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强度约束对城乡居民福利水平的影响:基于CGE模型的分析

中国政府承诺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CO_2排放比2005年下降60%~65%,基于碳强度约束的行政型减排措施是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手段之一,分析碳强度约束对城乡居民福利水平的影响,是碳减排机制设计的重要内容。本文构建31个部门的经济-能源-碳排放动态CGE模型,模拟2012—2030年在碳强度约束和非化石能源比重提高的情景下,城乡居民福利水平、消费结构以及CO_2排放等指标相比基准情景的变化情况。结果表明:(1)城乡居民收入无显著变化,生活总消费略有下降。其中,农村居民生活总消费的降幅超过城镇居民。(2)居民能源消费和CO_2排放大幅下降,农村居民的降幅超过城镇居民。(3)居民对煤炭、成品油和天然气的消费大幅降低,电力消费显著上升,部分资本密集型商品的消费小幅增加。其中,城乡居民的煤炭消费降幅最大,农村居民对成品油和天然气的消费降幅远超城镇居民,对电力、专用设备、通用设备、金属制品等商品的消费涨幅超过城镇居民。(4)碳强度约束使城乡居民福利小幅下降。其中,农村居民的福利等价变化降幅超过城镇居民。根据实证结果,得出以下结论:一是碳强度约束对居民生活减排起到积极作用;二是这一政策使城乡居民福利小幅下降,但不会对居民生活产生强烈冲击;三是对农村居民能源消费的负向影响超过城镇居民。总体而言,政府在碳强度约束政策的基础上,首先,应增加对农村居民的转移支付,提高农村居民收入增幅,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其次,增加农村清洁能源的供给;再次,提高对农村居民使用清洁能源的补贴力度,从而降低应对气候变化政策对农村居民的负向影响。     

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碳排放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利用1980—2013年间的城镇人口与碳排放数据,选取城镇化进程中影响碳排放的城镇化水平、城镇建设用地面积、第三产业增加值、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人均绿化面积等因素,实证分析了城镇化对我国碳排放的影响程度,并利用格兰杰夫因果关系与误差修正模型分析了二者的因果关系与时间效应。最后,从降低工业碳排放、加快低碳城镇化试点建设、推进低碳社区发展,促进新能源发展等方面提出了相关建议。     

长三角城市群产业-人口-空间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通过构建城市产业-人口-空间发展指标体系,利用耦合协调度函数,计算长三角城市群产业-人口-空间综合发展水平及其耦合协调度,分析了长三角城市群产业-人口-空间整体水平以及耦合协调发展的时序特征和空间特征。从时序上看,长三角城市群产业-人口-空间发展水平总体上在波动中演进,演进过程大致分为以产业为主导、以空间为主导到产业、空间与人口系统发展失调等三个阶段。从空间上看,长三角城市群由以上海为中心的空间格局逐步演进成为以上海为轴心,南京和杭州为两翼的高水平协调发展三角区域,但是由于空间发展过速,三角区域内高水平协调发展城市普遍存在产业与空间协调发展程度滞后的特征,而外围城市主要暴露出人口与空间协调发展程度滞后的问题。因此应该坚定以人为本的目标,促进产业集约高效发展,优化城市空间布局,推动城市人口、产业与空间协调发展。     

东部资源枯竭型企业何以转向中西部?——基于系统耦合的视角

针对我国东部资源枯竭型企业向中西部资源富集地的转移问题,采取系统工程的原理,深度分析东部资源枯竭型企业的运营困境、优势要素和可行出路,以及中西部资源富集地的开发困境、优势要素和发展需求,探究双方优势要素耦合的可行性。研究表明:(1)东部资源枯竭型企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十分突出,解决的关键在于有效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2)中西部资源开发存在产业集中度较低、资源浪费较多、安全隐患较大、环境破坏较重等问题,必须从管理体制和调控政策上进行有效创新;(3)东部资源枯竭型企业与中西部资源富集地双方优势要素具有明显的耦合性,促进双方优势要素的耦合,是助力企业走出资源枯竭困境,加快中西部资源产业转型升级的可行举措。     

媒介使用对农民水土保持技术采用行为的影响——生态知识和生态风险感知的中介效应分析

基于陕甘宁1152份农户调查数据,运用层次回归模型,以生态知识和生态风险感知作为中介变量,实证分析了媒介使用对农户水土保持技术采用行为的影响及其路径.研究结果表明:(1)农户不仅通过媒介获取生态信息,还获得了生态知识,形成了一定的生态风险感知;(2)媒介使用不仅对农户水土保持技术采用行为具有直接影响,同时可以通过生态知识和生态风险感知的部分中介效应间接影响农户水土保持技术采用行为;(3)其中,传统媒介和新媒介都对农户水土保持技术采用行为产生正向影响,生态知识和生态风险感知在其中分别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其中新媒介的作用大于传统媒介.因此,需要重视媒介对农户生态知识和生态风险感知的教育功能,从而促进农户采用水土保持技术.     

碳减排目标的实现机制比较与选择——基于数量型与价格型减排工具的模拟

基于2012年微观层面的社会核算矩阵(SAM)表,本文构建动态可计算的一般均衡(CGE)模型,分别设计碳交易和碳税情景加入该模型,模拟中国2012—2030年的宏观经济效应和部门结构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就宏观效应来看,2030年碳交易和碳税情景的碳强度分别比基准情景下降了24.24%和26.487%,分别完成碳减排目标的55.052%和59.349%;碳交易情景下消费、投资、出口和进口出现较大波动,碳税情景下这些指标小幅上涨。就部门经济效应来看,能源部门受政策情景影响最大,其次是制造业部门,其他部门受到的影响较小;碳交易情景对各部门增加值有抑制作用,并对原油和天然气部门的消费产生较大冲击。就部门减排效应来看,制造业部门的减排效应较显著;碳税情景的减排效应优于碳交易情景。总体而言,单一实施碳交易或碳税政策,不能完全实现碳减排目标,碳税政策相对温和,可以考虑两种减排政策配合实施,以减缓对经济系统冲击,并实现碳减排目标。     

有机磷酸酯在重庆不同城市功能区土壤的分布特征及来源

本研究利用超高效液相色谱飞行时间质谱(UPLC-Q-TOF~-MS)检测分析了重庆市4个不同功能区城市表层土壤中12种有机磷酸酯(organophosphate esters,OPEs)含量水平,探讨了其组成特征,通过相关性分析讨论了土壤有机质(soil organic matter,SOM)与ΣOPEs及各单体含量之间的关系,利用主成分分析阐述了OPEs可能的来源.结果表明,ΣOPEs含量(以干重计,下同)范围为10. 7～108 ng·g~(-1),平均值为46. 4 ng·g~(-1),处于国内外较低水平;不同功能区土壤中ΣOPEs平均含量大小依次为:工业区(55. 6 ng·g~(-1)),住宅区(55. 5 ng·g~(-1)),商业区(41. 8 ng·g~(-1)),城市公园(34. 1 ng·g~(-1)).磷酸三(2-氯异丙基)酯(TCPP)和2-乙基己基二苯基磷酸酯(EHDPP)是主要OPEs污染物单体,TCPP在工业区土壤贡献率最高达到了31. 5%,而EHDPP在商业区和城市公园贡献率最高分别为23. 4%和24. 7%.相关性分析表明SOM含量和ΣOPEs含量呈显著相关(P 0. 05),和单体磷酸三甲苯酯(TCP)含量呈极显著相关(P 0. 01),表明SOM是影响OPEs分布的因素之一.主成分分析表明城市土壤OPEs来源并不单一,污水灌溉、路面径流、室内源污染及污泥再利用等都可能成为土壤OPEs潜在来源途径.     

农村人口转移趋势及空间指向研究

农村人口转移及城市集群发展加速城镇化进程,把握农村人口转移趋势,导引农村人口有序转移是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关键。长株潭城市群一体化发展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基于此,本文选择湖南省和长株潭城市群作为研究对象,探讨农村人口转移趋势及其空间指向。本文选择人口发展方程和回归分析两种常见的人口总量预测方法测算湖南省2016—2030年人口总量,比较测算结果发现人口发展方程虽然在年增长率的预设上具有一定的主观性,但在长期人口预测中表现出更好的适用性。在城镇化率预测上,Logistic增长模型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因此本文选择人口发展方程和Logistic增长模型,预测湖南省和长株潭城市群2016—2030年的人口总量和城镇化率,在此基础上计算出人口城乡分布的大致状况,进而估算农村人口转移趋势。预测结果显示2016—2030年间,湖南省和长株潭城市群分别有大约980万和567万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长株潭城市群城镇化率和农村人口转移进程均领先于湖南省平均水平,尤其是城市群中心城市。据此,可得出结论:城镇化进程中的城市群发展在推动农村人口转移中的作用突显,农村人口转移空间指向城市群集聚,即城市群是引领城镇化进程的空间经济主体形态,是农村人口转移的"牵引力",是农村人口转移空间指向的"内聚力"。同时,农村人口加快向城市群聚集的趋势也呼吁城市治理理念和治理模式的创新,智慧城市或是这一变革的最优方案。     

基于自适应灰色面板聚类的城市公共安全风险测度*

为科学评估城市公共安全风险,基于“脆弱性—能力”综合评估框架从公共安全风险事件维度入手,构建城市公共安全风险评估指标体系;选取2015—2019年与脆弱性和风险承载能力相关的22个指标,采用改进后的自适应灰色面板聚类从绝对量、增量和波动量3方面进行测度。聚类结果将全国城市的公共安全风险水平分为6个类型;基于研究结果进一步分析造成不同类型特征的原因,明确各城市公共安全管理存在的薄弱点,提出相关改进建议。研究结果表明:北京和上海在3个层面上均有较好表现,属于低风险城市;全国大部分地区呈现出绝对量水平中等或较差,增量和波动量水平较好的特征。     

基于超效率DEA模型的中国能源效率测算与实证研究

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在能源需求量日益扩大的同时,二氧化碳排放量也快速增长,中国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能源和环境形势。为了实现“十二五”规划节能减排目标及2030 年实现碳峰值的承诺,提高能源效率和碳减排成为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当务之急。本文选取与能源效率存在密切关系的产业结构、技术进步、能源消费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作为主要影响因素,基于超效率DEA 模型对中国1980-2011 年的能源效率进行了测算,利用VEC 模型分析发现能源效率与产业结构、技术进步、能源消费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同时,在此基础上利用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模型就我国能源效率与其影响因素之间的短期动态关系作进一步分析,结果显示,产业结构、能源消费结构、技术进步对能源效率得提升有积极的正效应,而经济发展水平对其有一定的负面影响,从各因素对能源效率的贡献百分比来看, 产业结构比例对能源效率的贡献最大, 然后依次是经济发展水平、能源消费结构和技术进步。最后结合以上分析,从加大研发收入、调整产业结构、优化能源消费结构、提升技术利用水平、发展清洁能源技术、推广新能源使用与技术扩散能方面提出了可行性建议与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