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污染物风险防范国际实践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随着重化工业的快速发展和各类化学品的大量使用，一些新型污染物对中国居民和生态环境的危害正逐步显现并日趋严重。如何进一步完善中国新型污染物的风险防范体系，是中国生态环境治理面临的重要问题。发达国家新型污染物的风险防范工作启动较早，对中国完善新型污染物风险防范体系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从制度建设、体制机制、评估监测、科学研究等方面比较国内外新型污染物风险防范实践的异同，立足我国国情，发现国内实践还需加强之处。在此基础上，提出国际新型污染物风险防范实践对中国的启示。     

1949年以来中国环境与发展关系的演变

从IPAT方程出发,发现了环境影响随着经济发展或时间的演变依次遵循三个"倒U型"曲线规律,即环境影响强度的倒U型曲线、人均环境影响的倒U型曲线和环境影响总量的倒U型曲线。根据此规律,可以将该演化过程划分为四个阶段即:环境影响强度高峰前阶段、环境影响强度高峰到人均环境影响量高峰阶段、人均环境影响量高峰到环境影响总量高峰阶段以及环境影响总量稳定下降阶段。在环境演变的不同阶段,主要驱动力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在环境影响强度高峰前阶段,资源消耗或污染物排放增长更多地由资源或污染密集型技术进步驱动;在资源消耗或污染物强度高峰到人均资源消耗或污染物排放高峰阶段,主要由经济增长驱动;而在人均资源消耗或污染物排放高峰到资源消耗或污染物排放总量高峰阶段以及总量高峰以后的发展阶段,则主要由节约高效技术或污染减排技术进步来驱动。实证分析表明,中国目前环境与发展关系基本上处于经济增长主要驱动的环境影响强度高峰向人均环境影响高峰过渡阶段,这同时意味着中国要在短期内实现人均环境影响和环境影响总量高峰的跨越是异常困难的。     

可持续发展治理的一个理论架构

治理作为实施可持续发展的基本途径和重要保障,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但是目前对可持续发展治理的理解存在着很大程度的模糊性和混乱.本文在界定可持续发展治理内涵的基础上,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治理的一个理论结构,对可持续发展治理的基本特征、要素组成、实施途径、操作模式以及制度安排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讨论.可持续发展治理的可操作模式有社会伙伴关系模式、企业自调节模式和利益相关者契约模式;制度安排有兰个核心:制度的结构和功能层、治理功能及其组织、关键制度的规则.     

西藏生物质能开发的资源、环境基础分析

开发生物质能是缓解能源供应紧张、环境污染严重这两大难题的理性选择。而由于生物质能蕴藏于生物质中,生物质又与区域自然地理特征息息相关,因此,各地发展生物质能具有明显的区域特性,不可一刀切。论文分析了西藏发展生物质能的资源条件和环境基础,认为西藏生物质能资源总量大而单位面积的生物净初级生产量不高,自然环境脆弱且生物质能利用与环境关系紧张。在前人关于西藏的太阳能、生物量、净初级生产量研究基础上,从生物质能转化过程的角度,提出了可利用生产量的概念及生物质能可持续利用的模式,继而估算出了西藏的生物质能资源总量2400×10⁴tce/a。最后,在肯定西藏生物质能开发的可行性的同时,提出了因地制宜,适度开发的战略。     

导致西藏生态退化的人为因子空间效应分析

 运用典型相关分析、地理信息系统(GIS)空间分析等方法对导致西藏生态退化的人为因子及其空间效应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人口数量是西藏生态退化的主要人为因子,基建投资的生态效应则较为复杂.藏西北生态退化主要是由自然因子所致.在雅鲁藏布江、拉萨河与年楚河流域中部地区人为因子致使生态退化作用较强.藏东地区生态退化人为因子明显.藏东南地区人为扰动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