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主体协同治理下茶农绿色生产绩效

多主体协同治理对推进农业绿色发展及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意义.以茶叶地理标志保护为例,采用DEA-HR模型分析地理标志保护多主体合作博弈及协同绩效.结果 表明:现阶段地理标志保护主体(监管部门、茶厂、茶农)合作不完全;保护主体协调度仅为0.64,处于"初级协调发展型"阶段,茶厂与茶农成为拉低整体协调度的短板;进一步运用门槛模型揭示茶厂与茶农协调度低的关键因素在于监管部门的质量检测强度弱、茶农的品牌了解程度低,同时测出茶厂与茶农的经营规模存在门槛效应.为提高地理标志保护主体协同绩效,政府应协同其他主体强化农产品质量检测,加强地理标志保护宣传力度,构建以市场监管为主、政府规制为辅的地理标志保护主体协同治理策略.     

个人规范对农户亲环境行为的影响分析——基于拓展的规范激活理论框架

农户的亲环境行为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农业环境污染,为改善农业环境,探寻农户实施亲环境行为的原因所在,将农户环境污染感知、环境关心和社会规范加入规范激活理论框架对其进行拓展,在此基础上,通过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和层次回归模型,利用陕西、山西、甘肃、安徽和江苏5省的实地调查数据,对农户的亲环境行为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农户的亲环境个人规范、环境污染感知和环境关心均可对其亲环境行为产生直接的正向影响,且个人规范对行为的影响程度最大;结果意识、责任归属、农户的环境污染感知和环境关心均可对其亲环境的个人规范产生直接的正向影响,且其影响程度从高到低依次为:结果意识、责任归属、环境污染感知和环境关心;农户的环境污染感知和环境关心可同时对其亲环境行为产生直接和间接影响作用,而结果意识和责任归属仅可对其亲环境行为产生间接影响作用;社会规范可正向调节个人规范对农户亲环境行为的影响。     

农地流转背景下地块规模对农户种粮投入影响分析

近年来粮食安全受到国家和社会的广泛关注,农地投入作为粮食生产的重要要素,是保障粮食稳定产出的前提。学者就农地规模对农户种粮投入的影响已进行了较多研究,但受农地流转的影响,土地要素更具多样化,土地规模与农户种粮投入的关系发生变化。随着农地流转在我国的快速发展,探析农地流转影响下土地规模对农户种粮投入影响的变化成为一个亟待研究的问题,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考虑到地块的异质性,本文基于山东、河南、安徽三个粮食主产省622户农户1 284个地块的粮食生产数据从村庄和农户两个层次控制了生产要素市场价格、地块要素等非主观因素,进行多层模型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农地流转特征及地块特征对农户粮食生产单位面积投入有显著影响。地块规模和转入地占比对农地投入影响为负,转入地占比越大,地权稳定性越低,农户投入积极性受到挫伤越明显,在转入地上的投入减少。随着转入土地面积的增加,农户从事粮食生产的机会成本增大,使其有更强的动力增加种粮投入,地块规模的负向影响程度降低。基于分析结果,本文得出以下3点结论:(1)规模化经营有利于降低单位面积种粮成本;(2)农地流转发生时,地块规模对种粮投入的影响发生改变,成片规模化经营将成为我国粮食生产的必然趋势;(3)提高土地综合条件可以降低投入成本,并提高农户投入积极性。要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需从降低种粮成本、提高农户收益着手,建议鼓励农村土地流转,推动粮食规模化生产,同时也要注重增加财政拨款,建设高标准粮田,强化高标准粮田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完善田间配套工程。     

社会网络异质性对果农有机肥替代化肥技术模式采用行为的影响

研究果农有机肥替代化肥技术采用行为对完善我国化肥减量与有机肥增施政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陕西省苹果种植户的调查数据,分析社会网络异质性对果农有机肥替代化肥技术模式采用行为的影响.研究表明:社会网络异质性对果农有机肥替代化肥技术模式采用的影响存在差异.用果农与亲友邻里的交流程度表征的横向社会网络对果农"有机肥+配方肥"模式的采用有显著正向影响.用果农与肥料零售商的交流程度和是否加入合作社表征的前向和斜向社会网络对果农"有机肥+水肥一体化"模式的采用有显著正向影响.用果农与苹果收购商是否签订销售合同表征的后向社会网络对果农"有机肥+配方肥"及"自然生草+绿肥"模式的采用有显著正向影响,而社会网络对果农"果-沼-畜"模式的采用影响不显著.因此,提出发展合同生产模式、促进果农间互助合作、促进果农与有机肥零售商交流,通过新媒体等信息渠道提高果农有机肥认知,进而促进果农有机肥替代技术模式采用的政策建议.     

跨区域流域生态补偿标准核算——基于成本收益双视角

合理的补偿标准是流域生态补偿的核心,也是激励生态系统服务提供者积极性、体现生态系统服务改善价值、实现区域协同发展的关键内容.基于成本收益双视角,以渭河流域为例,运用全成本法和选择实验法测算了流域生态系统服务保护的成本收益,进一步借助鲁宾斯坦议价模型核算跨区域生态补偿标准.结果表明:(1)为改善流域生态环境,上游甘肃省的直接治理成本约为35021.27万元/a,间接成本约为107112.26万元/a,全成本约为142133.53万元/a;(2)流域生态系统服务改善能够为中下游陕西省带来的收益为252912.96万元;(3)在流域生态系统服务保护成本收益明确的前提下,若上游地区在协商中具有完全耐心或中下游地区完全没有耐心,则上游获得全部净收益,补偿标准为252912.96万元/a;若上游地区完全没有耐心,且当中下游耐心程度(贴现因子)为0.5时,则双方将均分净收益,即补偿标准为197523.25万元/a.总的来看,研究对流域生态系统服务保护的成本收益分析及跨区域生态补偿标准核算提供了可行思路,实际应用中可根据具体情况合理设定议价双方贴现因子进行灵活处理.     

关天经济区农户农地流转行为研究

农地流转是现阶段实现农地规模经营的必经之路。本文基于关天经济区622份调查问卷,建立了农地流转的农户模型,利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研究了交易成本认知和农户禀赋对农户参与农地流转(转出)、农地流转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关天经济区农户参与农地流转的积极性不高,样本农户参与农地流转的仅为23%,农地流转率均值为11%;(2)流转价格了解程度、农地流转组织形式、农地流转合约期限和对外交通便利情况影响农户是否参与农地流转决策,而农地流转率仅受流转价格了解程度和农地流转契约形式影响;(3)劳动力和土地禀赋正向影响农户转出土地,农地流转率随农业生产能力增强而降低;(4)文化程度与农户是否参与农地流转、农地流转率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与天水的农户相比,关中地区的农户更倾向于参与农地流转。因此,要促进农户参与农地流转、提升农地流转率,首先要加强农地流转政策的宣传力度,提高农户整体认知水平,增强农户农地流转政策的理解程度和接受能力;其次,深化农村土地产权改革,加快农地确权颁证,提升农户产权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再次,建立健全农地流转市场,完善市场在农地流转过程中的信号生成机制和传递功能,降低农地流转过程中的交易成本;第四,采取相应的激励政策提高农户土地、劳动力的利用程度,提升农户农业生产能力,避免农户在农地流转市场中的逆向选择行为;最后,建立有效的农地"经营权退出机制",将束缚在农业生产上的低效劳动力和土地释放出来,实现资源的最优化配置。     

基于农户生产技术效率的退耕还林政策评价——黄土高原区3县的实证研究

本文的目的在于从农户层面上,以技术效率为标准,对退耕还林政策加以评价。以黄土高原区的陕西省吴起县、定边县和甘肃省华池县为实证案例,论文通过同时估计农户的投入导向的随机距离前沿和技术效率影响模型两个等式,分别测算了2009年吴起县159户、定边县152户和华池县125户农户退耕还林政策与技术效率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退耕还林与吴起县农户技术效率之间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与定边县和华池县的样本农户技术效率之间呈现显著负相关关系。因此,退耕还林政策在我国不同地区的执行存在显著差异;需要对定边和华池农户给予额外补贴或者实质性扶持,才可以实现该公共政策均衡私人森林供给和社会森林需求。研究还显示:3县农户生产受到劳动力、资金、土地、固定资产等投入要素的约束;户主的年龄、家庭规模和教育对不同地区的农户生产技术效率存在影响;3县农户的平均技术效率在80%,说明存在减少约20%的成本且不减少产出的空间。     

基于模糊评判法的陕西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模式选择分析

陕西一直实行"以农补工、优先发展城市、优先发展工业"的倾斜性战略政策,使得城乡在资源分配和社会事业发展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距,农村发展处于劣势地位,尤其是农村公共物品未能得到有效供给,其供给主要是采取以政府为主导的模式。研究利用陕西农村1990-2008年的时间序列统计数据,通过构建陕西农村经济发展的9个评判指标并对其分别赋予不同的隶属度,运用模糊评判法,对陕西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经济发展阶段进行了定量评判。实证研究表明,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陕西农村地区整体上处于经济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即经济发展的成长阶段。因此,陕西应主要采取以政府为主导型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模式,而私人(市场)供给只能作为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少许补充。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模式应根据经济发展阶段作出选择,以期实现各个时期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最优化:考虑不同地区农民的需求意愿,改革"一刀切"的供给模式;扭转农民负担部分公共物品供给成本的局面。     

移民搬迁是否加剧了山区耕地撂荒?——基于陕南三市1578户农户面板数据

山区移民搬迁是否加剧耕地撂荒关系到移民稳定性及国家粮食安全,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基于陕西省南部地区商洛、安康、汉中3市8县（区）1578户农户调查数据,运用面板Logit和Tobit模型回归得出,移民年数对是否撂荒、撂荒面积及撂荒耕地占比在1%的水平上有正向影响;仅当移民距离超过0.5 km时,农户耕地撂荒面积及撂荒耕地占比显著增加;不同移民类型中,工程移民对耕地撂荒的影响程度最大,避灾移民影响程度最小;另外,户主特征、家庭特征、资源禀赋特征、农地流转特征显著影响了农户的耕地撂荒行为。可以得出,移民搬迁加剧了山区耕地撂荒,城镇生活的转变及务农时间机会成本的增加是耕地撂荒的主要原因。建议政府对工程移民农户进行有土安置,加大生态移民区退耕还林支持力度,扶持扶贫、避灾移民农户发展特色产业,加快农地流转信息平台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