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环境税费政策的双重红利效应——基于系统GMM与面板门槛模型的估计

基于庇古理论征收环境税是解决环境污染外部性的规制手段,构建环境税费的动态面板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检验环境税费政策是否能产生降低污染又能激励绿色技术创新的双重红利.研究发现：我国环境税费政策的实施存在双重红利,地区高人口密度并未成为环境红利的制约因素,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需进一步优化调整才能促进双重红利效应.环境税费政策对环境污染、绿色技术创新存在非线性时变特征,只有在适宜的环境税费区间才能更好地实现双重红利效应;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环境税费的双重红利作用越明显.因此,以2018年开始征收环境税为契机,基于地区经济发展异质特征制定全方位的环境税体系是打赢环保攻坚战的重点.     

雾霾污染的空间外溢与治理政策的检验分析

以2006~2016年城市层面数据为样本,结合空间扩散效应深入探究雾霾污染的影响机理,并对已出台治霾政策的治理效果和传导机制进行识别.研究发现：考察期内我国雾霾污染具有一定时滞性、空间相关性和时空“警示作用”;以往环境规制由于诱发污染产业地区间就近转移对减霾贡献并未达到预期效果.“大气十条”的治霾效果明显,到2016年该政策的实施使重点关注的三大经济带PM_2.5显著降低约7.1%,其中,中部和东部区域政策实施城市治理效果最为显著;政策实施以来各地区环保部门通过对重污染企业的限产整治取得了降霾的短期治理效果,但对重污染企业的创新激励传导作用并不显著.因此,未来雾霾治理政策更需注重如何通过激发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从而建立根治雾霾污染的长效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