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常识读懂国家

按照古希腊哲学的说法,隐微的真理只由少数哲人才能掌握,只有常识——他们通常称之为＂意见＂——支撑起我们的日常生活。在迈克尔·罗斯金的著作《国家的常识》中,他称之为＂常识＂的观念,指的是那些观念需要普及,但是恰恰还没有达到一种普遍的认知状态。现代以来,随着学科化与专业化的各种区分,观念逐渐成为了各自专业领域沟通的接头暗号,对外人而言,这些观念是已经超越了常识的界限。     

“让我们散步吧”

那是1956年的圣诞节,生活在瑞士一家精神病院的德语作家罗伯特·瓦尔泽享受完了难得丰盛的午餐后,像往常一样独自出门散步。这已经是多少年的老习惯了。瓦尔泽在寂静的雪世界中行走,他走过火车站,穿过树林,走向他熟悉的目的地,那片废墟的世界。他兴致勃勃,步伐稳健。但很突然地,他摔倒在了距离废墟不到两三米的地方。也许,最后的时刻里,他还抬起头有些遗憾的望了望他周围静谧皑皑的白雪世界。     

陌生与疏离

在那本以贝托尔特·布莱希特的一句诗歌命名的书中,汉娜·阿伦特把布莱希特归属为“迷惘的一代”。这个称呼如此熟悉,以至于我们感觉到了一种突兀的陌生。众所周知,“迷恫一代”是一战后以海明威和菲茨杰拉德等为代表的文学流派,他们描述战争的残酷与命运的无常,思索世界的绝望与彷徨。     

特朗斯特罗姆的“玻璃之书”

2011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瑞典诗人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是一位诗歌上的禁欲主义者。从实际意义上来说,这是因为特朗斯特罗姆从上个世纪九零年代中风后,诗歌写作已经变成了一种更具象征意味的沉默的言辞;从隐喻意义上来说,诗人的失语可以看作整个时代的写作语境中,诗歌写作已经逐渐被逼迫到了狭路相逢岌岌可危的境遇。     

幸福的建筑如何成为可能？

如果按照英伦才子阿兰·德渡顿的说法，一幢理想的现代中国建筑的品质可以比之于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令人倾慕的中国人的品质，我估计在普罗大众中间很难找寻到一种所谓“幸福的建筑”的看法。中国大地上正在上映着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关于建筑、住房和房价的战争。     

《重估价值》：思想与历史的重量

托尼·朱特说到过一个关于《纽约书评》的段子。有一次在纽约参加一次晚宴,有人问他心目中美国最强大的三件宝贝是什么。他迅速做出了回答：“托马斯·杰斐逊、查克·贝里（ChuckBerry）和《纽约书评》。”     

给桑塔格命名

按照批评家乔治·布莱的说法,真诚的批评首要具备的品质是一种对批评对象坦率的赞赏。在这种毫无保留的钦佩行为中,在颂扬者和被颂扬者之间才会闪烁着同一种光辉,仿佛批评家如此颂扬他在剐人身上发现的东西仅仅是因为他将其移入到自己的思想之中,并且在他自己的精神中又重新深刻地体验过了一次。这种转移的慷慨,激情的认同才致使批评成为流动的思想。     

《怀特书信集》：一生最美的书写

读怀特书信集之前,我正在重温波兰诗人米沃什的那本词典,其中收录的最后一个词是＂消失＂：因为我们生活在不断流逝的时间中,所以一切都会消失,如动物、风景和树木。尽管对生的信仰超越坟墓,米沃什如是说,但人也在消逝,那些熟悉的面孔、手势和话语一点点在我们的记忆中变成空白,     

另一个欧洲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小说家米兰·昆德拉离开了他的国家捷克，去了法国。在那里，他惊讶地发现，他竟然成了一个来自东欧的流亡者。他无数次向人解释他的民族和国度，但他的法国朋友们对他的国家知之甚少。尽管他一再描述捷克人的历史，正如波兰人、斯洛伐克人、克罗地亚人的历史一样，都是纯西方的，与遥远的俄罗斯根本没有关系，但周围的人都以“共产主义化”作为衡量标准，     

特朗斯特罗姆：“我写给你的如此贫乏”

1992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沃尔科特曾说：“瑞典文学院应毫不犹豫地把诺贝尔奖颁发给特朗斯特罗姆,尽管他是瑞典人。” 与其说这是一种预言,倒不如说是那些诗人们在陈述一种事实：他们都承认从特朗斯特罗姆的诗歌聆听中受益,也心悦诚服地尊其为诗歌中的王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