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细碎化与农户环境友好型技术采纳决策——以测土配方施肥技术为例

利用湖北省1710份农户的微观数据,运用Double-hurdle模型,实证分析土地细碎化对农户环境友好型技术采纳决策的影响.研究表明:(1)总体来说,土地细碎化对农户是否采纳环境友好型技术,以及采纳密度(采纳环境友好型技术的面积/总农地经营面积)均产生负向影响;(2)对男性和低自我效能感知主体而言,土地细碎化对其是否采纳环境友好型技术决策和采纳密度决策均产生负向影响;而对女性和高自我效能感知主体,则未产生显著影响;(3)土地细碎化对强社会网络主体的是否采纳决策产生影响,对其采纳密度决策不产生影响,土地细碎化对弱社会网络主体的是否采纳和采纳密度决策均产生负向影响;(4)土地细碎化对低农业收入依赖主体的采纳密度决策以及高农业收入依赖主体的是否采纳决策产生负向影响,对低农业收入依赖主体的是否采纳决策以及高农业收入依赖主体的采纳密度决策不产生影响;(5)土地细碎化对平原地区农户的是否采纳决策不产生影响,对其采纳密度决策产生影响,土地细碎化对非平原地区农户的是否采纳和采纳密度决策均产生负向影响.据此,建议着力推进高水平良田建设,激励农户环境友好型技术采纳决策的政策制定需要充分考虑农户异质性影响,实施精准施肥政策,并充分考虑不同自然环境特征(如地形等)的影响,针对平原和非平原地区的农户,采取差异化的激励策略.     

农民对资源性农业废弃物循环利用的价值感知及其影响因素

作为一项福利性特点较为明显的政策措施,资源性农业废弃物循环利用的价值能否得到广大农民认同,不仅反映了农民对资源性农业废弃物循环利用的主观认识和接受程度,而且影响到"两型农业"的建设进程。鉴于此,本文基于湖北省752位农民的调研数据,采用Ordinal Probit模型系统分析了农民对资源性农业废弃物循环利用的价值感知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资源性农业废弃物循环利用的价值得到了大多数农民的认同,但其价值并未得到充分体现。农民对资源性农业废弃物循环利用各类价值的感知程度排序是:环境价值社会价值经济价值,其比例分别为86.0%、68.7%、60.3%;2尽管影响农民对资源性农业废弃物循环利用各类价值感知的关键因素略有差异,但总体上而言,男性、年龄较小、学历较高、具有农业科技培训经历、主要收入来源为农业、家庭信息化水平较高、对环境污染的关注程度较高、对当前农村环境状况评价较差、环境情感积极性较高的农民,更能感知到资源性农业废弃物循环利用的价值;3资源性农业废弃物循环利用要实现经济价值、环境价值、社会价值的统一,需要政府部门在制度安排上向农业循环经济倾斜:通过采取强化补贴、引导涉农企业参与、培育资源性农业废弃物循环利用服务实体等措施解决农民的后顾之忧;加强以正规教育和非正规教育为代表的人力资本投资,加快推进农村信息化建设;形成农民、政府双方关于资源、环境、经济协调发展的共同学习型组织,建立资源性农业废弃物循环利用共同愿景,通过培育农民的环境情感,提高其主动保护环境的意识。     

挣扎与妥协:农村家庭缘何陷入能源贫困“陷阱”

生活能源改进是实现农村低收入家庭福利提升的关键环节之一,而资产的贫困为能源的消费造成了约束,使低收入农户难以实现能源的改进以脱离贫困现状。该文借助"贫困陷阱"的定义,将这种受制于资产贫困的能源使用困境称为能源贫困"陷阱",并从农户心理视角考察了低收入家庭更容易陷入能源贫困的原因。基于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对能源贫困线进行了重新计算,认为我国现阶段农村能源贫困线应为户均600 kgce/a,并发现不论在任何能源贫困线下,收入偏低农户的能源贫困发生率、能源贫困深度和强度均远高于中高收入农户。基于此,该文同时从消费量和消费倾向两个方面估计了家庭经济状况对能源贫困的影响,结果表明:相对于中高收入农户,收入偏低农户的能源消费呈现出"既未省钱又未增效"的非经济理性特征,其能源消费负担实际更重,而消费结构却更为低效。进一步地,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对这一非经济理性决策进行了解释,考察了心理因素在能源贫困"陷阱"形成中的作用,结果发现:收入偏低农户更容易表现出消极心理状态,负面的情绪和对未来的悲观预期使其在能源决策中更倾向于选择传统能源,而不愿做出能源改进的尝试。这种消极心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收入偏低农户在能源改进中主观能动性的缺乏。正如"扶贫先扶志",政府在推行因地制宜的能源政策、开展能源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也应该加强对贫困农户的情感帮扶,以使其产生尝试改进能源的内生动力。     

"一退两还"中的博弈分析与制度创新

“一退两还”即“退耕还林还草”，是我国政府在世纪之交所作出的一项旨在推进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举措。本文运用博弈论的方法，通过对“一退两还”中的各个相关主体利益的思考和行为的辨析，结合分析结论，提出了对提高“一退两还”实施效果具有重要意义的制度创新思路。     

土地转入能否提升农民生活满意度?——来自湖北省江汉平原地区的经验证据

基于湖北省江汉平原地区水稻种植户的调查数据,通过引入工具变量并利用IV-oprobit模型控制一定内生性后分析发现,在控制收入水平的条件下,转入土地并不会直接地对农民的生活满意度产生显著影响,但是土地转入能够间接地通过提高收入来增进生活满意度。基于人均纯收入的分层研究表明,对处在较低收入水平的农民而言,通过土地转入所带来的生活满意度提升不容忽视,其中转入土地能够使处在0%～25%和25%～50%收入分组群体的农民对生活感觉"非常满意"的概率分别提高14.4%以及28.4%;同时,土地转入则会对高收入农民的生活满意度产生显著的抑制效果。此外,健康状况、是否在县城购置房产、住房类型等因素均对农民的生活满意度产生显著影响。最后,基于提高低收入农户生活满意度的视角对结果进行了讨论。     

农户认知、外部环境与绿色农业生产意愿——基于湖北省632个农户调研数据

以湖北省632个农户调研数据为实证，在考虑绿色农业生产外部环境的情况下，结合农户对绿色农业生产的认知和农户特征因素，利用logistic回归探析农户绿色农业生产意愿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重、绿色技术的经济效益和了解程度、农村环境污染现状、政府补贴都对农户绿色农业生产意愿具有正向影响；（2）农户年龄、绿色技术采用风险和政府管制则会减弱农户的绿色生产意愿。因此在推进农业生产绿色化转型的过程中，应加强职业农民培育和绿色农业生产技术的宣传培训，确保绿色技术的适用可靠性。同时政府应加强完善农业绿色生产制度，通过激励政策替代管制和惩罚机制，引导和规范农户绿色农业生产行为     

通过农产品质量认证的合作社影响农业化肥用量的理论机制与实证分析

化肥减量施用是实现中国农产品质量安全与农业绿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之一,而小规模分散化的经营格局不利于化肥减量技术的推广使用。农民合作社是弥补小规模经营不足与实施农产品质量认证的重要制度安排,其能否以及如何促进农业化肥减量是当前亟待回答的重大现实问题。本文阐明了通过农产品质量认证的合作社对农业化肥用量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并基于2007—2018年中国30个省级（市、自治区）面板数据展开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通过农产品质量认证的合作社存在显著的化肥减施效应,其主要通过质量溢价、组织规范、组织支持传导路径实现农业化肥减量。从区域差异看,在化肥用量处于高分位点的省份,通过农产品质量认证的合作社表现出更为显著的化肥减施效应;从农作物差异看,通过农产品质量认证的合作社对农业化肥减量施用的贡献主要来自水稻、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以及棉花、甘蔗、苹果、柑子四类经济作物的化肥减施效应。     

中国农业面源污染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实证研究

把握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农业面源污染压力的演变规律，是制定农业可持续发展政策的基本依据。运用1998~2006年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面板数据模型对经济发展与农业面源污染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关系进行实证研究。选取各省化肥投入密度、农药投入密度、畜禽粪尿排泄物密度作为度量农业面污染源排放量的指标，选取各省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作为经济发展衡量指标。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农业面源污染源排放量与经济增长总体上具有显著的倒“U”型曲线关系，三类污染源与人均GDP均处于曲线上升阶段，自发到达农业面源污染减排拐点还需较长时间。政府应强化农业环境政策的干预力度，加大对农业面源污染的治理力度。     

中国农业用水与经济增长的Kuznets假说及验证

提出中国农业用水与经济增长的Kuznets假说,并对此进行了分析和验证。在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与农业用水的趋势进行直观分析后,采用了中国31个省市区1999～2005年人均农业用水量和经济增长相关指标的面板数据,通过计量模型检验农业用水库兹涅茨曲线在中国是否存在,定量分析了农业用水量变动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规律。研究结果表明：农业用水量最初随着人均GDP和人均农林牧渔业增加值增长而增加,当达到某一个阈值点后,开始逐渐下降,基本上符合库兹涅茨曲线的特征。中国目前已处于农业用水库兹涅茨曲线的右半段,但农业用水量下降的速度较为缓慢。因此,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要注重利用管理和技术等手段来发展节水农业,这将有助于在农业产业内部提升用水效率,缩减农业用水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