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中上游流域重点水域禁捕补偿政策满意度及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以赤水河和长江洪湖段233名退捕渔民为调查对象,基于偏最小二乘结构方程模型,从家庭禀赋、政策认知、政策执行三个维度构建禁捕补偿政策满意度模型,探究其影响因素和影响路径。研究结果表明: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家庭禀赋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本对家庭禀赋的影响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从路径系数来看,家庭禀赋、政策认知和政策执行三个维度对禁捕补偿政策满意度的路径系数分别是0.264、0.198和0.435;从中介效应来看,家庭禀赋通过政策认知间接影响政策满意度。基于此,本文认为建立多元化禁捕补偿制度、确保按时发放补偿资金、切实提高退捕渔民受教育水平、积极开拓渔民转产转业渠道可以进一步提升禁捕补偿政策满意度,确保长江大保护政策实施效果。     

长江流域禁捕生态补偿政策绩效评价及影响因素分析——以湖北和贵州为例

渔民作为我国长江流域禁捕生态补偿政策的对象,渔民的满意程度是衡量禁捕生态补偿政策的重要指标。选取的研究地区是首批推行并完成禁捕生态补偿政策的贵州省赤水河流域和湖北省洪湖市,基于退捕渔民调研结果,先使用TOPSIS法的数学模型求出最优解,再进行障碍度计算,并对禁捕政策实施效果和相关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关于禁捕生态补偿政策渔民评价的最优解,贵州省赤水河流域为0.45,绩效一般,湖北省洪湖市为0.27,对应的绩效水平为较差;（2）影响两个地区绩效评价的前三位主要因素是实施禁捕后,政府部门工作跟踪力度满意度（B₄）、生活水平满意度（D₂）、社会活动与社会地位满意度（E₂）。研究结论为评价禁捕生态补偿政策绩效提供一个可选分析框架,为其他地区提高禁捕生态补偿政策绩效提供参考依据。     

山西关帝山神尾沟植物群落物种多样性与环境关系的研究I．丰富度、均匀度和物种多样性指数

以89个植物群落调查样地数据为基础，运用8个多样性指数对山西关帝山神尾沟物种多样性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1）群落总的表现为多样性和均匀度随海拔升高而下降，丰富度从1700m下降到2400m后开始升高；（2）群落不同层次表现为乔木层和灌木层多样性、丰富度和均匀度随海拔升高而下降，草本多样性和均匀度表现为上升趋势，丰富度下降到1900m后开始上升；（3）乔灌草三者多样性和丰富度指数值以及变化幅度都表现为草本层>灌木层>乔木层，三者均匀度相差不大；（4）群落不同坡向表现为阳坡多样性和丰富度都大于阴坡，均匀度相差不大.图6参7     

长江禁捕补偿政策对渔户生计的影响——以长江中下游为例

长江流域禁捕补偿政策的实施使数十万捕捞渔民失去原有生计手段，有效识别渔户受到禁捕政策的外部冲击时生计能力的变化是帮助退捕渔户改善生计的前提。以安徽、江苏、湖北三省份退捕渔户为研究对象，构建适用于退捕渔户生计资本评价指标体系，从生计资本的总量、结构和流动性3个方面分析长江禁捕补偿政策对渔户生计的影响。结果表明：(1)退捕渔户生计资本总指数显著提升，人力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指数均得到显著增长。(2)退捕渔户生计资本耦合协调度指数得到显著增长，生计资本结构总体由失调向协调转变。(3)退捕渔户生计资本表现出较高流动性，渔户群体贫富差距缩小。(4)不同地区间政策对生计资本产生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安徽省渔户各项生计资本指数及生计资本耦合协调度指数均得到显著提升，生计资本的流动性最高；江苏、湖北省渔户心理资本指数显著下降，退捕前后金融资本指数、生计资本总指数及生计资本耦合协调度指数无显著性差异。根据研究结果，禁捕补偿政策的实施对退捕渔户生计的可持续产生了积极影响，但渔户生计发展停滞，退捕地区的社会和谐稳定及渔户生计资本阶层的重新固化仍是十年禁渔需要持续关注的问题。     

长江禁捕典型省域渔民生态种养采纳意愿及其驱动路径研究

当前，构建以渔民生态种养为主的生计转型长效机制，确保渔民“稳得住，能致富”是政府部门和学术界共同关注的重点。本文基于“生计恢复力”理论构建了“缓冲—自组织—学习”三维分析框架，借助必要条件分析（NCA）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两种分析方法，从组态视角对长江退捕渔民生态种养采纳意愿的关键驱动条件、作用路径和潜在替代关系进行研究。研究发现：①NCA与QCA分析结果显示，单一条件无法形成渔民生态种养采纳意愿程度高的必要条件，但fsQCA组态分析显示，自组织能力尤其是对奖补惠及和政策新闻的关注能单独引致解释结果的产生。②渔民生态种养采纳意愿存在三种驱动路径，分别是自组织主导型、自组织—学习驱动型和缓冲—学习驱动型。同时，渔民生态种养采纳意愿存在三种抑制类型，分别是学习抑制型、自组织—学习抑制型及缓冲—自组织抑制型。 ③ 在特定条件下，自组织能力可以与其他两种能力的条件组合等效替代，以“殊途同归”的方式提升渔民生态种养采纳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