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中的"人口红利"探索——兼论"绿色人口红利"调整模型

提出"绿色人口红利"概念的目的在于分析"人口红利"是否带来环境问题,从而将经济发展中的资源成本纳入到人口红利中,以消除"人口红利"中的环境代价.通过人口红利兑现过程的定性分析,确定了人口红利包含着"环境代价",即兑现人口红利引起了资源退化、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了经济损失:利用Hartwick-Solow模型框架和新古典优化增长模型生产函数,设计了能够将"人口红利"调整为"绿色人口红利"的简要模型,模型调整的结果能真实显现出人口再生产转型带来的经济增长效应.在模型调整应用过程中,需注意几个问题:①防污支出问题,在把"环境服务"当作环境产出的前提下,把环境污染价值作为产出的减少,应从中扣除.②跨国污染问题,世界各国应确定一个统一的方法,按照一致的口径进行计算,并从人口红利中扣除.③技术变化影响问题,若把技术变化因素排除于调整人口红利的模型之外,将造成对绿色人口红利的低估.④新发现资源问题,建议采用按现行边际开采成本计价将新发掘量计入绿色人口红利.     

全球气候公共物品供给的融资机制与中国角色

气候融资问题最早源于全球环境合作,随着气候治理与全球经济、贸易和可持续发展等领域的协同演化发展,这一概念的内涵不断得到丰富,包括了来自发达国家的公共资金资源如何用于支持全球提供气候公共物品;如何管理和调控全球的金融市场和机构,为气候目标的实现提供更多的资金;以及政策、市场与机构如何应对包括气候变迁、极端天气、能源转型、碳价格在内的相关风险三个方面的内涵。本文系统回顾了全球气候融资的发展历程,概括出它在演化过程中表现的三个阶段:由碳融资到气候融资过渡、由公共部门向私人部门转移、气候风险主流化提速与气候融资体系面临重构。通过梳理最新的与气候资金相关的法律文件、信息通报、文献资料和智库报告,可以发现目前全球气候融资格局具有如下局限:(1)全球气候公共物品供给尚未形成一体化机制;(2)各种资金机制之间的低协同性降低了气候公共物品的供给效率;(3)新旧多边发展机构缺乏协同机制与模式创新。本文进一步考虑美国"去气候化"策略对全球气候融资的影响,表明美国政府的退出策略加深了各界对巴黎目标的担忧,气候融资领导力由此进入更迭期。另外,化石能源投资短期内有反弹迹象,但向新能源转型的全球趋势尚未受到明显冲击。最后,本文提出了中国在未来全球气候公共物品供给中角色定位及政策建议,包括推动建立一体化的全球气候公共物品供给机制、完善新兴多边机构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作用路径与方式创新以及以气候变化的南南合作为契机,加强我国气候融资软实力等。     

产业集聚与生态工业园的建设

区域经济发展靠产业集群的支撑。在我国的压缩型工业化进程中，自然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维持其可持续性的空间愈来愈小。循环经济是一种新的制度安排和经济发展方式，产业生态化趋向是发展循环经济的重要依托．而产业集聚为产业生态化创造了条件。加强生态工业园的建设能够为产业集群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保证。以“3R”为原则．根据资源条件和产业特点，运用循环经济发展方式引导产业集聚。在重、化工产业优先创建生态工业园．按照生产者、“消费者”和分解者的功能引入企业和集聚产业，构成资源循环链．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改造原有的特色工业园区和高新技术开发区促使其向生态化层次升华．引导新的产业集聚．实现产业集群的升级和可持续发展。对于欠发达地区的资源开发型产业．推行保护性开发。产业集聚与生态园建设并举．形成优势产业集群．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健康与经济增长的跨国研究

已有文献在考虑健康对经济增长影响时常常只考虑健康因素本身,而忽略其他相关因素从而产生"遗漏变量"问题而影响结论的可信性;或者只考虑健康因素的单一维度,而忽略初始健康水平以及健康水平改善速度都有可能同时影响经济增长。本文基于此,借鉴Nelson-Phelps,Lucas与Barro的方法,构建统一框架并利用跨国数据综合考察健康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论发现,即使在控制其他影响因素后,预期寿命初始水平以及增长速度都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已有文献中忽略其他条件或者只考虑健康状况的一个维度,都很有可能低估健康对经济增长的实际影响;此外,经济增长"俱乐部"现象与低收入国家初始人力资本水平(包括健康状况与受教育水平)密切相关;不仅如此,工具变量法与OLS估计结果非常一致,表明上述结论非常稳健。     

人口红利演变如何影响中国工业化

本文重点讨论了人口红利的历史演变将如何影响工业化。改革开放前较为宽松的生育政策与改革开放后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共同作用,形成中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人口红利。运用动态面板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人口红利有利于推进中国工业化。进一步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了人口红利对中国工业化的影响机制。实证结果表明,人口红利通过三条路径显著地影响中国工业化:120世纪90年代以来,改革开放前两次生育高峰的人口全部进入劳动力市场,为中国工业化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直接推进了工业化进程。2大量劳动者涌入市场,压低了劳动报酬,形成"中国制造"的成本优势,有效推进了工业化。这一机制是人口红利影响工业化的主要路径。3人口红利的提高有效促进了资本形成,但是其影响力度较小。从区域的角度本文还发现了更细致的结论。西部地区人口红利对工业化的影响力度明显大于其他地区,而且通过劳动供给与压低劳动报酬的渠道对工业化的影响力度大于其他地区;东部地区人口红利对工业化的影响虽然较小,但通过资本形成推动工业化的影响力度大于其他地区。未来人口结构面临改革开放前后人口政策的历史影响,以及全面放开二孩政策的冲击,人口红利预期将持续下降。依据实证研究,本文认为人口红利将带来旧有的工业化模式难以维系。未来应当通过发展智能装备制造、挖掘大国人才优势、促进技术进步,推动工业发展方式的转型。对于基本完成工业化的东部地区,更应发挥人力资本与科技进步的作用,率先推动依赖高投入的工业发展方式转变。西部地区应当创造良好的软环境,吸引劳动力流入,减缓人口红利下降对工业化的冲击;另一方面还应当充分利用成本优势,吸引资本流入,应对人口红利下降对资本形成的冲击。     

推进“十二五”环保工作 提高人民生活质量

环境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础,是提高人民生活质量、促进人全面发展的主要途径.国家的祥和繁荣,民众能否呼吸到新鲜的空气,喝到干净的水,吃上放心的食物,享受健康快乐的生活,从根本上决定了一个国家是否能够真正的祥和繁荣,这就要求不断加强环境保护,改善环境质量.     

我国农村贫困主要影响因子的灰色关联分析

我国农村贫困是由自然、经济、社会、历史等多方面原因造成的,贫困系统内各因子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本文在对贫困原因进行定性分析的基础上,以人均粮食消费量、恩格尔系数、人均纯收入和贫困发生率作为贫困主行为因子,根据贫困数据样本特点和指标要求,采用灰色关联分析方法,定量研究了致贫因子间的影响程度以及因子对主行为的贡献测度.结果显示,对贫困贡献度最大的因子主要有:农村义务教育、人均水资源、耕地面积、自然灾害、农业机械化、财政支农等方面.本文还分析了可控影响因子与其他因子之间复杂的交互作用和影响关系.最后,提出了一些针对性的政策建议,为健全反贫困宏观监测系统,提高政府反贫困工作的规范性与准确性提供了可参考的依据.     

产业集聚与循环经济互动关系研究

我国在资源与环境强约束下，构建具有生态化特征的新型产业体系迫在眉睫。新型产业体系是循环经济的重要依托，每一层次的产业生态系统都构成循环经济的功能载体和物质载体。产业集聚系统则更具载体优势。产业集聚的技术溢出效应促进资源节约等技术的开发和共享，产业集聚的规模经济性吸引“分解者”进入，一个产业的废料完全可以变成另一个产业的“食粮”。产业集聚是循环经济的重要实现途径。针对产业集聚系统不可持续的症结，循环经济＂3R＂原则的实施为其提供了充足的负熵流输入，循环经济触发产业集聚系统的自主技术创新“涨落”因素，推动系统跃升使之进化成为一个新的生态系统。循环经济是产业集聚的持续发展动力。产业集聚与循环经济呈互动关系。为此探讨了建立产业集聚与循环经济良性互动机制问题。     

环境约束下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及收敛分析

利用单元调查评估方法对农业面源污染进行核算,并将其作为农业生产过程中的"坏"产出指标纳入农业全要素生产率(TFP)评价模型,采用Malmquist-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方法分析1993-2010年环境约束下中国29个省份农业TFP增长,并对其收敛性进行了检验。研究表明:①环境约束下中国各地区农业TFP在考察期内均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增长,并且该增长主要是由农业技术进步推动,但是各地区的农业技术效率却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恶化;②从地区差异来看,环境约束下中国各地区农业TFP在增长的同时呈现东、西、中部地区依次递减;③当不考虑环境因素时,全国范围以及中、西部地区的农业TFP平均增长率分别比考虑环境因素时提高0.88%、1.71%和2.35%,但是东部地区却比考虑环境因素时降低1.01%;④环境约束下中国各地区农业TFP都存在σ收敛和绝对β收敛,但是σ收敛趋势并不稳定,σ值呈现出显著的波动特征。     

资源型地区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基于2000-2016年中国重点煤炭城市样本

大多数资源型地区在自然资源开采过程中经济增长长期呈现缓慢现象。如何利用资源优势、摆脱资源瓶颈、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是资源型地区面临的关键问题。以2000-2016年我国重点煤炭城市面板数据为样本,探讨资源型地区自然资源影响经济增长的不同途径。结果显示：资源型地区短期受益于“资源红利”,但长期由于容易出现资源产业依赖行为而对其他经济活动和资源依赖产业产生“挤出效应”,影响长期经济增长速度;同时,资源型地区容易表现出依靠物质资本投资实现经济增长的“粗放型增长”特征。本文研究结论丰富了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影响机制的探索,对资源型地区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也具有一定的实践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