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流CO2与CH4排放研究进展

河流作为连接海-陆两大碳库的主要通道,其水-气界面二氧化碳(CO_2)与甲烷(CH_4)排放构成全球碳循环的重要环节,对全球气候变暖的贡献不容小觑.明确河流水体CO_2与CH_4产排过程、时空特征以及控制因素是认识河流生态学功能以及其对变化环境响应的重要内容.基于当前河流CO_2与CH_4排放研究进展,构建河流碳排放动力学概念框架(内源代谢、陆源输入),并从全球尺度、区域尺度、流域尺度综述了河流碳排放时空变异性特征以及存在的研究不足.在理解碳排放动力学概念框架和时空变异特征的基础上,构建了河流CO_2与CH_4动力学控制因子分层框架(内部因子:有机质、温度、营养盐;外部因子:水文、地貌、人类活动),深入探讨了河流碳排放的关键影响因素.最后,根据当前研究中存在的不足,提出河流碳排放应将纳入区域陆地碳平衡过程,今后研究重点应包括流域尺度上河流CO_2与CH_4内源产生与陆源输入相对贡献的量化研究、不同界面CO_2与CH_4产生与排放过程研究、高时空分辨率的监测数据的补充以及变化环境与人类活动干扰下河流碳排放的响应过程等,为理解河流生态学过程及生态系统功能提供基础,同时为我国进一步深入开展相关研究提供借鉴.     

水体微囊藻毒素污染对人群的非致癌健康风险

利用重庆某区2个水库的水样及水产品中微囊藻毒素的浓度,使用美国环境保护署推荐的健康风险评估模型计算微囊藻毒素通过饮水途径和食用水产品途径的人群非致癌健康年风险度以及两条途径的总非致癌健康年风险度.结果表明饮用水库A水的非致癌健康年风险度为0.001×10-6~0.004×10-6 a-1,饮用水库B水的非致癌健康年风险度为0.002×10-6~0.046×10-6 a-1;食用水库A水产品的非致癌健康年风险度为0.083×10-6~0.262×10-6 a-1,食用水库B水产品的非致癌健康年风险度为0.116×10-6~0.747×10-6 a-1,白鲢是水库A与水库B非致癌健康年风险度最高的水产品.水库A两条暴露途径的总非致癌健康年风险度的最大值为0.266×10-6 a-1;水库B两条暴露途径的总非致癌健康年风险度的最大值是0.793×10-6 a-1.水产品的非致癌健康年风险度高于饮水;水库B两条暴露途径的的总非致癌健康年风险度接近国际上最常用的最大可接受风险水平1.0×10-6 a-1.应优先加强水库B中微囊藻毒素的监测,同时限制食用水库A和水库B的水产品,特别是白鲢.     

三峡库区水环境多环芳烃和邻苯二甲酸酯类有机污染物健康风险评价

为研究三峡库区水环境中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OPs)对人体健康产生的潜在危害风险,在介绍健康风险评价方法的基础上,建立了水环境健康风险评价模型,根据三峡库区水质监测资料对水源水主要持久性有机物多环芳烃和邻苯二甲酸酯类污染进行健康风险评价. 结果表明,在所评价断面中,长江和嘉陵江汇合的寸滩断面污染较严重,健康危害的风险相对较大. 水源水6种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由饮水途径所致健康危害的个人年风险为2.79×10-10～4.44×10-13 a-1,按年风险大小依次为DEHP＞DBP＞Pyr＞NA＞FLA＞DEP;有机污染物对健康危害的年总风险仅为3.70×10-10 a-1,远低于国际辐射防护委员会(ICRP)推荐的最大可接受值(5.0×10-5 a-1). 三峡库区水体中6种POPs污染所致的健康危害年风险度目前还处于很低水平,但应引起管理部门的重视.      

水环境中耐热大肠菌群的抗生素耐药性与质粒谱研究

用滤膜法、mFC培养基从5种水体中分离出疑似耐热大肠菌162株,用API微生物分析系统鉴定到种,以Kirby-Bauer法分析其对人畜常用10种抗生素的耐药性,碱裂解法小量制备各菌株质粒DNA做质粒谱分析.结果表明,埃希氏大肠杆菌为优势菌,占分离菌总数的96.3%.除分离自泉水的3株外,其它菌株都对3种及3种以上抗生素耐药,多重耐药率为98.1%.不同水体分离菌株对氧氟沙星、诺氟沙星、庆大霉素、丁胺卡那霉素、链霉素的耐药率有显著性差异(P<0.005).92株菌(56.8%)提取到大小为0.90～158.83kb、数量为1～6个的质粒,有81种质粒谱型.70株(43.2%)未提取到质粒的细菌中有67株为多重耐药.具有相同质粒谱型的菌株耐药谱都不相同.未发现质粒谱与抗生素耐药性间有明显相关性.图1表3参15     

4种浮床栽培植物生长特性及吸收氮磷能力的比较

选取美人蕉、风车草、菖蒲和香根草4种常见的浮床植物为研究对象,对其生长特性及吸收氮磷的能力进行比较研究.结果显示,4种植物的成活率均在90%以上,移栽后60-100d为植物的快速生长期.经过4个月的生长.4种植物水面上部生物量均明显高于下部;除香根草外,其它3种植物体内的氮磷含量均呈叶>根>茎的分布;植物体内的氮、磷累积量大小依次为美人蕉>风车草>菖蒲>香根草.植物吸收占浮床系统氮去除的比例均低于40%,占浮床系统磷去除的比例均高于55%.4种植物中,美人蕉对水体中氮磷的吸收能力最强,可以将其作为三峡库区次级河流的浮床栽培植物进行推广.     

三峡库区消落带富营养化及其危害预测和防治

三峡水库蓄水运行后将出现一个落差达30 m的永久消落带。消落带是水域生态系统与岸上陆地生态系统的交替控制地带,该地带具有生物的多样性、人类活动的频繁性和生态的脆弱性,随着人类活动的影响,已成为湖岸带中生态最脆弱的地带。由于工业和生活用水污染以及水体自净能力下降,消落区富营养化相关物质（如氮和磷）污染会进一步加剧。因此,必须针对库区消落带地区的特殊情况,选择适当的模式对消落带进行超前环境整治和保护,实现三峡库区生态系统的恢复和重建。     

邻苯二甲酸酯在长江重庆段水体的概率风险分析

以长江重庆段水体12个采样断面4种邻苯二甲酸酯（PAEs）的监测结果及水生生物的生态毒性参数无观察效应浓度（NOEC）为基础资料，采用安全阈值和概率曲线分布两种概率风险评价方法分析了邻苯二甲酸酯的相对生态风险。研究结果表明：邻苯二甲酸二甲酯（DMP）、邻苯二甲酸二乙酯（DEP）、邻苯二甲酸正丁酯（DBP）、邻苯二甲酸双（2 乙基己基）酯（DEHP）的安全阈值分别为4 31079、2171、147、199，对水生生物无风险。以5%水生生物物种受影响作为可接受的效应水平终点（HC5），采用概率曲线分布进行分析，DBP、DEHP的浓度超过毒性值的风险概率分别为106×10-2、235×10-4，4种邻苯二甲酸酯风险大小依次为：DBP>DEHP>DEP>DMP，与安全阈值法结果一致。两种概率风险方法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污染物的生态风险。     

次级河流回水区叶绿素a与影响因子的多元分析——以临江河为例

为了对次级河流回水区富营养化进行深入研究，把长江次级河流之一的临江河回水区为研究对象，根据2007年10月至2008年9月临江河回水区中游叶绿素a含量及其水质理化指标的监测数据，分析了临其叶绿素a浓度的时间分布，对叶绿素a浓度及影响因子进行相关分析，找出与叶绿素a显著相关的环境因子并建立多元逐步回归模型。结果表明：临江河回水区叶绿素a浓度峰值主要集中在5月上旬至9月下旬，变化范围为227～661 mg/m3。临江河回水区叶绿素a浓度变化受多个环境因子共同影响，与水温、流速、透明度、COD、总磷之间显著相关，而与总氮相关性不显著。经过叶绿素a及其影响因子的相关分析，建立了以水温、流速和总磷为自变量，叶绿素a浓度为应变量的逐步线性回归模型，模型初步验证结果表明：多元逐步回归模型可以用来描述临江河回水区叶绿素a浓度的变化。通过对临江河回水区叶绿素a及其影响因子的分析，控制临江河回水区水体中磷含量应是其富营养化防治工作的重点，防治工作应主要在春末和整个夏季，尤其是在5、6月份。     

耐辐射球菌抗辐射机制研究进展及其环境修复应用前景

概述了耐辐射球菌Deinococcus radioduras的分类和命名、生理生化特性及基因组特性.综述了耐辐射球菌辐射抗性机制中发挥主要作用的DNA损伤修复途径和主要修复蛋白、特殊的细胞壁和基因组结构以及抗氧自由基能力3个方面的研究进展,并对其在环境修复中的应用前景进行了展望.     

微生物定量风险评价

微生物定量风险评价是一种以定量的方式评价人暴露病原微生物后发生健康不良风险的可能性,它包括危害识别、危害表征、剂量-反应评价、暴露评价和风险表征。通过危害识别和危害表征识别和量化病原因子后,利用剂量-反应评价确定病原暴露水平(剂量)与相应健康不良结果的严重程度和发生频度(反应)之间的关系。在剂量-反应评价中,指数模型和β-泊松模型是最常用的剂量-反应模型。风险表征是在整合危害识别、危害表征、剂量-反应评价和暴露评价的基础上,利用静态微生物风险评价模型或动态微生物风险评价模型定量估计在特定暴露条件下相关人群发生不良影响的可能性和严重程度,包括伴随的不确定性。微生物定量风险评价有助于理解和管理病原危害,获得的定量信息能更好地确定病原微生物风险的大小,权衡和改进病原风险控制措施。文章评述了微生物定量风险评价过程和模型,并以三峡库区万州饮用水隐孢子虫风险为例介绍如何实施微生物定量风险评价,期望为我国微生物定量风险评价研究提供有益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