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低碳转型风险及其应对策略——基于新型能源安全观的研究

能源低碳转型已成为世界各国应对气候危机和推动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然而，已有的研究大多是基于能源供给或者需求安全等相对单一的维度对能源低碳转型的风险与挑战展开分析，这将导致转型风险识别不够全面。鉴于此，本文在梳理能源安全观内涵演进的基础上，构建了涵盖供需安全、技术安全、信息安全、市场安全和人才安全的新型能源安全观“五维”分析框架，系统阐述我国能源低碳转型面临的风险，进而提出应对策略，包括保障能源供给，强化供需安全；发挥煤电优势，提升技术安全；维护数据系统，保障信息安全；完善市场机制，维护市场安全；加大人才建设，重视人才安全。本文认为，以新型能源安全观引领能源低碳转型，对于推动我国“双碳”目标实现和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后疫情时期全国碳市场政策对经济和排放的影响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一年多以来,国际国内形势仍面临极大不确定性。疫情显著降低了短期排放水平,但是经济恢复政策和疫情发展形势的不确定使得对未来经济发展和碳排放的判断变得复杂,碳排放是否会反弹对实现《巴黎协定》目标造成挑战,已经投入运行的全国碳市场能多大程度发挥政策效果等问题值得关注。本文首先定量评估了疫情对经济和环境的短期和长期的影响,基于此分析疫情后全国碳市场政策的实施效果。结果显示:疫情造成中国经济活动以及碳排放短期显著下降,2020年中国全年的GDP增长较基准情景下降3.84%,能源消费和碳排放分别较基准情景下降4.47%和5.12%。但是,接下来的十年内,GDP会逐渐恢复至基准情景,累计碳排放较基准情景增加0.06%。在没有其他气候政策干预的情况下,疫情带来的短期减排效应不足以保障中国各项气候目标的实现,落实碳市场政策十分必要。疫情之后启动全国碳市场,可以促进投资、减少能源使用和碳排放,到2030年,能源消费将下降7.44%,碳排放下降10.49%,碳价为229.73元/t。国外疫情若在2021年还不能得到控制,将会继续影响中国的对外贸易,使得中国GDP损失略有提高,但不会改变国内疫情之后经济恢复的大趋势。     

中心城区城市化生态环境综合评价——以宁波为例

城市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人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目前城市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矛盾是中国突出的资源环境问题。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建立全面反映城市化过程中生态环境综合状况的评价指标体系对城市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对宁波中心城区2000、2005和2010年城市化强度、生态质量、环境质量、资源环境效率和生态胁迫等5个方面指标分析的基础上,进行了城市化生态环境综合评价。结果表明,2000—2010年宁波中心城区城市化生态环境综合评价得分从0.48降至0.29。宁波中心城区经历了高强度的城市化发展,资源环境效率大幅提升,但对生态环境造成了胁迫。发展过程中需要进一步优化经济和产能结构,坚持集中集约发展,并从总量控制和强度控制两个方面入手,强化主要污染源的控制。     

基于环境容量的县域农用地土壤重金属风险概率预警研究

《土壤污染防治法》的正式出台,标志着我国土壤污染防治工作由"现状治理"转向"风险预防",为此开展区域土壤重金属风险预警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与现实意义。以太湖沿岸某产粮县为研究对象,以2015年为基准年,运用重金属输入-输出通量模型和土壤环境负载容量法对研究区耕地土壤中的As、Hg、Cr、Cd、Pb 5种重金属15年(2030年)与35年(2050年)后的风险概率进行预警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大气干湿沉降成为除As以外其他4种土壤重金属的主要来源,畜禽粪便、化肥投入与灌溉水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土壤重金属输入;此外,研究区耕层土壤中As、Cr、Pb 3种重金属整体情况较为良好,Hg、Cd污染风险概率较高,主要分布在研究区中部的O镇、P镇。通过GIS技术与区域物质流通量模型的结合能够很好地对不同区域以及不同重金属污染类型的区域进行风险预警,这可以为土壤污染差别化管控策略的制定提供重要思路。     

耕地资源非市场价值评价方法的研究进展与述评

论文系统梳理了国内外耕地资源非市场价值评价方法的研究进展,指明了今后该领域研究的努力方向。研究结果表明:国内评价耕地资源非市场价值的方法主要是CVM,研究方法单一,缺少同时运用其他非市场价值评价方法来对CVM的研究进行比较的案例,从而无法清晰辨识CVM的缺陷,并对其加以改进;而且,CVM方法本身存在一些不足,大多数CVM的应用尚停留在实施CVM实验并报告结果的初级阶段,对CVM的有效性与可靠性方面的相关研究不够。国外非市场价值评价方法表现出两个特点:一是研究方法不断拓展,Mixed Logit逐步得到应用;二是研究方法不断深化,对CVM的研究从调研内容与结果的报告,向检验结果的有效性、可靠性方向转变,进而转向CVM的经济学理论的探讨和研究;对CVM与预期不相符合的原因进行深入研究;对问卷的设计进行深入研究;并将非市场价值评价模型和方法与空间分析相结合。在此基础上,建议将CE模型引入中国的耕地资源非市场价值评价研究;加强耕地资源非市场价值的空间分异特征与分异规律,以及耕地资源非市场价值形成的空间分异机理和动态演变规律的研究;尝试调查问卷设计中的可视化研究。     

基于粮食安全的耕地保护区域经济补偿标准测算

论文依据耕地保护的机会成本损失和基于区域粮食安全所折算的耕地赢余或赤字量,测算出耕地保护区域间的经济补偿标准,以矫正耕地保护的外部经济损失。在不同情景模式下的测算结果表明,粮食主产区为主要的补偿对象,黑龙江省所应补偿的金额最高,可获得543.24×10⁸元/年,而东部地区大多为耕地保护外部效益补偿金的主要支付者,上海市需要支付的补偿金最多,最低也应支付421.79×10⁸元/年。为了保障区域内粮食自给,一些地区维护粮食安全的成本会较高。在耕地保护过程中应该打破传统农业自给自足的封闭循环,遵循耕地保护机会成本的区域差异和区域土地利用的比较优势,统筹区域土地利用,使耕地保护成为实现农业区域专门化,取得规模经济效益和集聚效益的手段。     

浙江省产业、人口与土地非农化的协调性分析

产业、人口和土地非农化是城市化的基本内涵与表现,其协调性关系到城市化的可持续发展。运用协调耦合度模型和重心法分析1999年至2011年浙江省城市化过程中产业、人口与土地非农化的协调性与空间均衡性,通过皮尔逊相关性检验协调耦合度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研究期全省产业、人口与土地非农化的协调耦合度得到持续提高,由0.54上升至0.76,从中协调耦合等级发展为较协调耦合等级,各市协调耦合度及其等级都获得相应提高,但"北高南低,南北分化"的空间差异特征依然显著;2以2005年为界,前半期全省及省内各市协调耦合度增速较快,但2005年之后显著放缓,说明促进各要素协调非农化的难度在上升;3地区不平衡未得到有效控制,西北部人口非农化速度领先、东北部产业非农化较快、中南部土地非农化超前,阻碍了综合协调耦合度的提高;4经济发展、城乡居民收入与公共服务水平,就业结构和土地资源禀赋等是影响产业、人口与土地协调非农化的重要因素。今后产业、人口和土地非农化协调性的提高将依赖于各要素非农化相互作用和地区平衡性的改善。东北部地区需着重推进产业升级和城乡一体化建设;西北部地区提高失业、住房等社会保障覆盖面,促进进城农民工市民化;中南部巩固农业的同时积极发展二三产业,增加非农就业,改善公共服务,同时优化土地利用管理,控制城市低效蔓延。     

环太湖城市群土地利用转型及其生态环境效应

探讨土地利用转型所引发的生态环境效应对于推动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改善生态环境具有重要意义。以环太湖城市群为例，利用GIS空间分析方法，综合生态环境质量指数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测度结果，揭示土地利用转型所带来的生态环境效应并识别其显著区域。结果显示：(1)2000～2018年，农业生产用地转为生活用地是研究区土地利用转型的主要特征，共计转出3 054.3 km²。生态用地总体变化缓慢，但水域生态用地面积波动较大。苏南城市郊区土地系统有序程度快速提高，研究区东北部和南部土地利用无序程度增强；(2)区域生态环境质量从0.407持续下降至0.392。区域生境质量由0.328降至0.303;固碳服务高值区主要分布在湖州西南部，低值区主要集中在苏州东北部；水资源供给总量由157.33亿m³升至165.41亿m³;游憩服务高值区主要分布在湖州西南部和太湖周边，低值区主要分布在太湖中心以及嘉兴东南部；(3)区域生态综合指数均值下降0.026,苏州中部下降最为严重，形成大面积块状冷点，张家港市东部、溧阳市西部生态环境状况有所改善，形成多个局...     

基于物元模型的土地整理项目绩效评价方法与案例研究

随着新公共管理理念的普及和土地整理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重要性的日益显著，对土地整理项目绩效评价理论、方法及实证研究意义重大。针对已有研究的不足，在界定土地整理项目绩效内涵基础上构建了基于“流程逻辑”框架的土地整理项目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结合物元分析法建立了物元评价模型，并以浙江省永康市石柱镇土地整理项目为例，展开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物元评价模型适合用于土地整理项目绩效评价。综合评价显示永康市石柱镇项目总体绩效水平为“较差”，绩效值为0.014 4。单指标评价显示:该项目只有4个指标绩效水平达到“良好及以上”，1个指标处于“一般”，其他的都处于“较差”水平；研究项目区的绩效水平主要受耕地面积增加率、土地利用提高率等9个因素影响。永康市在今后的土地整理项目建设中应该针对这些绩效影响因素采取相应措施，不断改善项目的整体绩效水平     

基于博弈论的非点源污染控制模型探讨

随着对工业和城市生活污水等点源污染治理能力的不断增强,农业非点源污染对水质环境的影响日益凸现.相对于点源污染,非点源污染发生的不确定时间、不确定途径、不确定量等特点给治理政策的制定带来很大难度.本文从著名的公地悲剧现象出发,着力从市场博弈及政府监督博弈两个模型分析非点源污染制造者之间的博弈格局,并提出以“集体表现”的形式对非点源污染进行管理和控制.市场博弈模型中以一定的排污削减目标为前提,确定以成本最优的原则进行点源-非点源排污权交易是可行且有效率的；而政府监督博弈模型的结果显示:合理的环境补贴和惩罚机制、政府对自身声誉及公众形象的重视及维护对非点源污染治理起正向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