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食品安全消费态度、意愿与行为的差异研究

现阶段,我国食品安全状况不容乐观。通过梳理频繁发生的食品安全事件,可以发现食品安全问题的产生不仅仅是食品生产商、供应商或政府相关部门等方面的原因,食品消费者对于食品安全问题的产生和治理同样起到重要作用,其差异化的食品安全消费态度和行为也显著影响食品企业和政府部门的行为选择。现有研究大多针对消费者食品安全消费意愿和行为的影响因素及其相关方面进行分析,往往忽视了消费者食品安全消费态度、意愿和行为之间的客观差异现象。本文基于我国20个省份500个自然村实证调研数据,在引入空间地理分析概念的基础上,采用空间相关性检验的全局Moran’I指数分析农村食品安全消费、意愿和行为的大致集聚分布状况;再进一步利用局部Moran’I自相关指数分析判断相关具体集聚区域;最后通过消费态度、意愿、行为集聚区域的不一致性验证区域农村食品安全消费态度与行为差异的现实存在,对我国农村居民食品安全消费态度、意愿和行为之间的具体差异状况以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显示:1现阶段,我国农村居民普遍持有较高程度的食品安全消费态度;2食品安全消费态度与食品安全消费意愿、行为之间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差异;3造成这种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包括:主观规范作用、感知行为控制影响、农村消费者固有消费习惯障碍、安全食品消费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政府监管认证力度不足以及相关政策制度缺失等。最后,文章提出针对性对策建议,具体包括:加强安全食品报道和宣传;加大科技技术投入力度;健全农村食品安全流通市场体系;加强食品检验检测等。     

家庭食品处理风险行为特征与食源性疾病间相关性研究

借鉴国内外研究成果,结合中国实际界定了引发食源性疾病的家庭食品处理风险行为,并基于10省(区)2 163户家庭的横断面抽样调查数据,以实践理论为指导,运用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方法,实证测度家庭食品处理风险行为特征。以食源性腹泻为研究病例,利用有序多分类Logit回归模型分析了家庭食品处理风险行为特征与食源性疾病之间的关系,确定家庭食品处理的关键风险行为特征与人群特征。结果表明,对应于食品处理安全行为,家庭食品处理风险行为特征主要为食品运输、食品冷藏与剩菜处理不当,厨房清洁用品交叉污染,生熟食品交叉污染,清洁卫生风险,烹调不彻底等七种类型,且生熟食品交叉污染与剩菜处理不当是引发家庭食源性腹泻的最主要风险行为特征,尤其是男性、已婚、年龄较大、家庭人口数较少、受教育程度和职业稳定度较低、以及个人和家庭年收入水平较低的家庭人群。家庭是预防食源性疾病的最后一道防线,政府应致力于与消费者进行风险沟通,提升消费者的责任认知,采用差异化策略改善风险消费者的家庭食品处理习惯,实施抗击食源性疾病战略。     

农村居民食品安全消费态度异质性及监管路径

当前,我国农村食品安全现状不容乐观,农村居民对于食品安全消费普遍持担忧态度。相对于多主体监管的城市而言,农村食品安全问题既突出又复杂,农村食品安全消费风险的区域差异性,以及农村居民对于食品安全消费担忧度的异质性,使得食品安全监管政策缺乏必要的地区针对性,有些政策甚至在部分农村食品安全消费监管中无所适从,从而难以达到预期效果。现有研究大都是以整体的宏观数据为研究对象,并未将空间微观因素考虑在内,弱化了区域间存在的客观差异,同时也忽略了地区间的相互传导。本文基于我国20个省份500个自然村的农村居民食品安全消费实证调研数据,在引入空间地理分析概念的基础上,采用空间相关性检验的全局Moran’I指数与局部Moran’I自相关指数,对农村居民食品安全消费态度进行深入分析,旨在为各省市农村食品安全态度差异性分析提供有力支撑。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农村居民整体食品安全消费态度呈现出一定的普遍性和差异性,并在空间上呈现出集聚现象,主要的热点省份为山东、河南、湖北、江西、安徽五省,说明在治理食品安全的问题上存在着地区紧迫性和针对性,应有重点的针对相关热点城市进行与当地社会、文化、经济状况相适宜的治理措施。接下来,基于实证结果分析造成各区域农村居民食品安全态度差异的影响因素。最后,针对各区域不同现实情况,文章有针对性的提出了对策建议。主要包括:政府必须正视自己的责任,实施切实有效的治理措施;必须抓住问题的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必须切实落实"因地制宜"政策,针对不同地区的具体情况实施有针对性的治理措施等。     

基于现实情境的村民委员会参与农村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的行为研究

有效治理农村食品安全问题,需要发挥村委会的作用,构建社会共治格局。为了探究村委会参与农村食品安全治理的现状,本文基于对山东省、江苏省、安徽省和河南省等四个省份1 242个村委会的问卷调查,运用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方法,实证测度了现实情境下村委会参与农村食品安全风险的治理行为。调查结果表明,受访村干部以年龄段在46—60岁间、受教育程度为高中、任职时间为3—4年的男性为主;被调查的村委会成员以3—5人为主,所辖人口主要在5 000人以下,绝大多数村委会每年对村干部的补贴在5 000元以下;受调查的村委会在食用农产品生产环节的治理具有相对较好的表现,在食品流通消费环节的治理表现相对较差,在食品安全风险治理职能建设方面则分别表现出了较好和较差的两极化倾向。因子分析结果表明,村委会参与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的行为内含食用农产品安全生产、食品安全流通消费、宣传职能建设和基础治理职能建设等四个因子,分别对应不同的治理重点和方式:食用农产品生产环节与源头治理型,流通消费环节与效果追求型,宣传职能建设与信息公开型,基础治理职能建设与职能推动型。根据上述四个因子最终将现阶段不同治理行为的村委会划分为参与传统型、参与起步型、参与断点型和参与全面型等四种类型。这些结论对在新的历史时期促进村委会的职能建设,引导村委会参与农村社会治理尤其防范农村食品安全风险具有重要的作用。基于此,本文构建了村委会参与农村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的行为路径,并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猪肉可追溯体系建设存在问题与影响因素——基于猪肉供应链的实证分析

为防范食品安全风险、推动猪肉可追溯体系建设,近年来我国农业部、商务部和质检部等不同监管部门从各自职能出发,分别发布了指导生产环节、流通环节等不同环节猪肉可追溯体系实施的标准与规范。然而到目前为止,我国真正意义上的全程猪肉可追溯体系尚未建立。本文基于猪肉供应链,实地走访调查了供应链上的盐城生猪屠宰加工A企业,盐城部分农贸市场与超市,以及盐城阜宁县部分万头以上猪场(以下简称大户)和生猪养殖散户(以下简称散户),细致梳理猪肉可追溯体系实施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结果发现,养殖环节的生猪已百分百佩戴耳标,但效果却形同虚设,养殖环节与屠宰环节之间的信息无法通过耳标进行有效对接,猪贩子时常临时加戴耳标。进一步深入研究发现,造成上述现象得深层次原因是:生猪身份标识编码方式、信息记录的格式、信息上传的规范与管理平台等标准不统一,智能识读设备和数据库等配套技术不完善,体系后期运行与维护投入不足等。据此,本文提出了推动和完善我国猪肉可追溯体系建设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