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达地区镇域农村居民点演变驱动力空间差异研究——以太仓市陆渡镇和浏河镇为例

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法、对比分析法等,以地处经济发达地区的陆渡镇及浏河镇为例,从镇域尺度探讨农村居民点演变驱动机理及其空间差异。结果显示:(1)两镇农村居民点减少的一般因素中农民人均纯收入、人均居民点面积均具有正向作用,到城镇的距离具有负向作用,3者作用大小具有区域差异,农村工业发展及到公路的距离对不同地区作用方向不同;而粮食产量仅对陆渡镇有负向作用;(2)两镇农村居民点增加的一般因素中农民人均纯收入、农业发展均具有正向作用,而到公路的距离、基本农田则具有负向作用,4者作用方向及程度排序一致;而除一般因素及到城镇的距离外的其他因素均为特殊因素。研究表明,农村居民点变化驱动力及其作用程度与方向具有区域差异性;为优化农村居民点布局,应把握不同地区农村居民点演变驱动力机理的空间差异,制定差别化政策措施。     

财政主体对社会保障及服务的资源配置绩效评价

中央财政对社会保障的投入是社会保障资金的主要来源之一,它是中央财政为建立和完善收入再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及配套服务均等化的制度安排。但由于目前的考核机制是以经济增长目标为宗旨的,而且追求的是高投资、低消费和高增长的模式,从而使得社会保障转移支付资金极有可能被任意的挪用和挤占,而产生资金的"瞄偏性"问题。本文从社会保障资金配置和中央财政对社会保障资金支出提升效率这两个方面,构建了中央财政对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绩效评估指标结构体系,从而对转移支付绩效进行DEA评估。由所得的离散系数可知,对社会保障转移支付资金配置效率和提升状况效率的赋权分别为0.592和0.408。由于100个样本县市对社会保障及配套服务转移支付资金配置效率的均等化程度不高,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因此,对社会保障及配套服务转移支付资金配置效率应赋予更大的权重。笔者认为,摒弃部分旧的评估指标、建立新的绩效评估机制是提高中央财政对社会保障转移支付效率的关键。     

基于不透水表面指数的城市扩张趋势及驱动机制分析——以南京市为例

城市扩张趋势及驱动机制研究存在两大难题:(1)传统景观数据的混合像元问题影响城市扩张趋势研究的准确性;(2)城市扩张驱动因子的共线性问题影响驱动机制研究结论的可靠性.针对上述问题,以南京市为例,利用不透水表面分析结果,采用不透水面加权平均重心分析、线性方向均值分析及标准差椭圆分析方法开展2000～2017年城市扩张趋势研究,并利用偏最小二乘回归分析方法对城市扩张驱动机制开展定性及定量分析.结果表明:南京市整体上表现为多中心非同步的蔓延式扩张;2000～2017年的3个时间跨度内,南京市整体的不透水表面扩张速度不断增长,年均不透水表面加权平均重心转移距离分别为303,379,611 m,全市尺度上往顺时针偏北259.12.方向转移2 564 m,具体到各辖区,重心转移距离存在较大差异;城市扩张的外部形态特征具有明显的方向性,2000、2005、2010以及2017年4个时期,不透水表面的标准差椭圆扁率均在2.232以上,主要表现为南北向扩张,各辖区扩张方向性不同;城市外部空间特征及发展战略、河流水系及自然保护区分布、土地利用规划等因素表现为对城市扩张方向的约束和限制作用;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数量、人口密度、第三产业固定资产投资额、地区生产总值、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等因素成为影响城市扩张规模的主要因素.     

产业发展、土地集约利用与城市土地扩张

城市土地扩张速度过快是当前中国社会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利用2000～2014年中国30个省会城市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全国层面和区域层面下,产业发展、土地集约利用与城市土地扩张之间的关系,并重点分析了土地集约利用在其中的中介作用。研究表明:(1)就全国层面看,第三产业规模提升和产业结构升级会抑制城市土地的扩张,土地集约利用在其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且其对总效应的贡献率分别为10.3%和12.6%;(2)就区域层面看,第三产业规模提升和产业结构升级会通过提高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对东部城市土地扩张产生间接负向影响;第二产业规模增加对中部城市土地扩张有直接的促进效果;(3)该研究揭示了不同产业发展类型对不同区域城市土地扩张的影响及其中的作用路径,并针对性的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建议,这对控制我国城市土地的过度扩张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近30年江苏省建设用地扩张的时空特征、模式与驱动因素研究

采用Landsat TM/ETM遥感解译数据，综合运用定性与定量方法，分析江苏省1985～2015年建设用地扩张的时空演变特征、类型与模式，通过多元回归和地理探测器方法探索江苏省和各地级市建设用地扩张的时空驱动因子及驱动机制。结果表明：(1）江苏省建设用地扩张幅度空间上呈现苏南>苏中>苏北的特征，建设用地扩张速率时间上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2005～2010年是快速扩张期。（2)江苏省建设用地扩张呈空间自相关和明显的集聚分布。扩张密度分布呈现以江苏沿江地区为高值中心，沿海及苏北地区为低值连片区的空间分异现象。高-高值区主要分布在城市中心区。（3)江苏省已形成沿长江的城市发展轴带和空间集约的都市连绵区，呈现外延型的空间扩张模式。江苏省建设用地扩张的协调性和稳定性，均出现苏南>苏北的地理空间格局，可分为 4种类型：协调稳定型、不协调稳定型、协调波动型、不协调波动型。(4）建设用地扩张主导时间驱动因子是产业结构转型、人口增长、居民生活水平提高和投资增长，第二、三产业比重是扩张的核心时间驱动因素，工业化是驱动建设用地扩张的重要动力。GDP和人口密度是建设用地扩张的主导空间驱动因子。     

农户生计资本、家庭要素流动与农地流转参与

农地流转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必然选择,从农户农地流转的内源与外源式约束出发,分析农户生计资本与要素流动决策对农地流转参与的影响,利用CFPS调查数据采用MVP模型实证检验了农户生计资本对农地流转的影响以及其他生计要素配置行为对农地流转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1)自然资本、物质资本与金融资本能够促进农地转入,抑制农地转出;人力资本会促进农户转出土地,抑制农地转入;社会资本对农地转入与转出均有正向影响.(2)自然与物质资本会抑制劳动力转移,而人力、金融与社会资本均促进农户劳动力转移;自然与社会资本抑制农户购买机械服务,而人力、物质与金融资本会促进农户购买机械服务.(3)农户农地流转行为除了受到自身生计资本的约束外,还受到家庭其他生计要素配置行为的影响,农户劳动力转移会促进农户转出农地,抑制农地转入;农户购买机械化服务会抑制农地转出,促进农户转入.最后,从健全农地流转管理服务体系,提高农户生计资本,完善相关要素市场等方面提出政策启示,以提高农地流转市场发育程度.     

发达地区农户宅基地置换意愿多水平影响因素研究——来自苏州与常州的实证

已有农民宅基地置换意愿影响因素分析主要基于单一水平,忽略了影响因素的多尺度效应。对此,引入多水平回归模型,基于对地处经济发达地区的苏州和常州的17个村394个农户的调查,研究多水平影响因素对农民宅基地置换意愿的作用机理。结果显示:(1)苏州地区农户宅基地置换意愿较常州地区低,各村农户置换意愿存在显著差异,且这一差异中75.12%的份额由村庄差异造成;(2)农户层次的年龄、文化程度、家庭主要收入来源对农民宅基地置换意愿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家庭人数具有负向作用;(3)村级户均收入、环境水平对家庭主要收入来源影响置换意愿起着弱化作用,而村经济发展水平、到最近城镇的距离具有强化作用;村级因素解释了95.69%的主要收入来源与置换意愿间的相关关系。研究表明,村级因素通过改变农户层次因素的影响程度,进而导致了村级间农户置换意愿的差异。因此,需综合考虑农户及村级层次的因素,并从完善相关配套政策及保障体系、加大政策宣传力度、优化宅基地布局、完善公共服务设施、加大环境治理、提升农户增收能力等方面推动宅基地置换工作。     

经济发达地区镇域农村居民点演变驱动力空间差异研究

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法、对比分析法等，以地处经济发达地区的陆渡镇及浏河镇为例，从镇域尺度探讨农村居民点演变驱动机理及其空间差异。结果显示：（1）两镇农村居民点减少的一般因素中农民人均纯收入、人均居民点面积均具有正向作用，到城镇的距离具有负向作用，3者作用大小具有区域差异，农村工业发展及到公路的距离对不同地区作用方向不同；而粮食产量仅对陆渡镇有负向作用；（2）两镇农村居民点增加的一般因素中农民人均纯收入、农业发展均具有正向作用，而到公路的距离、基本农田则具有负向作用，4者作用方向及程度排序一致；而除一般因素及到城镇的距离外的其他因素均为特殊因素。研究表明，农村居民点变化驱动力及其作用程度与方向具有区域差异性；为优化农村居民点布局，应把握不同地区农村居民点演变驱动力机理的空间差异，制定差别化政策措施     

江苏省国土空间生态保护修复区的识别划定

国土空间生态保护修复规划是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中的重要专项规划,其中保护修复区识别和划定是该项规划编制的关键内容。针对当前省域尺度国土空间生态保护与修复研究开展较少的状况,以江苏省为研究区,通过构建多级指标体系对全省生态重要区域和敏感区域及其等级层次进行了评价识别,然后整合二者成果,对江苏省各类各级生态保护修复区进行了划定。结果表明：(1)江苏省国土空间生态保护修复区可划分为生态保护重点区、生态修复关键区和生态修复一般区,面积分别为17 548、4 688、16 981 km²,比例16.17%、4.32%、15.65%。(2)生态保护重点区主要包括太湖、洪泽湖等湖泊地区、长江过境段下游以及东部沿海湿地等,生态修复关键区主要分布在苏南的太湖流域、长江沿岸以及苏北的沂沭泗流域,生态修复一般区则主要集中在沂沭泗流域北部、苏中的淮河-里下河流域、长江过境段上游沿岸和东部沿海地区,其余大多在苏北地区零散分布。(3)生态保护重点区主要由水域、湿地构成,生态修复关键区和一般区则分别以城市周边地区和农业生产用地为主。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失地农民福利变化研究

基于森的可行能力理论,从经济状况、居住条件、居住环境、社会保障及社会机会等方面构建失地农民福利评价指标体系。并进一步基于农地价值理论视角,将失地农民可获得的福利划分为经济福利、社会福利和生态福利3个部分。在此基础上利用江苏省苏州市、南通市及宿迁市540户农户调查数据对征地前后农民福利水平进行测度,以探索不同城镇化发展阶段土地征收对失地农民福利变化的影响。结果表明:(1)由于实行了"土地换社保"征地补偿方式,苏州市和南通市目前处于城镇化发展改革阶段,且前者在"人的城镇化"方面更为成熟;宿迁市采取一次性货币补偿方式,仍处于传统城镇化发展阶段。(2)苏州市和南通市失地农民福利水平呈上升趋势,总模糊指数分别从0.444、0.369上升到0.529、0.385;宿迁市样本农户福利水平则有所下降。(3)除苏州市外,南通市和宿迁市样本农户的经济福利均出现下降,下降幅度分别为36.1%、34.5%;三个地区失地农民社会福利均有所提升,且苏州市和南通市农户福利改善程度明显优于宿迁市;生态福利方面,除南通市外,苏州市和宿迁市均出现下降。(4)传统城镇化发展模式下,失地农民的福利水平明显受损,城镇化改革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民福利受损,尤其是社会福利得到较大提升。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真正实现"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同步发展,在提高征地补偿标准的同时,政府还需通过完善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体系、加强就业指导培训、提供一定就业安置等途径实现征地补偿方式多元化,并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配套设施、环境保护等的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