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绿”待劳:环境规制与重污染企业就业——基于生产全过程绿色技术创新的视角

基于生产全过程绿色技术创新的视角,对局部均衡模型进行了改进,并利用2008～2020年中国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数据,实证考察了环境规制对就业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结果发现:环境规制的提升显著降低了企业就业水平,这一结果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以及控制内生性问题后,依然成立;通过机制分析发现,环境规制可以“倒逼”绿色技术创新,通过以“绿”待劳的方式缓解环保与就业之间的矛盾;在异质性分析中发现,环境规制对企业就业的不利影响主要作用于非国有企业、低学历人群以及中部地区企业;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积极进行工艺改进会削弱环境规制对企业就业的不利影响,企业增加研发投入会加剧环境规制对企业就业的不利影响,末端治理创新并未对环境规制的就业效应产生显著影响.     

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对碳排放的影响研究——基于资源依赖的视角

基于2003~2018年285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首先使用双重差分模型考察《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2013~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对碳排放的影响;其次,探究该政策通过资源依赖这一路径对碳排放的影响效果;进一步地,基于城市区域和城市规模两个视角分析该政策通过资源依赖影响碳排放的异质性效果;最后,探究《规划》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规划》显著地降低了资源型城市的碳排放;机制分析表明,《规划》能够通过降低资源依赖进而减少碳排放,且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进步对《规划》的碳减排效应起到了正向调节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规划》通过降低资源依赖进而促降碳排放的效果在东､中部地区以及大城市更为明显;《规划》对本地及周边地区均具有显著的碳减排效应.本研究对于在双碳目标下实现中国资源型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国家和产业尺度下南海周边国家地缘经济关系演变与启示

以南海周边国家为研究对象,采用国家间的贸易数据,基于地缘经济联系紧密度模型与产业结构相似系数模型,分析2003—2021年国家与产业尺度下地缘经济关系,讨论潜在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地缘经济联系紧密度上,国家尺度呈上升趋势,核心区域由南向北转移;产业尺度整体呈上升趋势,不同行业的增速差异显著;海洋产业呈现南北东相互制衡的三核心局面。（2）产业竞合关系上,国家尺度呈现多极化发展趋势,国别差异明显;行业内竞合关系稳定,但行业间差距扩大;海洋产业国别差异显著,整体竞争大于合作。（3）空间因素、自然禀赋因素、文化因素和制度环境在不同的尺度与行业对地缘经济联系紧密度和产业竞合关系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     

PM2.5污染与健康支出:时间滞后效应与空间溢出效应

基于ArcGIS技术解析卫星栅格数据,获得2002—2015年中国31个省级的PM_(2.5)平均质量浓度和最大质量浓度,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定量考察PM_(2.5)污染对健康支出影响的时间滞后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1)当期的PM_(2.5)平均质量浓度对人均就诊次数的影响不显著,而滞后一期的PM_(2.5)平均质量浓度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PM_(2.5)污染对人均就诊次数的影响具有时间滞后效应; 2)通过更换代理变量的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估算结果依然显著; 3)空间模型分析表明,PM_(2.5)污染具有较强的空间传递性,一个地区的健康风险不仅来源于本地区的PM_(2.5)污染,还有很大一部分风险来源于邻近地区的PM_(2.5)污染。在宏观上为PM_(2.5)污染对健康支出的影响提供了证据,也为区域制定PM_(2.5)污染的联防联控机制提供了依据。     

长江经济带电力碳排放时空变化及影响因素——基于区域和产业视角

以长江经济带为实证区域,综合运用IPCC清单编制法,网络法和LMDI法,在核算2005～2020年长江经济带电力生产、传输和消费过程中碳排放量的基础上,基于区域和产业两个层面分析其时空分异特征,并探究地区电力生产和消费碳排放量变化的不同影响因素.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电力生产碳排放量整体呈现不断上升但增长速度下降的态势,总量由6.8亿t增加到12.25亿t.年均增速由2005～2011年期间的7.61%下降到2012～2020年期间的1.28%.电力消费碳排放量的时空分布特征与生产视角下的相似,但省际间电力碳排放流动规模以及远距离的电力碳排放流动显著增加.其中上海,江苏和浙江为最主要的电力碳排放净转出地,2020年分别净转出1894.01万t、6120.03万和7020.84万t,安徽,湖北,四川,贵州和云南为最主要的净转入地,2020年分别净转入2723.85万t、2309.72万t、1075.72万t、3010.32万t和2218.69万t.下游地区的用电碳排放量主要来自资源加工工业,机械和电子制造业,轻纺工业,增长幅度较大的是机械和电子制造业,纺织业,服务业.中上游地区主要来自电力...     

中国环境信息公开的时空演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环境信息公开是大数据信息时代环境治理的新型工具,我国在立法和实践上取得了重要进展,准确把握其发展脉络、现实状况和驱动因素,是有效推动环境信息公开和发挥其治理效果的先决条件。基于2008—2017年120个城市的PITI指数,采用空间数据探索分析和动态空间面板模型方法,分析了我国环境信息公开的时空演化特征和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我国环境信息公开正处于向中等水平过渡阶段,表现出明显的区域不平衡现象,呈现“沿海-内陆”梯度递减特征。②我国环境信息公开表现出较强的空间集聚特征,呈现显著的空间“俱乐部”分布格局,区域内部空间溢出效应显著,区域间辐射带动作用较弱。③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环保投入强度表现出显著的促进作用,而良好的企业绩效和教育水平、较高的社会舆论和环保监督压力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促增效应;较差的空气质量和较高的工业污染表现出显著的抑制效应,而提高外资引入和环保执法力度则表现出较弱的负向作用。沿海城市和智慧城市的促进作用相对较高,资源型城市则较低。④环境信息公开在时间、空间和时空维度上分别表现出叠加效应、同群效应和示范效应。因此,应逐步完善环境信息公开的体制机制,加快环保基础设施建设,推进企业环保信用评价,提高公众互动参与和监督,强化环保指导帮扶和监管执法,构建环境信息公开的长效机制。     

环境信息公开有助于我国的污染防治攻坚战吗？

环境信息公开作为信息化时代环境治理的新型武器,对我国这样一个具有特殊财政体制和政治激励模式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其在污染防治攻坚战中的效果有待深入探究。本文基于城市污染源监管信息公开指数(PITI),以2008—2016年120个城市数据为样本,采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和系统GMM估计方法,实证检验了环境信息公开的污染减排效应,并重点分析了不同城市区位和城市规模下存在的异质性效应。结果表明:环境信息公开有助于污染防治,改善环境质量,还能有效缓解财政分权引致的环境污染问题。环境信息公开对污染排放的抑制作用呈现“马太效应”,对东、中、西部地区和大、中、小城市的影响均依次递减。对东、中部地区和大、中型城市,其治污效应较显著,而在西部地区和小城市尚不见效。积极推动全面环境信息公开,构建环境多元共治的长效机制,是决胜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关键所在。     

环境规制对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转型的影响

基于中国2003~2016年115个资源型城市,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研究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转型的影响及绿色技术创新在这一过程中所发挥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从整体看,正式与非正式环境规制均能显著地促进产业结构向合理化、高级化转型,且非正式环境规制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此外,绿色技术创新在环境规制促进产业结构转型的效应中发挥着中介作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然成立.基于城市成长周期角度,正式与非正式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的作用随城市成长周期不同而表现出显著差异,同时绿色技术创新在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转型过程中发挥的中介作用随城市成长周期不同也明显不一致;基于时期异质性角度,2013~2016年正式与非正式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作用相较于2003~2012年均有所提升,且绿色技术创新在环境规制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中存在中介效应.     

中国地级以上城市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扩展的STIRPAT模型

中国不同城市在发展阶段、经济结构、气候条件、人口结构等都存在明显的差异,不同城市二氧化碳排放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其影响程度也各不相同。本文基于最新的城市尺度二氧化碳排放数据库CHRED及CHRED2.0,通过加入产业结构、城市化和气候差异等因素,对传统STIRPAT模型进行扩展,考察了中国地级以上城市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人口规模、第二产业产值占比和采暖需求的增长都会显著提高一个城市的二氧化碳排放,同时部分城市二氧化碳排放会随着富裕程度的上升呈现先增加后减少的趋势,但城镇化率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从全国样本来看,2005年和2012年人口因素变化对碳排放影响变化较小,维持在0.7左右;气候因素的变化对碳排放的影响从2005年的0.288 1下降为2012年的0.000 2;第二产业产值比重变化的影响从2005年的0.744 2上升到2012年0.979 5;同时碳排放量与人均GDP在2005年存在倒U型关系,但到2012年这种关系不再显著。除了针对全国尺度的分析外,本研究还依据城市人口规模进行分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进行分位数回归,进而识别出不同规模城市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影响因素差异。今后在制定城市节能减排政策对城市二氧化碳排放量进行管理的过程中,决策者需要在把握关键影响因子的前提下依据城市自身特点做到因地制宜、区别对待。     

产业转移对中国中部地区的环境影响研究

我国实施中部崛起发展战略后,中部地区相继出台了自己的发展战略,积极承接东部沿海省份的产业转移。东部沿海省份的产业结构升级需求和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产业的梯度转移,在产业的区际转移过程中,究竟有没有伴随着污染的转移?因此,在对于外商直接投资、国际贸易引起的国家之间污染转移的污染避难所问题进行研究的同时,对于我国国内地区之间的产业转移所产生的环境污染问题也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本文基于Becker和Henderson对污染密集型产业的分类方法,采用以区位商的构建机理为基础的产业竞争力系数,以及重污染行业产值的全国占比等指标,利用我国中部地区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六个省份2000-2010年的面板数据,分析了中部地区污染密集型产业的转入情况,并进一步实证检验了这种产业转移对中部地区污染转移的影响。研究发现,在2004年后,也就是中部崛起战略实施后,各种污染密集型产业向中部转移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有色金属矿采选业,非金属矿采选业,农副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饮料制造业,纺织业,造纸及纸制品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等污染密集型行业向中部地区的转入,造成了废水、二氧化硫和烟尘等污染物的排放向中部地区的转入。文章最后对中部地区在实施招商引资政策、积极承接东部沿海省份等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和环境保护方面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