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15年后:分阶段减排政策与“绿色悖论”问题

低碳经济的政策分析,通常囿于单一国家层面的局部均衡结果,较少考虑到全球整体行动的外部影响,但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建立以来的全球一致减排行动,却产生了一些意料之外的负面效果。本文通过梳理《京都议定书》签订以来,全球低碳经济合作中遇到的新挑战,以及碳交易市场的建设状况,采用制度分析与新古典框架下的市场均衡分析方法,讨论了全球一致减排行动所触发的"绿色悖论"问题。研究发现,造成"绿色悖论"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国际合作存在制度设计上的缺陷,《京都议定书》及其关键性的附件一,将重点放在如何限制发达工业国的减排设计上,但却忽视了发展中国家在协议期内有可能出现的增排问题,以及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污染转移的碳泄漏等问题;另一方面,当对不可再生资源的使用征税、以及对其替代品进行补贴时,将会导致在当前期对于化石能源的加速开采,并可能导致对同时期的化石燃料替代品的其他可再生资源的开采速度也大幅度加快,造成了在双重加速开采下的全球绿色福利损失以及CO2排放量的急剧升高,化石能源消费与温室气体排放面临到比协议签署前更为严峻,甚至与全球合作减排框架的设计初衷相悖的结果。研究结果表明,非全局性的减排公约和分阶段的减排政策,是造成"绿色悖论"现象的重要条件,缺少了大量发展中国家和一些重要工业国的缔约,使得负面的环境外部性难以克服;同时,减排任务和责任有所区别的分阶段设计,会把在未来行动期内可预见到的更高地化石能源使用成本转嫁到当前的行动期,造成短时间内资源与环境的迅速破坏。但本文的研究也表明,社会最优经济与对可再生能源进行补贴是克服"绿色悖论"现象的两条可行路径,且需要有与其相匹配的政府政策的支持。由此,本文的主要政策建议是,中国需要加强在国际气候公约中的影响力,提升自身话语权;以碳税政策作为发展低碳经济制度设计的主要政策工具;加快技术进步、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对于可再生能源研发进行补贴;根据国情不断优化碳税税率,并适时调整与其相匹配的新能源补贴等相关政策。     

中国区域创新能力差异变动实证分析

区域创新能力是决定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增长实力的关键,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背景下,各省市越来越注重区域创新能力的建设。区域创新能力作为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其差异在不断变化,差异可能扩大也可能缩小,区域创新能力的差异性及随时间的波动性对政府相关管理部门的决策具有重要影响。本文以发明专利申请量和大中型工业企业新产品产值衡量区域创新能力,运用Theil系数模型测算了1990-2008年间我国发明专利申请量和大中型工业企业新产品产值的区域差异变动情况。结果发现:发明专利申请量区域差异变动呈现S型曲线;大中型工业企业新产品产值区域差异变动呈现近似倒U型曲线;区间差异和东部地区内部差异在总差异中占主导地位。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提出了缩小我国区域创新能力差异的针对性政策建议。     

“地球工程”作为减缓气候变化手段的几个关键问题

减缓气候变化可以在大的地理尺度上以工程技术手段来实施。地球工程包括所有能源生产和消费以外的、不涉及工业生产过程管理的,在较大的地球尺度或规模上,去除大气中的CO2或直接控制太阳辐射而降温的各种人为的工程技术手段,主要包括三大类:绿色生物技术手段、碳捕获与埋存技术和太阳光辐射额度控制管理技术。这一类地球工程手段有着一系列经济、技术、环境、伦理、安全和不确定性含义。本文就近年来国际上关于地球工程作为减缓气候变化可能技术选择的几个关键问题开展了分析和讨论,涉及概念界定、技术特点、可能影响、治理构架等。作者认为,对于直接作用于碳的地球工程手段,如绿色生物技术手段和碳捕获与埋存技术,风险小、可操控;太阳光辐管理技术,通过人为排放到大气的SO2和气溶胶等的降温效应,来控制地球气温的上升,尽管使用的经济成本可能不高,具有实际操作可能,但其巨大的不确定性和可能的安全含义,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从伦理上看,当代人是否有权来开展太阳光辐管理技术这类具有巨大科学不确定性的地球工程存在争议,在科学不确定的情况下采取任何行动,就失去了伦理学基础。从法律上看,人工干预太阳辐射,即使是科学实验或研究,由于其影响超出了国界,超出了当代人,也超出了人类社会,如果有人采取行动,也存在法律依据上的质疑。人工干预太阳辐射的研究和实施,需要一个国际治理构架。为了防止其他国家单独行动,需要"相互约束"的治理构架——"自我约束"以换取他国同意"自我约束"。鉴于气候变化和光辐管理在科学上的不确定性,目前不宜实施,短期内也不会提上议事日程。太阳光辐管理技术影响的复杂性和气候变化风险的迫切性,需要我们加大科学研究力度,为科学决策提供依据。中国作为一个新兴经济体,世界第一大CO2排放国,地域空间气候条件存在巨大差异性。从减排成本的角度,从气候影响的空间差异性,开展地球工程的科学研究,有着科学、政策和国际气候外交的积极意义。但是,相关的科学研究需要国际制度构架。由于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谈判尚未涉及,需要开展系统科学、技术、经济、法律和国家安全等方面的相关研究,提高科学认知度,为国际谈判和政策选择提供决策依据。     

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的贫困问题及其治理

运用文献研究法和定性分析方法,借鉴社会学与人类学相关理论,探讨失地农民的贫困问题,总结失地农民贫困的类型,分析失地农民的贫困原因,并提出治理对策。结果发现:部分失地农民在城市中面临着贫困问题,经济贫困、文化贫困、能力贫困和权利贫困是主要贫困类型。导致失地农民贫困的因素主要有体制与制度设置不合理、城市社会的剥夺与排斥、城乡文化的冲突与非物质文化变迁滞后以及失地农民个人能力缺失等。治理失地农民贫困问题必须从宏观层面强化制度与政策的保障作用,从微观层面加强失地农民的自身能力建设。     

市场转型对中国环境治理结构的影响——国家污染物减排指标的分配机制研究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6年我国节能减排任务均远未实现国家十一五规划开局之年的目标,特别是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不降反升.本文在分析了中国环境治理体系和国家十一五规划主要污染物减排指标分配机制的基础上,研究了市场转型对中国环境治理结构的影响.中国的市场转型可以抽象为以分权让利、市场化和工业化为主要特征的结构演进过程.文中提出,中国市场转型过程对环境治理结构造成了重大影响,而环境治理的各项措施反过来也应与市场转型相适应.当前中国主要污染物减排指标没有实现达标的重要原因是国家污染物减排指标的分配机制无法适应我国市场转型的要求.为此,本文提出一系列国家主要污染物减排指标分配机制的政策建议.     

基于上海案例的大都市旅游容量及承载力研究

都市旅游容量和承载力问题是事关都市旅游可持续发展、和谐旅游环境建设的重大战略性命题。上海都市旅游发展跨入了由数量扩张向质量提升的重要转型发展期。面临警旅游容量问题的严峻挑战。都市旅游容量管理与调控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实施旅游容量管理与调控不是剥夺或限制公民进入都市旅游和体验的权利。而是根据这种区域的极限容量阀值。疏导进入大都市的旅游流。使之保持警一种合理的、持续的容量态势发展，维系整个区域发展的可持续性。为此。要创新都市旅游容量与承载力管理的制度安排。通过都市旅游产品转型与创新、基础设施技术升级和扩能、都市旅游布局空间战略调整、区域协调与联动、实施旅游可持续指标行动等举措，进一步释放都市旅游容量及承载力潜力，缓解都市中心城区容量压力。促进都市旅游可持续发展。     

Uncovering the Connections Among Sustainability, Governance and GDP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connections among sustainability, governance and GDP, using the data from 123 countries. Sustainability is found to be related with GDP in two contradictory ways. On the one hand, growth in GDP strengthens a nation＇s ability to maintain favorable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into the future. On the other hand, GDP growth is built on more consump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and therefore generates a larger ＂foot-print＂ on the Earth. Governance plays a key role i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However, it is not helping to reduce our footprint on the Earth. In fact, good governance is linked to a larger footprint. This reflects our materialist value and human impulse. When a society prefers the comfort and wellbeing of human beings to the welfare of its environment, democratic governance might be used as an effective tool against nature.     

Barriers Beyond the Partners: Bureaucratic and Political Constraints to Implementing Joint Forest Management in Tamil Nadu,India

Whereas past research has treated co-management of common pool resources as if villagers and project implementing authorities were the only relevant actors, numerous external factors beyond the control of these two partners create barriers to successful co-management. This paper draws on discussions with Forest Department officials to examine the influence of these forces on the outcomes of Joint Forest Management (JFM) in Tamil Nadu, India. An empirical inquiry into the operational aspects of JFM indicates the important roles of political parties, powerful people, and other state institutions and functionaries as well as the flow of foreign funding. Further, the strong demand by local people for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interventions as opposed to improvement of degraded forests belittles the role of the Forest Department relative to other departments. Numerous other conditioning factors and relationships are explored. The authors call for reforms in public governance to allow better participation of all the actors involved for this participatory management approach to succeed and sustain.     

鱼类游泳能力研究进展

对鱼类游泳能力及其游泳状态下的生态行为研究,可以为水利水电工程过鱼、拦鱼和诱鱼等设施的设计提供依据,保证其水电工程储能设施能够发挥较大的功能。对鱼类的游泳类型及游泳能力的评价指标进行了总结,介绍了目前国内外鱼类游泳能力及行为的研究方法,并和自行设计的鱼类游泳能力装置进行了比较;从洄游鱼道设计的角度,综述了国外已有的鱼类游泳能力评价模型,主要包括最优游泳速度模型,最大游泳速度模型,跳跃高度模型及游泳耐力模型,可为鱼道设计提供关键参数。最后简述了鱼类游泳能力在鱼道设计的应用及主要的研究趋势,旨在为鱼类游泳能力相关研究及水利水电过鱼设施的设计与建设提供一定基础资料,从而促进我国生态系统的平衡和物种多样化的保护。     

中国转型期水环境治理中的政府责任研究

水环境问题已成为制约我国长期可持续发展的主要瓶颈.如何有效治理水环境问题已引起全社会的普遍关注.本文在全面分析水环境公共物品属性以及水环境问题的客观现实的基础上,论证了政府承担治理水环境责任的必要性.进而对现阶段政府承担的水环境治理责任进行研究,归纳出其环境治理责任主要有财政责任、制度责任、监管责任和社会整合责任.然后对水环境治理中政府责任存在的现实问题进行深入分析,揭示其问题主要表现为:责任主体边界模糊、责任分布以“行政”为主导、责任履行中“越位”与“缺位”并存、责任种类中重直接投入轻间接引导.最后,提出水环境治理中的政府责任应该在坚持财权与事权统一、政府主导与责任分担统一、制度设计、监管与实施合理分离、政府引导与社会参与相结合的原则基础上,按照分类、分项、分级来构建转型期水环境治理中政府的应然责任框架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