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能效标杆的城市节能管理新思路

城市作为节能管理的基本行政单元,在国家节能战略和节能政策的实施中起承上启下的作用,而中国城市节能目标的制定缺乏定量分析工具、主观性强。“十一五”期间,地方政府为了完成节能目标,甚至出现了“拉闸限电”、“中止供暖”等极端节能现象,节能的社会成本偏高。另一方面,中国城市能源效率差异巨大。2009年在有观测值的214个城市中,单位GDP能耗平均值为1．43吨标煤／万元,最大的是石嘴山市的6．75吨标煤／万元,是均值的4．7倍;最小的是汕尾市的0．528吨标煤／万元,仅是均值的36．9％。“十二五”期间,为了完成国家节能任务,探索城市节能分类管理、科学化管理新机制至关重要。     

台北市生活垃圾管理经验及启示

台北市生活垃圾管理效果显著,人均生活垃圾日清运量年均减量7.3%、资源回收率年均增长28.3%并带动资源回收产业发展、居民负担仅为1998年的22.0%、社会成本较1998年减少30.7%。主要经验包括:明确的生活垃圾减量与资源回收目标;系统的管理模式设计,包括政府(环保局、地方清洁队、资源回收管理基金)、生产商、回收商、处理商、居民、垃圾焚烧厂和填埋场以及第三方等主要干系人。采取的主要政策手段包括强制源头分类、随袋征收垃圾处理费、建立资源回收管理基金、对资源回收行业的政策扶持以及信息公开与公众参与等。台北市先进的生活垃圾管理经验对中国大陆城市开展垃圾分类与资源化管理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城市区域水污染物排放核查方法与案例研究

城市水污染物排放信息是城市水环境保护决策和管理的依据,但城市水污染控制的外部性使城市水污染物排放信息产生失真风险,需要对城市区域水污染物排放信息核查。通过高质量数据对低质量数据的核查,用基于监测的水污染物入河量数据核查基于环境统计申报与排污系数的水污染物入河量数据,完善了城市区域水污染物排放核查方法。案例分析结果显示,环境统计COD入河排放量明显偏小。建议水污染物排放统计以入河量为核心,建立入河排污口监测体系,编制核查技术规范,实施区域污染物排放核查。     

中国环境保护相关电价政策效应与资金机制

本文从电价政策优化视角,分析了环保电价与可再生能源电价的目标、补贴率变化,首次核算了两类政策的资金总额,对比评估了两类政策的资金规模、微观作用机制、资金机制和决策机制.结果发现,环保电价长年稳定,为燃煤发电行业污染治理资金提供了稳定预期,实现了污染物的快速减排;可再生能源上网标杆电价多次下调,激励企业技术进步的同时,助长了企业投机行为.微观作用机制上,环保电价刺激了燃煤发电企业治污技术进步、企业私人成本下降,但社会承担了较高的污染治理成本;而可再生能源电价政策促进了发电社会成本的下降.可再生能源电价资金传导机制更为刚性,但存在附加征收率不高、资金缺口大等问题,政策设计未做到激励相容.2015年环保电价与可再生能源电价补贴资金总额分别为767.97亿元（不含税）和429.1亿元（供给侧）.环保电价资金总额超过可再生能源电价资金总额,强化了燃煤发电成本优势,制约了可再生能源发展,不利于电力结构的清洁化.     

中国酸雨控制政策初步评估研究

采用环境政策评估的一般模式,通过构建包括评估目标、评估标准等在内的评估框架,对我国现有酸雨控制政策进行了初步的评估。结果表明,中国酸雨控制政策体系已经初步建立,不仅促进了燃煤火电厂脱硫工程的建设,为SO2排放控制奠定了工程基础,还使单位燃煤量SO2排放量得到降低。但并没有实现排放总量的绝对降低,酸沉降范围仍有扩大趋势,发生重酸雨城市的数量也在增加。主要原因是:现有的地方政府负责的管理体制设计缺乏酸雨外部性的考虑,管理成本大;燃煤火电厂脱硫装置的运行和SO2排放量的削减缺乏有效的政策手段来保证,减排成本较高。现行的政策手段中,事前控制手段由于不具有过程控制的功能,未能有效遏制SO2的排放;总量控制和排放标准的政策对象没有明确界定,无法实现边际减排;排污收费在地方政府与企业利益高度一致的背景下,刺激减排的效果一般;脱硫电价补贴作为刺激减排的经济制度,并未直接对脱硫量进行补贴,而是对上网脱硫电量实行补贴,补贴对象针对性不强。建议实施以排污许可证制度为核心的排放控制政策体系,并将排放控制政策向过程和源头延伸;同时改革排污收费制度,使其成为规费辅助排污许可证制度的实施;建议由国家环保部直接负责酸雨控制,包括燃煤火电厂的环评审批、排污许可证的发放和实施。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的政策演进、激励约束与效果分析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是我国乃至全球最大的政府生态补偿项目。本文系统梳理了其形成过程、体制安排以及历年的政策变化,对政策演进、政策力度、激励约束与政策效果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历次的政策调整从政策目标上增强了"生态文明建设""生态环境保护"导向,丰富了监测与考核的指标体系,并引入资金使用的绩效考核,有利于加强对资金用途和使用效率的监督和引导。但作为均衡性转移支付,该项资金的分配方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联性较弱,资金在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上的效果有赖于更强的激励约束机制。建议加大激励资金数量和考核制度的作用,动态完善监测和考核指标体系,并对政策效果开展全面和严谨的评估。     

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的奖惩激励机制——基于复杂网络演化博弈模型

充分考虑农村"熟人社会"特点,首次采用复杂网络演化博弈模型,通过数值仿真分析了声誉损失和奖励政策对农户垃圾分类行为扩散深度的动态影响.结果表明：政府不干预时,垃圾分类将无法在农村自发持续而普遍推广;在一定范围内提高声誉损失或奖励均可显著促进农户分类;仅依靠单一政策,无法实现分类的深度扩散,若依靠声誉损失与奖励相互配合,可实现低政策强度、高扩散深度的合意效果;搭便车收益的提高会抑制垃圾分类扩散深度;注重经验学习和适应能力的EWA学习策略更有助于促进垃圾分类扩散.上述结论广泛适用于分类初始状态、学习能力、人口规模不同的农村,对中国农村垃圾分类具有普遍性的启发意义.最后,提出了充分利用"熟人社会"优势构建与农村社会经济特征相契合的垃圾分类激励政策建议.     

环境要素的环境收益、数量测算与受益归宿

为定量测算环境收益及其受益归宿,理解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复杂耦合关系,匹配了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环境统计数据库,用2011~2013年微观面板数据估计了企业治污成本函数,分介质、分行业加总得到了工业环境收益,采用受约束模型估计了其在企业利润、工资与税收间的分配.结果发现中国年度工业环境收益约9000亿元,是当年GDP和工业增加值的约2%与5%;高耗能行业占了环境收益的近70%.环境收益的最大受益方是企业职工,摄取了总额的约80%,政府是第二大获益方,进入企业利润的份额不足3%;环境收益贡献了企业工资的近25%,高耗能行业该比例达50%.环境要素的使用是增长的重要推动力,而工业的深度污染治理可能带来利益格局的不对称调整,对企业工资和就业产生重要影响,在绿色发展中应建立局部与整体、短期与长期利益的平衡机制.     

中国太阳能热水器成本分析方法与应用研究

太阳能热水器在中国已经商业化,是较为成熟的可再生能源利用技术。中国幅员辽阔,各地区自然、社会经济条件差异较大,其经济可行性需进一步分析。本文针对户用太阳能热水器,建立了基于有效利用热量的总成本现值分析方法、净成本现值分析方法,计算了中国27个省会城市(或直辖市)太阳能热水器热水供应成本和净成本现值为零的初始投资。结果表明,中国太阳能热水器热水供应成本地区间差异大,推广政策应当因地制宜;太阳能热水器与风电、光伏发电、生物质能发电相比成本较低,其大规模应用有利于以低成本实现既定的可再生能源目标;贴现率和生活电价对太阳能热水器初始投资选择影响显著;收入水平低是农村地区太阳能热水器应用的重要制约因素。本文的结论对中国太阳能热水器推广政策体系设计具有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