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红色旅游政策实施对网络关注度的空间溢出效应——基于语义分析与空间计量的实证

从政策供给和公众需求的双重视角对中国红色旅游发展进行研究,有助于自上而下进行旅游资源的调配优化和自下而上调整红色旅游产品的开发创新。整合2011—2019年有关红色旅游的政务服务文本、微博信息文本和中国大陆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使用文本语义分析比较了政策实施和网络关注的差异,从政策空间关联的视角构建空间权重矩阵,应用空间面板杜宾模型,测算红色旅游政策实施对网络关注度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1）自上而下的红色旅游政策实施与自下而上的网络反馈之间存在差异。（2）红色旅游网络关注度具有显著的地理和政策空间依赖性,政务服务中对传播红色文化目标的重视是网络关注度空间溢出效应产生的主要原因,政策稳定性则与红色旅游网络关注度呈负相关关系,地方政府间不稳定的竞合关系和政策发展环境的低水平稳态是导致公众对红色旅游关注度不及政策预期的可能原因。（3）在地理和政策空间关联作用下,地区公共服务能力呈现出正向溢出效应,而信息化变量表现为负向溢出效应,加强区域联动和信息化融合是红色旅游政策创新的方向。     

中国工业废水排放格局及其驱动因素

基于2005~2015年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环境统计数据，运用GIS空间分析方法和SARAR计量模型系统刻画了工业废水排放的时空格局演变与空间集聚特征，并进一步揭示其驱动因素及区域差异性。结果表明：（1）研究时段内，工业废水排放逐年减少，但废水排放总量不断上升，表明中国废水排放主导源已经发生替变；（2）中国工业废水排放量总体呈现“东南高、西北低”的省际格局特征，胡焕庸线可看作工业废水排放“热区”与“冷区”的分界线；（3）中国工业废水排放表现出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集聚趋势逐年加强；（4）SARAR模型估计结果显示，城镇化推进、第二产业发展、人口增长依次是中国工业废水排放的主要驱动因素。与全国相比，热区的SARAR模型估计结果与上述结论基本一致，但各驱动因素的影响效应略有不同     

国土生态修复研究的演进脉络与前沿进展

国土生态修复是推进生态保护修复、服务生态文明建设和加速现代化发展的重大举措,对于人类生存和社会进步具有重要意义。采用文献计量和网络分析方法,以Web of Science数据库中1196篇文献作为研究对象,剖析国土生态修复研究动态趋势、合作关系和研究热点,进一步辨析演进脉络和前沿进展。研究表明：（1）国土生态修复问题受到学术界广泛关注,研究文献主要集中在生态学和环境学领域;（2）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学者和机构在该领域影响力突出,中国显现出强劲的发展潜力,是新兴合作团体核心成员,中国科学院已成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机构;（3）以生态为核心的水、土壤和人口等要素是该领域主要研究对象,人文和自然学科交叉下的综合性研究是该领域未来发展趋势。     

京津冀城市群空气污染的模式总结与治理效果评估

为探明全国空气污染最严重的京津冀城市群的空气污染防治路径与效果,系统整理了2013年以来国家和地区实施的空气污染防治措施,提出了分层跨区多向联动的大气污染防治模式,并基于对比评价2014~2015年13个城市112个监测点的SO_2、NO_2、PM_(10)、PM_(2.5)、O_3、CO等大气主要污染物的监测数据,评价了大气污染的治理效果.结果表明,HCML模式包括由国家-城市群-城市构成的分层纵向联动构架,协同多个省市行政区的跨区横向联动管治方式以及涉及产业准入、能源结构、绿色交通、跨区援助、监测预警和会商问责等内容的协同多向联动机制.通过模式实施,2014~2015年城市群的空气质量显著改善,除O_3外,空气污染物浓度显著降低,高污染范围由北向南显著缩小,其中PM_(2.5)、PM_(10)、SO_2、NO_2和CO的年均浓度分别下降17.84%、14.61%、37.55%、4.82%和16.18%;除NO_2外,污染物全年空气达标天数明显增加.在今后的治理过程中,HCML应该转向治理主体多元化轨道;创新排污监管与问责模式,完善公众监督机制;推进京津冀协同立法,精准打击污染行为;针对当前大气污染的核心问题与需求创新治理路径;加强科普宣传,以提升公众环境伦理意识保障源头减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