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安全社区建设

<正>自2004年起,安全社区建设工作在我国已经开展了十年。十年来,安全社区建设一直遵循民生、民安的原则,对加强安全生产"双基"工作、立足预防和减少事故及人员伤害、构建安全生产长效机制、实现安全生产的稳定好转、构建和谐社会建设发挥着重要作用和影响。截至2014年11月30日,在中国职业安全健康协会备案、已经启动和建设全国安全社区的单位达2 606个,分布在北京、     

基于多指标的多空间尺度暴雨洪涝灾害风险评价研究

以吉林省的第二松花江中下游地区为研究区,在基于行政区尺度的暴雨洪涝灾害风险评价基础之上,以现代灾害风险理论作为基础,综合运用多指标评价法、自然灾害风险指数法、层次分析法、加权综合法等风险评价方法,以及空间分析、网格生成、数据展布等技术手段研究了基于行政区、网格和居民点三种空间尺度的暴雨洪涝灾害风险评价方法,是对暴雨洪涝灾害风险评价向微观化发展的一种尝试.     

创建安全社区刨新社会管理

从2002年中国职业安全健康协会引入“安全社区”这一理念至今，安全社区创建工作伴随着我国安全生产工作的强化与完善已走过10年。据中国职业安全健康协会理事长张宝明介绍，截至目前，在协会备案已启动和建设的全国安全社区累计达到1394个，涉及北京、上海、重庆、天津、山东、辽宁、河北、山西、江苏、广东、浙江、四川、云南、宁夏、陕西、湖南、甘肃、河南、福建等19个省区，占省级行政区的59．4％，覆盖人口1，2亿人左右。企业主导型社区涉及煤炭、石油、石化3个行业。目前我国累计建成266个全国安全社区，有46个安全社区被吸纳为国际安全社区网络成员。     

县域跨界水污染补偿机制在嘉兴市的探索

嘉兴市构建的县域跨界水污染补偿机制,不仅是一项流域水污染防治制度刨新,而且是浙江省跨行政区水污染补偿政策的重要支撑和有力保障.通过对大量数据的统计分析,提出了3种补偿标准,并运用跨界水污染补偿模型,模拟测算了2个市级断面和2个县级断面的补偿额.模拟测算结果不但能描绘出县域跨界水污染的现状,而且能够明确补偿对象和补偿额,对流域水质根本改善具有重要意义.     

美国州际环境合作及启示

美国州际环境合作历史悠久,种类繁多,对其形成原因和具体形式进行研究,可认识其发挥作用的机理。目前,我国也存在大量的跨行政区环境合作,借鉴美国州际环境合作经验教训,有利于完善我国的跨行政区环境合作,改善我国环境治理的效果。     

从淮河治污看我国跨行政区水污染防治的经验和教训

中国的环境保护，最先受到重视的就是水污染防治，其中又重点集中于跨行政区水污染的防治。研究淮河治理的经验和教训，对于中国今后跨行政区的水污染物水资源管理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编者按]     

省级行政区生态功能区绿色发展与商贸流通效率耦合协调研究

文章基于2018—2022年的相关数据,对我国30个省级行政区生态功能区绿色发展与商贸流通效率耦合协调进行了研究,从商贸流通规模、商贸流通结构、商贸流通现代化、资源节约、环境治理和绿色生活6个角度选择14项指标,对省级行政区生态功能区域的商业流通业与绿色发展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2018年,我国省级行政区生态功能区绿色协调发展指数仅有0.275 0,商贸流通综合发展指数为0.203 2,发展水平较低,两者间相互作用关系不明显。在2022年,协调发展度为0.870 6,省级行政区生态功能区绿色发展与商贸流通协调发展水平进入优质协调阶段,其发展速度也得到提升。不存在严重失调地区,轻度失调省级行政区为15个。福建、北京、湖北、湖南、重庆、四川等11个省级行政区为初级协调阶段,江苏、上海、浙江3省级行政区为良好协调阶段,广东省为优质协调阶段。     

基于府际博弈的跨行政区流域水污染治理困境分析

水资源短缺和水污染是我国面临的重要环境问题.受流域自然整体性和流动性的影响,某一行政区的污染通常可以通过水体向另一个或多个行政区转移.传统理论上,人们认为造成跨行政区流域水污染治理困境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增长方式、产业结构、环境执法效率和管理体制的障碍.实际上,以上因素难以从根本上解释跨行政区流域水污染的治理困境.文章运用博弈理论对流域污染治理中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信号传递博弈,以及流域上下游地方政府之间的污染治理博弈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在区域利益、信息不对称和缺乏激励机制的影响下,地方政府很难真正履行中央政府的治理政策,而污染外部性和利益冲突则使各行政区之间难以达成合作治理,府际博弈的非理性均衡成为跨行政区流域水污染治理困境的深层次原因.鉴于此,跨行政区流域水污染治理必须理解政府的角色和行为,才能找到有效的治理对策.中央政府有必要增强政策威胁的置信度,提高监督和惩治水平,克服地方政府和污染企业达成利益同盟,并通过重复博弈建立行政区之间的流域合作治理机制.     

基于改进模型的1992—2010年中国省域生态足迹核算

生态足迹可以从生物生产角度定量评估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可持续程度。本文运用改进的生态足迹模型对我国各省级行政区1992—2010年的生态足迹进行核算及聚类和相关性分析,以衡量各区域发展的差异及相似程度和分析各省域生态足迹变化的主导因素,并根据核算结果建立了各省区市的生态足迹预测模型,进一步明确各省级行政区的生态足迹变化趋势,以期为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决策提供参考和借鉴。研究结果显示：近20年来,我国各省域社会经济发展对自然资源的依赖程度及对环境的总体影响存在较大差异。生态足迹的变化可以分为3种类型,即逐渐下降型、明显上升型和基本平稳型。北京和上海的生态足迹变化属于逐渐下降型,分别受对化石燃料用地和耕地需求的减少所主导,其中北京市生态足迹与化石燃料用地的相关系数为0.96,上海市生态足迹与耕地的相关系数为0.703,这2个城市在过去20年中的社会经济发展对自然资源的依赖程度逐渐降低;以内蒙古、山西为代表的化石燃料资源较为丰富的省域生态足迹呈明显上升趋势,这些省域生态足迹的增长受区域化石燃料生产的影响较大,个别省级行政单位生态足迹与化石燃料的相关系数为1;东北三省、东南沿海地区及西部自然资源相对匮乏省区的生态足迹属于基本平稳型。     

我国跨行政区环境管理协调机制建设的策略研究

目前我国跨行政区环境问题十分突出,而传统条块分割的管理模式在解决跨行政区环境问题时产生了许多矛盾.尽管我国部分地区已认识到跨行政区环境合作的重要性,也开展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和实践,但建立跨行政区的环境管理协调机制研究显得不足.本文从机构、立法和手段三个方面总结了我国跨行政区环境管理协调机制的现状,指出了在管理体制、法律法规、制度和政策、支撑体系等方面存在的问题.通过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并且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从体制、政策和支撑体系三个方面提出了我国跨行政区环境管理协调机制的建设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