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绿色金融及其影响因素——以绿色债券为例

绿色金融是金融创新的重点,旨在调控资本供给,实现环境向好发展。以绿色债券为例,基于2016—2019年中国142个地级以上城市,使用面板数据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探讨政策激励、金融基础、环境污染对绿色金融的影响。结果显示：（1）中西部地区引入绿色金融的城市数目较多,东部地区是绿色金融规模增长的承载区域。（2）政策激励和金融基础显著提升绿色金融规模,而环境污染起到抑制作用。（3）不同区域的政策措施都能与金融基础协同,促成绿色金融发展。仅在东部地区,政策激励能够缓和环境污染的负面影响。研究表明,绿色金融的发展模式存在区域差异,东部地区是在政策激励和金融基础推动下的顺势转型,中西部地区则需应对环境污染造成的阻力。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对经济短期影响的计量分析评估

学界和社会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执法对我国经济的长期利好均无异议,但对短期影响各方观点不一,其定量研究不足。我们利用宏观经济、金融监管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相关数据,从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对财政收入、工业增加值和GDP等的影响方面进行了定量分析。最后提出,应正确认识和充分肯定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对促进环境质量改善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积极作用和正向效果,保持战略定力,在后续工作中坚持分类施治、精细治理,并协同促进关停企业与就业转移,加大财政对环保产业和污染企业环保设备升级换代的支持力度。     

气候投融资加速发展新生态研究

应对气候变化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需要海量的资金投入并将为中国带来巨大的气候资金缺口，解决这一难题亟须大量的资金投入和高效的投融资手段。2020年以来我国气候投融资顶层文件相继出台，尽管气候投融资体系和试点工作的研究逐渐丰富，但是气候投融资理论研究仍然落后于地方和金融机构的相关实践。本文聚焦于气候投融资体系中存在的标准不统一、机制不灵活、信息不对称、数据不可靠等关键问题，梳理气候投融资加速发展所需的关键要素，讨论气候投融资加速发展的预期目标，提出一套结合数字科技应用的气候投融资加速发展新生态体系及其标准体系、技术体系、数据体系的构建方案，旨在引导和鼓励资金流向技术先进、示范创新、气候效益显著的绿色低碳项目，为气候投融资试点和“双碳”政策落地，提供理论支撑和政策参考。     

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是否促进了对外直接投资?

环境规制与跨国投资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作为重要的环境规制手段,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推进标志着我国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强。对外直接投资(OFDI)作为最典型的跨国经济活动之一,是中国"走出去"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与净额都呈现稳定的上升趋势,与此同时,环境规制强度也在不断提升。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是否受到国内环境规制加强的影响值得探讨,而2013年正式启动碳排放权交易试点为解决此问题提供了一个准自然实验场景。基于此,文章使用中国30个省级行政单位2010—2019年的面板数据,以北京、上海、广东、天津、湖北、重庆和福建开展的碳排放权交易试点作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法(DID)研究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开展是否提升了对外直接投资水平。研究结论表明,碳排放权交易试点能够显著提升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水平。且该结论在平行趋势检验、合成控制法(SCM)、安慰剂检验等检验后依旧稳健。此外,潜在机制的研究发现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满足"污染避难所假说"和"波特假说",进而促进了对外直接投资水平的提升。通过净效应的初步讨论,文章发现"污染避难所假说"仍旧在目前占据主导地位。研究结论意味着:(1)未来要继续推进全国统一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2)持续探索激发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对创新产生的激励效应;(3)完善投资便利化的制度与措施,搭建国际技术交易或信息平台等。一方面促进我国生态环境的改善,另一方面促进对外投资水平的增质提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