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业水污染及其成因的de Bruyn模型分析

选取废水、挥发酚、氰化物、COD、石油类和氨氮为中国工业水污染指标,利用分解分析方法将2004—2010年间的污染变化分解为规模效应、结构效应、污染治理效应、清洁技术效应和广义技术效应。结果显示,这5类效应的平均作用强度分别为2.08%、3.04%、15.61%、17.37%和32.88%,其中规模效应和广义技术效应是影响工业水污染的主导效应。各类效应对不同污染物的作用方向并不完全一致,规模效应促进污染物排放量的增加;结构效应以加重污染为主,污染治理效应和清洁技术效应以减轻污染为主;广义技术效应的平均作用强度和负向作用概率均最大,是现阶段中国工业水污染控制最为有效的手段。     

荸荠对铜绿微囊藻的化感抑制作用研究

采取植物种植水培养、植物浸提液培养及植物共培养3种培养方式研究了荸荠对铜绿微囊藻生长的影响.结果发现:荸荠植株种植水、荸荠浸提液以及荸荠与铜绿微囊藻共培养均对铜绿微囊藻的生长产生了化感抑制作用.100%浓度的荸荠浸提液对铜绿微囊藻生长抑制率达到91.40%,而荸荠与铜绿微囊藻共培养时对铜绿微囊藻生长的抑制率为86.83%.这两者之间的差异并不显著,直接验证了荸荠能够通过不断地向水体中释放化感物质来长久、有效地抑制铜绿微囊藻的生长.     

中国大陆和香港地区民用建筑疏散通道设计规范的对比与仿真验证

为研究世界不同地区民用建筑防火规范中对疏散通道设计相关规定的差异性及其对消防评估结果的影响,以中国大陆地区和中国香港地区为例,针对两地的民用建筑防火规范中对建筑物内楼梯数量以及疏散通道相关参数的不同规定,构建了两个多层居住建筑应急疏散场景,使用AnyLogic软件对两个场景进行了仿真模拟计算,并将不同规范的差异所导致的结果进行了量化比较。结果表明两地的民用建筑防火规范在体系结构与适用对象、人员载荷设定以及疏散通道设计等方面都存在不同:(1)在人员载荷设置的计算系数上有很大不同;(2)对安全出口数量的设置方法、对疏散通道和疏散单元宽度的计算方法也存在差异;(3)中国香港地区的规范对人员疏散方面的规定更有针对性且要求更明确,相比之下,中国大陆地区的规范为性能化防火设计留下了更多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处理的空间。     

疏散试验前后高校学生疏散行为与心理特征对比分析

人员疏散既有疏散运动,也有行为和心理反应,因此对同一人群在疏散前后进行两次问卷调查,可以有效地对第3类人员(一般人员)和第2类人员(参加疏散演习和试验人员)的问卷结果进行对比,更准确地分析人员疏散时的心理行为特征.在某高校教学楼进行模拟疏散演习试验,用火灾报警器做疏散警报,重复8次.在演习前5天和演习结束时分别进行问卷调查.调查结果表明,在出口发生堵塞时,67％的人在第1份问卷中选择其他出口,而演习结束时的问卷中,这个选择的人数降至35％.这说明很多人往往会高估自己在面临危机时的反应.担任过一定社会职务的人比一般人群更倾向于独立证实火灾的发生.     

高铵条件下绿狐尾藻的生理与氮磷吸收特征

为了探讨水生植物绿狐尾藻(Myriophyllum aquaticum)在生态湿地系统对高铵态氮(NH_4~+-N)的耐受及氮(N)、磷(P)吸收能力,试验设置3个高NH_4~+水平(70、210、420 mg·L~(-1))的营养液,对绿狐尾藻培养21 d,研究高浓度NH_4~+对绿狐尾藻生理及N、P吸收特征的影响.结果表明,70 mg·L~(-1)高NH_4~+处理,绿狐尾藻生长健壮,培养21 d后,茎高和生物量分别达到40.56 cm和17.82 g·穴-1;与70 mg·L~(-1)高NH_4~+对照相比,210 mg·L~(-1)高NH_4~+处理下,绿狐尾藻丙二醛含量显著增加,但叶绿素和可溶性糖含量仍较高,说明其受到一定NH_4~+的胁迫,但不影响其正常生长,茎和生物量的生长速率与对照无显著差异.当NH_4~+水平达到420 mg·L~(-1)时,丙二醛含量增加了2倍,茎高和生物量生长速率仅为对照的27.4%和17.9%,植物受到严重胁迫,生长受阻甚至死亡.3种高NH_4~+处理下,绿狐尾藻总N和总P含量的变化范围为30.7~53.4 mg·g~(-1)和3.8~7.7mg·g~(-1),表现出对N、P超高的吸收能力.鉴于绿狐尾藻在高浓度NH_4~+-N中的高耐受性,及很强的N、P吸收能力,绿狐尾藻可作为高铵/氨废水生物处理中理想的湿地生物,将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     

考虑礼让规则与出口切分的瓶颈处行人动力学规律研究*

为研究礼让规则和出口切分对瓶颈处行人微观行为及通行效率的影响,充分调研并设计行人动力学规律实验，使用图像识别技术从采集的实验视频中获取行人运动轨迹与坐标数据。研究表明:行人平均速度与视野内行人平均最近距离呈正相关、与视野内平均人数、相对角度呈负相关；同向从众、反向避让的行人行为特征导致行人在通过瓶颈时会出现明显分层现象，平均层间距150 mm。考虑礼让规则时，通行效率与初始人员数量呈负相关，但行人反应时间间隔的不确定性导致瓶颈整体通行效率下降，适当瓶颈宽度可避免“成拱”现象发生并提高瓶颈空间利用率，进而提高通行效率；非拥挤状态下竞争规则比礼让规则的通行效率更高；将宽2 m的瓶颈划分多个出口瓶颈整体通行效率变化不大，但单个出口通行效率明显提高，且面对多出口选择时行人表现出右侧出口选择倾向性。     

基于DEA的中国工业污染治理效率

以用于工业污染治理的资金和设备为投入指标,以工业废水达标排放率和废水重复利用率、工业废气排放削减率、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和处置率为产出指标,利用DEA模型将污染治理的综合技术效率分解为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分析影响污染治理效果的制约因素,为改善治理效果提供依据.结果表明,以1999年为转折点,工业废水治理的制约因素由纯技术效率转为规模效率.1997-2002年,工业废气的种类和性质变化以及废气的复合型污染提升了对废气处理技术的要求,纯技术效率偏低;2002年以后,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发展不相协调,废气治理投入的资源利用率偏低.1995-2005年,固体废物污染治理的规模效率较高,纯技术效率为污染治理的制约因素;2005年以后,纯技术效率有所提升,但波动较大.整体而言,工业废水治理的多年平均综合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均最高,废气次之,固体废物最低,表现出明显的不均衡性.     

湘中红壤丘陵区土地利用变化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影响——以长沙市为例

以长沙市为例,研究了湘中红壤丘陵区土地利用变化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影响.同时,参照相关研究成果制定了长沙市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系数表,计算并研究了长沙市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变化.结果表明:研究期内,研究区林地、草地、湿地和未利用地面积减少,林地面积减少最多.耕地、水域和建设用地面积增加,耕地增加最多;研究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下降了1483.14×106元,年变化率为-0.41%,建设用地快速扩张,价值系数较高的林地面积大幅减少是造成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敏感性指数分析表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对所制定的价值系数缺乏弹性,研究结果可信.湘中红壤丘陵区生态系统相对脆弱,在调整该区土地利用结构时应充分考虑土地利用的生态效益,以减缓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下降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