境规制性政策开展规制影响评估的建议.     

第四次工业革命对环境治理体系建设的影响与挑战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发展迅速,特别是能源和新材料技术的突破,极大可能改变人类现有能源格局,并对建立在化石能源思维下的传统环境治理体系带来巨大影响。为此,本文梳理了第四次工业革命代表性的科技进展,分析了其对国家环境治理体系的积极影响:(1)将改变建立在化石能源基础上的工业、农业和城市形态,打破经济发展对资源、能源和土地的高度依赖,彻底告别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2)将真正实现面向现在和未来的数据精准决策,显著改善人类应对不确定性环境风险能力。另一方面,由于人工智能会极大提升公民个体对复杂科学技术和社会规则的掌握能力,会改变传统治理结构中政府—市场—社会三元力量对比,给政府在环境治理领域的政策制定和执行带来新的挑战:(1)公众的能力足以使得他们对政府做出的任何不利于自己的政策提出挑战,政府信息公开和透明决策压力空前;(2)社交媒体使得公众对政府及主流媒体信息的关注大大下降,对政府如何利用新型社交媒体进行环境保护宣传教育提出了新的挑战,同时也对社会管理部门如何培育环保社会组织,弥补政府影响力下降所产生的空白提出了新的课题;(3)个体可以同时具有律师、会计、记者等处理复杂社会问题的能力,挑战政府维护社会公平稳定的利益裁量权,对环境司法公正提出更高要求。当前,中国正在进行环境体制改革创新,追求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如何关注、分析并积极适应由于技术变革引起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变化,避免制度资源错配,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正在进行工业化的后发型国家尤为重要。文章最后建议,要高度关注这个领域的研究前沿进展,在制定发展规划与改革措施过程中,以未来的技术环境为出发点;要加强治理创新,引导技术朝着有利环境保护的方向发展;要加强技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双向影响研究,推进政府改革与创新,为人民提供更好的公共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