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尼梯田地区农户粮食作物种植结构及驱动力分析

哈尼稻作梯田系统作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IAHS),具有极高的生态、经济、文化价值。近年来,以粮食产量增长为导向的农耕技术和作物品种单一化趋势,给哈尼梯田地区带来了严重的生态和食品安全问题。论文以农户生产行为作为切入点,从主要粮食作物的经济效益、耕地资源特征、村落发展类型、农户的家庭特征与资源禀赋进行实证研究,分析了哈尼梯田地区农户粮食作物种植结构现状及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调查涉及的41.23 hm~2有效耕地中,按种植总面积排序,杂交稻、玉米、水果类作物位居前三。2)本地传统粮食作物——梯田红米,种植总面积和户均种植面积远小于经济效益较高的杂交稻和兼有饲料用途的玉米。同时,农户倾向于将其种植在质量较差、海拔较高的耕地上。3)作物的经济效益和耕地海拔及质量对替代性作物(如杂交稻和红米)的种植选择影响较大;个体农户层面上,农户特征与资源禀赋在不同程度上对不同作物的种植选择产生影响。     

西藏森林生态系统服务价值

森林生态系统作为可再生的自然资源,具有公共物品的属性,随着环境污染和资源危机的加剧,具有可持续意义的森林生态服务价值受到人类的重视。论文采用产量-价格法、直接市场法、影子工程法、机会成本法等主要研究方法,核算了西藏森林生态系统价值,结果表明:西藏森林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中碳库、木材和生物多样性存量价值为44543.5×10⁸元,其中生态价值是直接经济价值的2.24倍;在流量中,年流量价值1738.3×10⁸元,其中年生态价值为1565.9×10⁸元,是直接经济价值172.4×10⁸元的9倍,社会价值只有9.5×10⁸元。论文旨在强调森林的生态功能,为西藏的生态补偿、绿色GDP核算奠定良好的基础。     

基于管理分区的神农架国家公园生态监测指标体系构建

国家公园管理目标的实现依赖于大量监测数据和信息的支持,然而国家公园不同管理分区往往具有不同的管理目标,因此对于监测数据具有不同的需求.为满足国家公园不同管理分区管理的差异性需求、提高生态监测指标体系的针对性和监测效率,探讨了基于管理分区的国家公园生态监测指标体系构建的可行性,并以神农架国家公园为例,应用面向国家公园管理目标的生态监测指标体系构建方法,构建出两个管护小区的生态监测指标体系.研究结果表明神农架国家公园两个管护小区在监测内容和监测指标上都存在差异,反映出两个小区管理目标的差异.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基于管理分区的生态监测指标体系更具有针对性,能够满足不同管理分区的监测需求,可为我国国家公园不同管理分区生态监测指标体系的构建提供借鉴.     

稻鱼共生系统生态服务功能价值比较——以浙江省青田县和贵州省从江县为例

石油农业导致生态系统退化与环境受损.人们在寻找新的农业途径时,将目光转向传统农业,开始对传统农耕模式的价值进行挖掘.稻鱼共生是最为典型的中国传统生态农业模式之一,因其历史悠久、景观独特和效益显著而被联合国粮农组织列为首批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试点之一.在数千年的农耕文化演变过程中,同宗的青田县和从江县的传统农业系统,由于受到不同的自然、经济和文化的影响,分别形成了以养鱼为主和以种稻为主的稻鱼共生系统.本文采用市场价值法、造林成本法、替代价格法、大气污染治理成本法和水库工程费用法等,分别对青田县和从江县传统农业区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经济进行评估.结果表明,以养鱼为主的青田县直接经济价值比以种稻为主的从江县平均每公顷高近1.70万元,但其闻接价值却比后者低,从江县稻鱼共生系统的气体调节和养分保持价值分别是青田县的1.35和1.59倍.最后,本文提出了提高农民收入的途径,以更好地保护这一具有全球重要意义的农业文化遗产.     

基于净初级生产力的中国各地生态足迹均衡因子测算

生态足迹作为一种非货币化的生态系统评估工具,是近年来国际上一种重要的判别可持续发展程度的生物物理量方法。均衡因子是生态足迹计算中的一个重要参数,其是否准确直接影响到计算结果的可靠性与可比性。随着生态足迹方法的广泛应用,其标准化和本地化研究成为迫切的需要。为便于区域水平上的生态足迹空间分析,采用中国2001年1km MODIS数据,根据植被的净初级生产力(net primary production,NPP),计算出全国和不同省份各种土地类型的均衡因子。结果表明,就中国平均均衡因子而言,农地和建筑用地为1.71,林地和能源用地为1.41,畜牧地为0.44,渔业水域为0.35;就不同省份而言,由于区域内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相对生产能力不同,因而均衡因子各不相同,但大体上呈现农地>林地>畜牧地>渔业水域的规律。     

基于净初级生产力的中国生态足迹均衡因子测算

生态足迹作为一种非货币化的生态系统评估工具,是近年来国际上一种重要的判别可持续发展程度的生物物理量方法。均衡因子是生态足迹计算中的一个重要参数,它将6种生物生产性土地类型的面积转换为具有相同生物生产力的面积,从而实现了6种类型土地面积的加和,因此,均衡因子是否准确直接影响到计算结果的可靠性与可比性。随着生态足迹方法的广泛应用,其标准化和本地化研究成为迫切的需要。本文采用中国2001年1km MODIS数据,根据植被的净初级生产力,对中国的平均均衡因子进行了测算：耕地和建筑用地为1.71,林地和能源用地为1.41,草地为0.44,水域为0.35,并与国际通用的均衡因子进行了对比。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的生态承载力:概念、内涵与评估模型及应用

生态承载力是生态学研究的难点之一,是较资源承载力、环境承载力等更为复杂和综合的概念。论文在分析当前生态承载力研究进展的基础上提出以"生态系统—生态系统服务—人口和经济(承载力)"为研究主线的基于生态系统服务的生态承载力(Ecosystem-Servicesbased Ecological Carrying Capacity,ESECC)的定义,即某个区域生态系统的结构、过程及其空间格局决定的生态系统服务所能支撑的具有一定发展水平的人口和经济规模,并构建ESECC评估模型:将所有与人类密切相关的生态系统服务纳入评估模型,把生态系统和人类活动看作"黑箱",针对每种生态系统服务分别评估其承载力,并根据"短板效应"取最小值作为区域生态承载力。最后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云南红河哈尼稻作梯田系统"核心保护区之一云南省红河县为例对ESECC评估模型进行案例研究。     

农业文化遗产地有机生产转换期农产品价格补偿测算——以云南省红河县哈尼梯田稻作系统为例

高效农业技术广泛使用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促进了粮食产量增长,但同时也带来环境问题、食品安全问题和传统农业文化逐渐消失等负面效应。哈尼梯田作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IAHS),具有生态价值、农业生产价值和景观价值等多重价值,保护哈尼梯田农业系统意义重大。通过有机生产提高稻谷价格的方式,推动农民继续种植水稻,可以达到保护哈尼梯田农业系统的目的。然而,从非有机到有机生产有一个转换期,这期间稻谷无法以有机产品的价格出售,所以,政府须给予一定的价格补偿才可保证农民利益和生产的持续性。论文采用问卷和访谈等调查方法,获取哈尼梯田地区农户有机转换期种植投入产出状况和劳动力外出务工收入状况,以及现代规模生产方式下的投入产出状况,通过分析对比和核算,得到结果如下:1哈尼梯田地区有机转换期水稻种植直接投入高于现代水稻种植方式,总投入成本中劳动力成本占比最大,而单产低于现代水稻种植方式;2哈尼梯田地区的青壮年劳动力偏向于在城市生活和务工,外出务工收入明显高于常规农业收入,使农业机会成本较高;3有机转换期的稻谷价格补偿至少2.84元/kg才可保证有机转换期农民收入稳定,从而达到保护哈尼梯田景观的目的。     

生态合作的概念、内涵和合作机制框架构建

不合理的经济发展方式使生态环境问题由个别地区小范围问题已发展成为普遍的跨行政区域问题,迫使各级政府部门必须联合行动应对,生态合作必将走向普遍化和常态化。目前,关于生态合作的概念和内涵既无相关研究给出明确界定,也无系统的生态合作研究框架可供参考,使区域生态合作面临重重困难,为此论文综述国内外生态合作的相关研究,梳理生态合作起源和发展演化历程,提出并阐释了生态合作的概念和内涵。以此概念为基础,构建出了包括生态合作组成、生态合作研究步骤、生态合作方式和生态合作监管与评价四部分的生态合作研究基本框架。其中,生态合作组成包含生态合作基础和目的、生态合作主体、生态合作方式和生态合作监管与评价体系;生态合作机制的构建包含10个步骤,分别为诊断区域生态问题,确定生态合作的主体,确定生态合作对象,梳理合作主体间关系,拟定合作方案,意见征询,方案实施,实施监督,评价,对生态合作协议、实施方案和监督方案的改进;生态合作方式包括劳务合作、工程技术合作、产业发展合作、经济补偿合作、区域生态环境管理合作和教育人才合作等六大类;生态合作的监管与评价包括方案实施的监督与评价、合作方案的合理性评价、协调和监管能力评价、实施后的生态环境质量阶段性评价和终期评价。     

森林生态补偿机制若干重点问题研究

我国森林资源有限．并且大多分布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然而森林生态效益的受益者主要是江河中下游地区,一般属于经济较发达地区。因而如何给森林生态效益提供者实施补偿．实现生态公平。建立森林生态补偿机制显得十分必要,这也是当前国内外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在研究提出我国生态补偿政策总体框架和分析评价国内外森杯生态补偿研究与实践进展的基础上．对森林生态补偿机制的若干重点问题进行操讨：界定了森林生态补偿的内涵与范畴;对补偿森林类型进行分类．主要分为防护林、特种用途林两类;对森林生态补偿标准进行估算．考虑营造林的直接投入、保护森林生态功能而放弃经济发展的机会成本和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效益三个方面的因素;培育森林生态补偿市场化途径,加强对私人企业的激励机制．建立基金寻求国外非政府组织捐赠机构支持等办法;开征森林生态税,对征收对象、征收范围、征收依据和税率等进行研究;最后提出森林生态补偿的“三步走”战略。包括补偿基金完善阶段。补偿基金与生态税双轨并行阶段。生态税独立运行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