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生态安全格局与生态脆弱性评价的生态修复关键区域识别与诊断——以汶上县为例

以山东省济宁市汶上县为研究区,基于最小阻力模型构建生态安全格局,结合脆弱性评价识别生态修复关键区域,对关键区域分类提出针对性修复保护措施.结果表明在汶上县共识别出11处生态源地,总面积38.72km²,35条生态廊道,总长度259.56km;生态脆弱性分级以中度脆弱与低度脆弱为主,两类型区域总面积594.32km²,占比67.40%.中部城区脆弱性较高,西南洼地脆弱性较低;识别出生态修复关键区域5处,总面积107.14km²,分布于中部城区及周边;根据区位特征将关键区域分为三类,并分类别提出其生态修复策略,以期为国土空间生态修复提供参考.     

基于“天-空-地”一体化的生态保护红线区监管评价体系构建及应用ADDINCNKISM.UserStyle

科学监管评价生态保护红线区生态环境是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和充分保护生态环境的基础,对推动国家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该研究基于“天-空-地”一体化获取多源数据,结合GIS和RS空间分析,从生态系统格局和质量、人类活动、环境限制4个方面选取25个指标,构建了生物多样性维护生态保护红线区监管评价体系,并以泰山生态保护红线区为例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2000—2015年,研究区生态系统格局、生态系统质量、人类活动状况3个分指数得分及生态环境综合得分均呈现先降后升的趋势,就综合得分而言,2000—2005年、2005—2010年得分降幅分别为18.73%和5.24%,2010年得分最低(41.97分),而2010—2015年得分增幅为81.63%,2015年得分为76.23分,生态环境综合得分评价等级由Ⅱ级升为Ⅰ级。其中城乡居民和工矿用地面积占比、生态系统破碎度和分离度、植被生物量是影响研究区生态环境的关键指标,相关部门应加强对研究区边界处人类活动的监管,并注重生态系统完整性和植被生长状态的保护。该监管评价体系具有较强的实践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可为生态保护红线区的监管评价提供新思路。     

基于阶段对比的中国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关系

以速度标准判定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的协调关系缺乏充分的理论依据,而城镇化进程中人口要素和土地要素的投入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因此从城镇化阶段对比的角度考察二者关系是一个可行的视角。在总结城镇化阶段理论的基础上,根据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的自身规律,从"阶段协调"的角度考察不同饱和值情景下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协调关系变化。结果表明:(1)我国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均符合Logistic曲线过程,但二者拐点存在明显差异,应该分阶段分析二者协调关系;(2)按"阶段协调"的标准判断,在城镇化"起步—加速—减速"阶段,二者关系分别为起步阶段土地城镇化明显滞后于人口城镇化,加速阶段土地城镇化靠近人口城镇化,减速阶段土地城镇化将超前于人口城镇化;(3)在城市人口发展和土地管控的4种情景中,代表"人口低度集聚、土地宽松管控"的情景2是促使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实现在减速阶段协调的最优方案。以上研究结果表明:新型城镇化推进过程中应充分考虑城镇化发展阶段,树立促进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阶段协调"的调控理念;应在一定程度上肯定近年来城市土地快速扩张的积极意义,即它是对人口城镇化的阶段性追赶,但减速阶段则需要对土地城镇化进行适度管控,避免其过度追赶人口城镇化而导致二者关系出现新的不协调;应合理把握政策管控的松紧度,选择适宜的人口城镇化峰值(80%左右)和人均城镇用地标准(115 m2以上),以促进二者在减速阶段末期的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