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环境预警制度的法治化--以行政权力的规制为核心

环境预警制度蕴含了一项使行政权力合法扩张的"对应性架构",即预警级别与"强制型"或"限制型"措施之间的充分必要关系。在制度运行过程当中,环境行政权力却出现了"选择性失语"和"运动式肆意"的问题,具体表现为:一是预警级别发布时的"隐匿"与"从轻",从而对公民健康权益保护不足;二是预警状态下环境行政权力的扩张过度,使得对个人自由与企业经济自由侵害过度。由于环境治理领域"被害人-加害人"二元对立关系的模糊化、趋同化甚至同一化,传统公法学体系中的权力制约理论无法对预警状态下多样化和多层次性的行政权力进行有效地规制。那么,便有必要对现有的环境预警制度进行修正与纠偏。因此,可以从"对应性架构"的载体及其前后两端入手,对环境预警制度进行法治化建构。具体而言,对环境预警的载体"应急预案"进行形式改造,提高环境应急预案的规范层级,完善环境应急预案制定、修改等程序性规定;明确不同预警级别设定的规范层级,将作为被宪法所保护的客观利益——生态环境利益与经济利益的边界——通过"前端"预警标准予以划分;对预警状态下行政权力的"外部"制约程序予以完善。基于预警级别标准体系的划分,可以通过司法程序对"后端"环境应急预案进行"附带性审查",同时,赋予私主体直接针对预警状态下具有"外化"法效力的内部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的诉权。     

环评审批中“重大利益关系”的认定问题研究

目前法律对环评审批中“重大利益关系”的规定过于笼统,导致实践中环境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对“重大利益关系”的理解与认定不一,同案异判现象普遍。“重大利益关系”是一个具有时代性和发展性的法律概念,客观上难以形成统一的认定标准,因此,有必要从实证研究出发,基于利益理论的分析,总结相关考量因素,明确利益衡量原则和正当程序原则,并采取自由裁量和个案认定的方式,从“质”——受害利益的性质和“量”——程度和范围、公法标准、持续性等这两个角度对是否涉及“重大利益关系”进行综合认定,从而为环境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认定“重大利益关系”提供参考,使得对“重大利益关系”的认定更为全面合理,实现个案的公平正义。     

印度尼西亚将发布《2020-2024年国家职业安全与健康规划》

近期,印度尼西亚《2020-2024年国家职业安全与健康规划》顺利地通过了职业安全健康专家论证,并将通过总统令颁布的形式正式实施。印度尼西亚人力部劳动监察和职业安全健康发展代理总干事伊斯万迪.哈里强调了该规划的重要性。他指出:国家职业安全健康规划将成为未来五年推动职业安全健康工作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依据,并且,其明确了各部委、企业、劳动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参与职业安全健康工作的责任和义务。     

河长制背景下流域协同治理问题探讨——基于共容利益理论

河长制是中国水环境治理的重大创新实践,其明确的责任、针对性的治理模式有效实现了水环境质量的大步提升。然而,以行政区划为基础的河长制与流域整体性治理之间依然存在着操作上的缝隙亟待解决。以流域水污染为典型对象,从共容利益的角度,讨论了上、下游河长协同治理的利益博弈结构,明确影响上、下游合作的因素,进而提出河长制背景下促进流域协同治理要从强化协同治理收益、降低交易风险、构建多方联动的协同治理网络三方面展开。     

联合执法机制在区域环境利益平衡中的应用

在追求环境效应与经济发展获得＂双赢＂的今天,跨行政区域联合执法已经成为平衡区域环境利益、妥善解决区域间环境纠纷,进而促进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手段。本文提出了包括组建联合执法小组、主持联合执法会议、建立信息共享平台和实现联合监测的联合执法机制,并概括地阐述了确立长效性执法主体、先期处理制度、联合执法活动、活动监督、异议处理和惩罚制度的具体执行程序。试图利用联合执法的机制来解决区域间环境利益失衡的难题,以期为决策者提供相应的理论支持或政策参考。     

保护生物多样性 践约履责20年

生物多样性是人类赖以生存与发展的物质基础,生物多样性保护则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的经济利益、生态安全和社会稳定。我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同时又是生物多样性受到最严重威胁的国家之一,切实履行《生物多样性公约》。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对我国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今年是《生物多样性公约》在我国生效实施20周年。为了让广大读者能够更深入地理解生物多样性的内涵和意义．更全面地了解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取得的进展以及面对新挑战应采取的措施。本刊特邀请环境保护部环境保护对外合作中心的专家进行权威分析解读。     

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在中国的发展

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是企业非财务报告的一种,起源于企业环境报告,用于向利益相关方公开的企业环境信息。随着企业社会责任和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发展,如今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是基于全部利益相关方的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综合性非财务报告书,其中的信息不仅包括企业在环境领     

九家企业的危机与救赎

当危机来临之时,如何冷静分析形势,权衡各方利益格局,从而在复杂的利益与情感的博弈中做出最正确的决断,这是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每一位企业管理者都必须培养的关键管理力。     

基于不同利益相关方认知的水源地生态补偿探讨——以上海市水源地和用水区居民问卷调查为例

采用实地问卷调查和条件价值法评估上海市饮用水源保护的利益相关方认知,探讨黄浦江上游水源地生态补偿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当前水源保护相关政策认知比例普遍较低,水源地部分居民福利受到一定影响,对政府补偿政策的期望较为一致,用水区多数居民愿意分担部分水源保护的责任和义务;水源地WTA和用水区WTP分别为1526元/(月•户)和306元/(月•户),相应未来5年的总受偿意愿和总支付意愿为759.48×10⁸元和465.08×10⁸元;生态补偿方案的合理设计以及不同利益相关方的良好沟通是解决水源地环境冲突的关键。     

美国政府温室气体政策变化分析及启示

能源安全问题和本国经济利益始终是美国政府高度关注的战略问题。通过温室气体减排行动积极谋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确保国家能源安全是美国一贯坚持的准则。这一基本思想不仅直接影响美国在国际气候变化谈判的基本立场、对策,而且也直接影响着美国国内政策的制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