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合政策与农村居民就医地点选择的关系

利用中国营养和健康调查2004年和2006年的农户数据,研究通过多选项Logistic模型分析了新农合政策与农村居民就医地点选择的关系。回归结果显示:在新农合开展初期,新农合对人们的就医地点选择有显著影响,能够起到增加农村居民利用县乡医疗机构的作用。但随着新农合的全面覆盖,政策的作用迅速下降。即便增大新农合对各级医疗机构的就医补助,新农合亦未能起到显著影响作用。     

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市民化抑制

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终结是市民化,但是目前许多新生代农民工存在市民化阻碍,这不利于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和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对沈阳和余姚两地区进行了案例调查,得到了两地区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数据。运用调查数据,首先采用需求可识别的biprobit模型对新生代的农民工市民化抑制程度进行了测度,并预测出新生代农民工个体的市民化抑制程度。在对新生代农民工个体的市民化抑制程度指标进行分位数回归分解的基础上,分析了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抑制程度的影响,以期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资本水平是影响其市民化的关键因素,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只有在市民化抑制程度高于80%时才会使市民化抑制程度下降。因此,相应的政策建议为,政府应加强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公共服务的享用水平;发展和健全农民工工会组织;在市民化抑制程度较高的地区应特别加强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技能的培训。     

自驾车旅游者分类与差异性分析以沈阳周边景区为例

以沈阳周边景区自驾车旅游者为研究对象,从自驾车旅游者的需求特征和社会人口学特征出发,采用主成分分析法从影响自驾车旅游者的58个指标中提取了28个主成分,运用系统聚类的方法对28个主成分进行聚类分析,将自驾车旅游者分为家庭亲子型、青年探险型等九类,并对不同类型的自驾车旅游者进行差异性分析。结果表明,不同自驾车旅游者在年龄、收入等社会人口学特征方面不存在显著性差异,但在出游的组织方式等方面却差异性明显。     

自我剥削、禀赋效应与农地流转潜在市场发育——兼论经济欠发达地区小农户生产方式转型

以家庭均包制为主要经营特征的农村土地制度曾一度引致农户农业生产积极性的提高和农业生产效率的快速增长,但由此导致的细碎化小规模的农地经营特征和农业生产成本的上升却造成了农地经营的自我剥削现象普遍存在,加之传统的村庄惯习和土地占有关系诱致的农户对农地的禀赋效应,共同导致农户农地经营的自我剥削属性与土地的市场处置行为呈现出内在运行机制不一致性。为此,本文采用引入交叉项的Probit模型,并利用江西省丰城市和遂川县的706户农户调查数据经验分析了小农户的自我剥削和农地禀赋效应对农地流转潜在市场发育的影响。理论分析表明,农地经营的自我剥削特征与农地市场化具有一致性倾向,但农地的人格化财产属性引致的农户禀赋效应造成了农户农地经营自我剥削感知度的下降,并削弱了要素经营属性与市场配置行为的匹配。经验分析结果发现,小农户低效率农地经营导致的自我剥削与农地禀赋效应分别激励农地流转市场的潜在供给和需求。同时,农地禀赋效应弱化了自我剥削对农地流转潜在需求和供给的诱发作用。为此,本文认为降低农户的土地禀赋效应是欠发达地区小农户转型的总体方向,它为农地由小农户流向生产大户和培育部分小农户成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保障。文章主要从家庭决策的利益导向化、农地流转市场与劳动力市场发展的不一致性及农村制度供给等维度提出了经济欠发达地区小农户转变农业生产方式,跳出自我剥削陷阱的政策建议。具体措施包括:1切实保障小农户的基本权益,提高他们在家庭资源配置中的预期收益;2在初次规模经营补贴、农业基本补贴机制转变、经营者生产奖励、专业技能培训、市场信息供给等层面加大投入力度,同时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以降低小农户转型的难度与风险。     

企业金融化抑制了低碳技术创新吗？——来自“动机背景”视角的观察与诠释

低碳化是实体企业的未来发展愿景,金融化是实体企业的现实发展特征,考察金融化对低碳技术创新的影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国家实业安全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该研究以2011—2021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的制造业企业为样本,实证分析企业金融化对低碳技术创新的影响,探讨金融化“动机背景”在这一影响中的调节作用,并进一步分析了“动机背景”对低碳技术创新的非金融化影响机制。研究发现：(1)企业金融化程度的加深会抑制其低碳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且这一抑制效果存在滞后性和黏性,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2)金融化对国有企业低碳技术创新投入和产出的抑制效果弱于非国有企业,对大规模企业的抑制效果弱于小规模企业,且在非国有企业和小规模企业中,金融化抑制低碳技术创新的滞后性和黏性效果更为突出。(3)基于“动机背景”角度的检验发现,盈利乐观度和行业竞争度的提升能够有效缓解企业金融化对低碳技术创新的抑制效果,而企业内部融资约束的增强则会加剧金融化对低碳技术创新的抑制作用。(4)“动机背景”对低碳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以管理者环境注意力转移为中介的非金融化影响渠道,盈利乐观度的提升能够转入管理者环境注意力...     

安徽省农产品主产区生态承载力与产业协同发展分析及优化路径

以农产品主产区安徽省为例,基于耦合协调度模型和剪刀差模型,利用熵权法确定综合权重,测算出2007~2018年安徽省农产品主产区生态承载力与产业协同发展的耦合协调度和两系统变化速率差异。结果表明：研究期间两系统处于低水平基本协同发展状态,耦合协调度在\[0.570 3,0.797\]波动,总体呈现上升趋势,2007~2010年度,处于经济滞后型基本协同发展,2011~2018年,属于生态滞后型基本协同发展;两系统变化速率差异稳定在\[0.021 9,0.037 3\],呈现倒U型趋势。讨论分析后提出优化农产品主产区空间总体布局、产业发展、融合发展、绿色转型等发展路径,推动农产品主产区生态承载力与产业协同发展。     

竹子造林CCER项目碳汇价值动态评估及敏感性分析

基于竹子造林碳汇项目方法学和改进的项目减排量经济价值评价模型,以湖北省通山县竹子造林项目为例,对竹子造林项目减排量及经济价值进行了动态定量评估,并对不同情景下项目减排量经济价值的变化进行了敏感性分析。结果表明:在当前条件下,单位面积平均和20年累计减排量为12.6 t CO_2e/hm~2和251.2 t CO_2e/hm~2,项目面积为6 556 t CO_2e和131 125t CO_2e,但其主要集中在项目运行期前十年的地上和地下生物质碳库,而后十年的竹制品碳库相对较少;项目面积年均和累计碳汇价值量为9.62万元和192.41万元,中国自愿减排交易市场发育和健康运行对竹子造林项目碳汇价值影响显著;竹林经营技术条件,主要竹制品加工联合利用效率及联合使用寿命变化,对竹子造林项目年均和累计碳汇价值均有正向影响,但后两者的影响程度较小。未来应尽快构建囊括抵消机制的全国统一碳市场;重视毛竹碳汇造林与管护技术的应用、示范与推广;并鼓励竹子加工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生产和销售耐用竹制品。     

云南省高原典型森林植被涵养水源功能研究

利用水量平衡原理对云南省高原3种典型森林植被的林冠截留、枯落物持水和土壤蓄水能力进行比较研究。结果表明:土壤蓄水是森林发挥涵养水源功能的最主要途径;从林冠截留量和截留率两个指标来看,林冠截水能力排序为高山松林(209.87 t/hm²、28.87%)>白桦林(194.17 t/hm²、19.82%)>川滇高山栎灌丛(111.78 t/hm²、16.32%);对于枯落物持水能力:最大持水量排序为高山松林(35.79 t/hm²)>白桦林(24.52 t/hm²)>川滇高山栎灌丛(18.49 t/hm²);最大持水率排序为川滇高山栎灌丛(177.42%)>白桦林(152.08%)>高山松林(138.48%);土壤蓄水能力排序为川滇高山栎灌丛(673.19 t/(hm²·a))>高山松林(610 t/(hm²·a))>白桦林(549.84 t/(hm²·a));在同一森林单位面积上,涵养水源能力排序为高山松林(855.66 t/hm²)>川滇高山栎灌丛(803.46 t/hm²)>白桦林(768.53 t/hm²)。研究可为森林生态效益核算和管理奠定基础,且对制定适应气候变化的策略有着科学指导意义。     

生猪养殖适度规模:产出、效益与环境——基于全国8省份1484个养殖户数据的实证

近年来，我国生猪养殖市场产生了剧烈波动，也催生了对生猪养殖适度规模问题的思考。本文基于8省份1484份生猪养殖户的调查数据，采用Translog生产函数和C-D生产函数，从产出、效益和环境三个维度对生猪养殖规模效应进行实证研究。研究表明：生猪养殖规模与环境污染之间存在倒“U”形关系；综合考虑产出、效益和环境三个方面，适度规模应为年出栏1000~1999头；养殖经验对生猪养殖的产出和效益影响显著，环保认知和参加培训状况对环境污染影响显著。基于此，积极引导养殖户合理科学扩大养殖规模、增强环境意识，提升生猪养殖从业人员长期经营的驱动力，对促进养殖行业绿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华北平原节水技术、灌溉用水量反弹效应与地区异质性——基于Malmquist和LMDI指数分析

很多地区节水技术的应用并未带来农业灌溉用水总量的下降。通过应用中国华北平原地级（直辖）市2000—2018年的面板数据,采用Malmquist指数和LMDI指数进行分解,测算出节水技术带来的农业灌溉用水反弹量和预期农业节水量。结果表明：中国华北平原节水技术引起的农业灌溉用水反弹效应均值为15.02%,这表明华北平原整体并未完全达到节水技术应用带来的预期农业节水量。节水技术应用放松了水资源约束,农户会扩大灌溉面积或高耗水高收益作物的种植,从而削弱节水技术的节水效果。黄河区的农业节水反弹效应程度最大,部分地区甚至会造成农业灌溉用水的增加。节水灌溉面积的增加是农业节水反弹效应的直接原因,农田灌溉水利建设投资的增加和水权市场建设的不完善则是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