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利用类型土地投入产出效率的比较分析——以江苏省耕地和工业用地为例

以1990-2005年江苏省耕地和工业用地数据为基础,运用C-D生产函数和概率优势模型,对比分析不同利用类型土地的投入产出效率关系.结果表明,在资本和技术投入既定的条件下,不同利用类型土地的投入产出效率存在明显差异,耕地数量每增长1%,耕地产出增长0.297%;工业用地数量每增长1%.工业用地产出增长0.392%.但土地产出效率的差异,主要是由单位±地上资本投入以及技术进步的差异引起,并且某一利用类型土地产出效率的优势也只是一定条件下的比较优势.意味羞工业用地产出的增长并不能单纯地以耕地减少为代价.因此,保持不同类型土地数量的平衡,以资本和技术投入代替土地数量投入,有利于促进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土地城市化”向“人口城市化”转变——一个分析框架及其政策含义

本文将人口变量引入城市用地扩张的理论模型中,以级差地租收益分配为核心,剖析了人口增长与用地扩张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发现,在政府主导的城市化发展中,受发展竞争驱动,地方政府将城市中决定用地规模的经济活动人口和享有公共物品的户籍人口割裂开来:一方面,尽可能多的扩张城市用地面积以容纳更多的经济活动人口、攫取地租收益;另一方面,在级差地租分配中,拒绝让非户籍移民以公共物品的形式分享城市增长中的级差地租收益,从而降低城市化发展的成本。地方政府在享有外来人口集聚带来的级差地租收益的同时却不必承担相应的公共物品成本,这种成本收益计算中的扭曲进而导致了城市增长中的用地过度扩张、整体社会福利水平下降的问题。有鉴于此,在城市化相关改革政策中,应当引入人地统筹的调控思路,将级差地租收益分配与人口市民化问题相挂钩,有助于实现城市增长中的人地关系协调,抑制过度"土地城市化"并合理推进"人口城市化"。     

江苏省耕地资源与经济发展计量与协调性分析

为促进耕地资源可持续利用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本文通过运用协整分析与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法,以及借鉴经济与环境协调度模型,对1978-2006年江苏省耕地数量与经济发展进行计量分析及协调性分析.结果表明,耕地数量与经济发展都是非平稳的时间序列,两者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且经济发展是耕地数量变化的单向Cranger原因;耕地资源与经济发展的协调度较低,整体上呈调和型,但在时序上也表现出一定的层次性和阶段性.调和型状态下,耕地资源虽然能够保持在承载力阈值内,但只是短期内可以接受.研究结论揭示了耕地消耗将带来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提高的良好愿望只是一种错觉,实际情况与此相悖.因此,有必要把严控耕地非农化、促进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和提升经济发展质量作为解决耕地保护难题可供选择的途径,从而减少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对耕地资源消耗的盲目依赖,促进耕地资源与经济发展的协调.     

工业化、城市化对耕地数量变化影响差异分析

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对耕地资源数量变化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工业化、城市化对耕地资源数量的影响机制存在差异。以1990~2005年江苏省数据为基础，通过建立向量自回归模型，运用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方法，分析了工业化、城市化对耕地数量变动率影响的差异。结果表明，耕地数量变动率、工业化水平和城市化水平均呈非平稳变动趋势，但工业化、城市化对耕地数量变动率的作用方向不同，工业化对耕地数量变动率产生负效应，城市化则产生正效应。同时，城市化对耕地数量变化的影响大于工业化带来的影响，并且城市化的影响比工业化的影响更为持久。这意味着，〖JP2〗江苏省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增长时期，城市化是耕地数量变化的首要原因。因此，在当前江苏省工业化与城市化非平衡发展的情况下，合理控制城市化进程，提高城市化质量，对于耕地保护具有积极意义。〖     

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下流域生态补偿的应用规则:基于新安江的实践

探索流域生态补偿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依靠制度保护环境的重要举措。当前,流域生态补偿制度正在广泛地改变流域生态环境和流域水资源利用的使用方式。不过,该制度受到复杂规则体系的约束,这些规则以及规则采取的形式,可能会对该制度的最终结果产生关键影响。本文从制度分析与发展(IAD)框架出发,讨论流域生态补偿的应用规则体系,剖析我国首个跨区域上下游横向生态补偿机制的试点项目——新安江生态补偿,分析有可能实现持续利用流域生态系统服务的应用规则,及其在流域生态补偿中的逻辑关系和具体表现,并从效率、公平、问责、适应性四个方面对规则进行评估。研究表明,流域生态补偿规则体系为规定补偿主体、增加生态系统服务额外性、界定生态补偿的条件性、调节利益分配以及与其他社会目标相适应等行为提供了普遍遵循的规则,为解决流域生态补偿中存在的一般性问题提供解决方向。新安江实践表明,位置规则明晰补偿主体和责任、边界规则选择参与者标准、选择规则规定允许的行动集合、偿付规则创新补偿渠道和分级制裁,是跨区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建立的基石;信息规则确定可用完整的信息、聚合规则适当放权于当地居民、范围规则建立与流域匹配的管理机构,是促进流域生态补偿持续性的重要因素。通过创造责任共担的多元职位规则,改进市场化的边界规则和偿付规则,建设多元化、市场化的流域生态补偿制度,形成有效的补偿规则体系,将有利于流域生态补偿制度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实现成功应用。     

开发区闲置土地成因及其治理路径——以北方A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为例

开发区闲置土地治理是健全我国节约集约用地制度必须重视的问题。以我国北方A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为例,通过实地调查和典型剖析,探讨开发区闲置土地现状、成因,以及闲置土地治理的现实障碍和具体路径。结果表明,开发区闲置土地总量大,其中以征而未供土地、工矿仓储和商住用地为主,且政府规划调整、大量征地却出让不畅、用途争议、拆迁未完成等原因导致的土地闲置远远多于企业拖延开发、破产等原因导致的闲置;开发区科学发展机制缺失、土地财政强力驱动、土地价格偏离市场需求、违法成本较低等深层次原因则构成了开发区土地闲置的必然逻辑。总体上,开发区土地闲置与开发区建设由政府主导的特点紧密相关,土地闲置又给开发区建设带来资源浪费、环境脏乱等问题,对开发区后续发展造成不利影响。同时,开发区闲置土地治理面临闲置土地认定法律依据不足、违法行为查处体制不畅和再利用机制缺失等现实障碍。因此,今后开发区闲置土地治理的路径是,创新开发区供地和用地机制,改革土地储备、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制度,建立开发区用地企业综合审查机制,减少闲置土地来源;完善闲置土地处置法制体制,修改闲置土地认定标准,建立闲置土地查处的多部门联合执法模式及公众参与机制,增加闲置土地违法成本;健全和创新闲置土地处置机制,落实征而未供、供而未用的耕地恢复耕种的制度,建立企业闲置建设用地的流转机制和闲置土地利益纠纷协调解决机制,加速闲置土地再利用。     

工业化、城市化对耕地数量变化影响差异分析——以江苏省为例

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对耕地资源数量变化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工业化、城市化对耕地资源数量的影响机制存在差异.以1990～2005年江苏省数据为基础,通过建立向量自回归模型,运用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方法,分析了工业化、城市化对耕地数量变动率影响的差异.结果表明,耕地数量变动率、工业化水平和城市化水平均呈非平稳变动趋势,但工业化、城市化对耕地数量变动率的作用方向不同,工业化对耕地数量变动率产生负效应,城市化则产生正效应.同时,城市化对耕地数量变化的影响大于工业化带来的影响,并且城市化的影响比工业化的影响更为持久.这意味着,江苏省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增长时期,城市化是耕地数量变化的首要原因.因此,在当前江苏省工业化与城市化非平衡发展的情况下,合理控制城市化进程,提高城市化质量,对于耕地保护具有积极意义.     

我国耕地管制的必要性及当前任务

本文针对我国耕地资源人均数量少、质量低的特点,提出在我国实现耕地管制的必要性,进而提出当前我国耕地管制的主要任务。     

农民接受闲置宅基地治理方式的意愿及影响因素

农村闲置宅基地治理必须尊重农民意愿。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采用全国9省551份调研问卷数据,运用多元Logistic模型分析农民接受闲置宅基地治理方式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农民接受意愿取决于农民依其自身条件和外部环境对某种治理方式的未来收益和成本状况的预期。农民接受有偿收回和流转方式的可能性要高于其接受无偿收回和撤并零散居民点方式的可能性。具体而言,年老的农民和主要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民接受无偿收回方式的意愿较高;农民拥有宅基地处数越多,接受撤并零散居民点和有偿收回方式的意愿越高;初中及初中以上教育程度和了解"一户一宅及面积控制"政策的农民更倾向于接受无偿收回和撤并方式;东部地区农民较之西部地区农民更愿意接受流转方式,中部地区农民则更愿意接受撤并和有偿收回方式;郊区农村的农民接受流转和撤并方式的可能性较大。因此,今后要根据农民经济、教育、就业状况和所处地区的具体情况,因地制宜地制定农村闲置宅基地治理政策。     

1997-2007年中国生态地租变化分析

生态地租是衡量生态资源利用带来的社会经济效果的重要指标.以投入产出表和生态足迹为基础,分析中国1997 - 2007年生态地租变化情况.结果表明,1997-2007年中国各产业单位经济产出的生态地租量呈减少趋势,农林牧渔业,电、热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单位经济产出的生态地租量明显高于其他产业；生态地租总量呈不断增加趋势,构成上以工矿业和农林牧渔业生态地租为主,生态地租在行业间转移越来越多；以2007年为对照组,总产出量、生态足迹和生物承载力以及农地面积等参数的变化引起生态地租显著变化,其中以农林牧渔业生态地租变化最为敏感.如果考虑生态地租的影响,人类消费产品价格将大幅增加,这相当于人类因过度攫取自然资源而应当支付的用于环境治理的高昂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