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乡村振兴战略的村庄分类方法与实证研究

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期我国推进乡村发展的重要举措,村庄分类是促进乡村振兴战略规划在村级层面有效落地的先导工作,对于实现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阶段性目标具有重要意义。《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提出了集聚提升类、城郊融合类、特色保护类、搬迁撤并类等四种村庄类型,但并未明确具体的分类原则与方法。针对实践工作需要,本研究基于该四种村庄类型,进一步明确了其二级类,并提出了相应的分类原则与方法;建立了村庄分类模型（VCM）,从村庄特色、村民生存、发展建设、城村联系、村庄功能等五个维度,提出了村庄分类的参考指标体系。选取宁夏回族自治区盐池县作为案例区,基于前述原则、方法与模型,对该县102个行政村进行分类。实证检验表明：本研究提出的原则和方法对于村庄分类具有实践指导价值。需要说明的是,鉴于村庄内外部条件的差异性和复杂性,具体工作时仍需结合实际情况进行部分参数、阈值的设定。     

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与乡村振兴

21世纪以来,中国乡村社会经济发展与基础设施建设取得明显成效,但城乡发展不平衡、乡村发展不充分的问题仍较突出。特别是与乡村生活密切相关的人居环境仍为乡村发展的短板。2018年初,国家出台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以着力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美丽宜居乡村,助力乡村振兴战略。本文解析了农村人居环境及其整治的概念与内涵,阐释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与乡村振兴的相互作用机理,剖析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运行模式,梳理了整治成效的评价方法与结果,并展望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研究的重点领域。农村人居环境科学在过去十余年取得了快速发展,在基本理论、演化机理、质量评价、调控策略等方面有明显进展。但是,当前研究对于实践的指导性和支撑性仍存在明显不足,地方具体整治工作仍存在一些认识上或实践上的误区。面向乡村振兴战略需求,新时期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在认识和实践方面要形成“八项共识”。在研究层面,应强化乡村地理学与工程技术科学、城乡规划学、管理学、社会学等的交叉与融合,着力形成集理论研究、技术研发、机制剖析、成效评估、模式优化等于一体的系统性研究体系,可更好地支撑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实现乡村地域功能显化和价值提升,进而有效助力乡村振兴。     

边境贫困县建设用地变化特征与驱动因素——以广西龙州为例

边境贫困县的土地利用、城镇发展与脱贫攻坚事关边境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大局。论文选取广西壮族自治区的龙州县为案例研究区域,以2011年和2016年高分影像作为主要数据源,结合社会经济数据,探讨该县近年建设用地时空变化特征及驱动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龙州县主要建设用地的增幅达10.08%,其中城镇用地、农村宅基地、独立工矿用地、交通设施用地和旅游设施用地的增量分别占建设用地增量的37.74%、25.48%、20.96%、15.49%和0.33%;2）县城涉及的龙州镇、上龙乡建设用地增加较快,边境口岸城镇的建设用地增速也较快;3）从建设用地扩展模式来看,县城龙州镇为填充式扩张,其他乡镇为边缘式扩张;4）城镇发展提速、农民新房建设、工业园区建设、交通设施建设是建设用地扩张的直接驱动因素,近年来精准扶贫战略的深化落实、边境贸易活动的不断增多,是重要的政策驱动力。研究建议：深化落实贫困县建设用地倾斜政策,针对贫困县的建设用地,在省市层面要明确总量、增加流量,在县域层面要用好增量、优化布局、提高效率,切实助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     

2007—2015年中国农村居民点用地与农村人口时空耦合关系

系统研究中国农村居民点用地与农村人口的时空耦合关系,是优化农村土地资源配置的重要理论基础。论文利用人口统计数据与土地调查数据,基于弹性系数模型,分析了我国农村居民点用地面积与农村人口数量的时序变化特征、空间分异规律和耦合关系类型,研究主要结果如下：1）2007—2015年,全国农村居民点用地以1.94%的年均增长率快速增长,8 a间共增加257.27万hm²;2）我国农村常住人口人均居民点用地面积和农业户籍人口人均居民点用地面积分别以年均4.61%和1.98%的速度增长,两者差距以年均16.2%的速度逐年拉大;3）农村居民点用地面积与农村常住人口数量耦合类型在全国尺度上为G类（用地面积增加,人口数量减少,且前者增长率小于后者）失调发展类型,在省域尺度上都是失调发展类型,主要是G类和H类（用地面积增加,人口数量减少,且前者增长率大于后者）失调类型。农村居民点用地面积与农业户籍人口数量的耦合类型在全国尺度上为H类失调发展类型,全国93.55%的省份为失调发展类型,失调类型以A类（用地面积增加,人口数量增加,且前者增长率大于后者）和H类为主。研究结果表明：2007—2015年间,中国农村居民点用地面积与农村人口数量耦合关系呈现失调发展态势,并具有明显的空间异质性特征。论文研究结果可以为优化农村土地资源配置、促进农村人地关系协调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中国环渤海地区县域土地适度非农化研究

基于土地非农化与经济发展阶段耦合规律的理论分析,应用承载力模型,开展了2008年环渤海地区县域土地非农化适度性的评价和土地适度非农化阈值的界定。结果表明:①受区域土地资源禀赋与经济社会需求的影响,经济社会发展对非农建设用地的需求与建设用地供给之间呈现为正反双向的"S"型曲线,两者之间的耦合变化规律以工业化完成阶段最为显著;②工业化初期至后期阶段土地非农化趋势表现为缓慢增长,土地适度非农化阈值为10.0%~17.5%;③工业化与城镇化驱动作用强度决定着土地非农化规模的区域差异。因地制宜、科学调控土地非农化进程是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     

中国城乡人口与建设用地的时空变化及其耦合特征研究

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快速城镇化进程对我国城乡人地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深入分析该过程中的城乡人口与土地变化及其关联特征具有重要意义。论文应用脱钩理论及其相关模型,重点分析2000—2008年我国城乡建设用地变化及其与城乡人口变化的耦合关系。研究表明:25个省区城市建设用地增长率高于人口增长率,两者协调性欠佳,呈现弱脱钩状态;农村居民点用地并没有随着农村人口的减少而减少,约一半省区呈现强脱钩状态,11个省区呈现衰退脱钩状态;城乡人口与建设用地变化的关系可划分为7种类型,其中有1/3的省区人口与建设用地变化关系极不协调。论文认为,财税体制和官员晋升/考核机制不完善、城乡规划管控不力、城乡二元制度根深蒂固是造成前述问题的重要原因;新时期协调城乡人口与建设用地变化的可持续途径在于,遵循人口、产业、城镇、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积极推进财税/绩效体制改革,科学划定城市空间增长边界,逐步消除城乡二元结构体制,有序推进城乡土地统筹置换。     

中国农村人口与农村居民点用地的时空变化

利用农村人口统计数据和土地利用现状数据,对我国农村人口与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的总体态势、区域格局及其耦合状态进行定量分析。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村常住人口和农业户籍人口数量变化分别于1996和2001年进入快速减少的新阶段,年均分别减少1 121×104和579×104人,而1996年以来农村居民点用地面积仍呈增长趋势,年均增长0.12%;农村人口与农村居民点用地增减协同演进的良性格局尚未出现,农村居民点用地效率依然粗放,且在北方地区和东部沿海地区更为突出。城乡二元体制是造成我国农村人口减少而农村居民点用地反增逆势发展的根本原因;在相对共性的人口流动和土地管理制度背景下,自然地理条件、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历史文化等因素的综合差异造成了二者变化的区域差异性。完善农村土地利用管控体系,因地制宜科学推进农户参与式农村居民点用地综合整治,以科学调控农村人口和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是保障耕地红线、增加建设用地指标和推进新农村建设的综合途径,而创新统筹城乡发展的体制和机制,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基本保障。     

镇域经济发展与土地集约利用水平综合测度及其关联特征分析——以江苏省109个抽样乡镇为例

经济持续发展和土地集约利用是新型城镇化战略关注的重要问题,而长期以来对于小城镇发展道路的诸多争辩和关切也集中在发展规模、用地效率等。采用多因素综合评价法测度江苏省109个抽样乡镇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并借助相关分析等探讨二者关联特征。研究发现:（1）镇域经济发展水平与土地集约利用水平显著正相关（P<0.01）。人口规模增加对经济发展水平和土地集约利用水平提升的“指数增长”效应要明显优于建成区面积扩张带来的“线性增长”效应,在人口规模达到5万~6万后镇域经济发展水平和土地集约利用水平明显提升。（2）镇域经济发展水平与土地集约利用水平的关联度呈现差异化特征。苏南地区显著高于苏中和苏北,人口规模越大两者的关联度越高,全国重点镇的关联度高于非重点镇和乡,三产均衡发展型和工业主导型乡镇的关联度高,而农业主导型乡镇的关联度较低。上述研究发现对于镇域社会经济健康发展的启示在于要统筹布局、重点推进、提升活力,着力增强人口吸引力,达到人口门槛规模,进而促进三产融合与集约集聚发展。     

近20年中国粮食生产变化特征及其对区域粮食供需格局的影响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用占世界不到9%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近20%的人口。国家及区域尺度粮食安全问题一直备受关注。以省为研究单元,借助GIS空间分析与统计工具,分析了1999—2018年中国粮食生产变化的总体特征、地域格局演变特征及这些变化对区域粮食供需格局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全国粮食总产量呈现显著增加的趋势,增长率为0.11亿t/年。北方粮食总产量呈显著增长趋势,而南方粮食总产量基本维持稳定。玉米产量的增加对这些变化起到了主导作用。在省域尺度上,近20年五种主要粮食作物（稻谷、小麦、玉米、豆类和薯类）产量时空变化具有较大差异。粮食产量的变化对区域粮食供需格局产生了较大影响。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的广东、浙江、福建三省,从稻谷和小麦两大口粮供过于求型变为了供给不足型省份。但在全国尺度上,人均粮食占有量在Y 1999—2003时段（1999—2003年五年平均情况）和Y 2014—2018时段（2014—2018年五年平均情况）分别为368.0 kg/人和461.5 kg/人;人均两大口粮占有量在Y 1999—2003时段和Y 2014—2018时段分别为220.3 kg/人和247.6 kg/人。播种面积的变化是全国及区域尺度上粮食作物产量变化的直接原因。但其根本原因则更多归因于土地利用价值驱动的属性、功能及质量的变化。此外,根据导致耕地减少的四种主要类型——“非农化”“非粮化”“荒废化”和“生态化”,探讨了其形成原因并提出相应的提高区域粮食生产的对策建议,以期对区域粮食种植格局调整及实现两大口粮需求省份向自给型省份转型提供参考。     

中国农产品地理标志的地域分异特征

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APGI）是以地域名称冠名的特色农产品,做优做强APGI是发展特色农业、促进农业供给侧改革的重要手段,也是新时代助力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抓手。深入研究APGI的地域分异特征及社会经济效应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以2274个APGI信息作为主要数据,结合社会经济数据和自然地理数据,着力揭示中国APGI的地域分异特征,并简要分析其形成原因。研究表明：（1）APGI总体呈现“东多西少”的格局,在水平方向呈聚集分布,在垂直方向随海拔高度上升呈递减趋势;（2）各省保有APGI的数量差异大,少数民族聚居省份APGI人均拥有量高,省份面积小、自然条件相对较好的省份空间分布密度大,在县级行政区呈现“大分散、小集聚”的格局;（3）各类APGI除烟草类和爬行类以外均呈聚集分布,瓜果作物和水产品的聚集特征最为明显;（4）不同种类产品有其自身的地理要素适应区间,大部分APGI对于降水量的需求在400 mm以上,对于≥10 ℃积温的要求在1600 ℃以上,≥10 ℃积温区间大多在3200~6400 ℃;（5）APGI的地域分异受自然地理、历史文化、社会经济和政府行为等因素的综合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