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西部绿色发展概念框架

综合绿色发展的国际经验,以自然资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四大资本为核心,提出了中国西部地区绿色发展概念框架.中国西部地区绿色发展概念框架是以“发展中促转变,转变中谋发展”的良性循环发展原则为指导原则,分析西部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及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保护两个方面在发展过程中相互促进和制约的关系,并根据西部地区当前经济资本、环境资本、社会资本以及人力资本数量,通过政府适当干预,如区域规划、区内调整,最终实现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相协调的绿色发展.该框架综合考虑了中国西部在绿色发展道路上特有挑战与机遇,阐明了社会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力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明确了中国西部地区“生态友好、社会包容和内生增长”的绿色发展目标.最后,本文针对该绿色发展框架提出了中国西部地区绿色发展的政策建议:提出“西部地区绿色发展战略”是当前西部地区绿色发展进程中最为迫切的需求,中央政府应当尽快制定和实施“西部地区绿色发展战略”,同时西部地区政府在省级和地方层面将保护中国西部生态环境与区域扶贫开发相结合,加大对以提升西部地区人力资本为目的的各类工程的投入,强化区域绿色基础建设和生态服务供给,缓解西部地区贫困,提升区域绿色发展进程的速度和质量;开展财政体制机制改革,以提高各级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结合各省发展需求与条件实施以生态城市为发展目标的可持续城镇化发展模式,制定差异化的城镇化发展战略;在西部地区重点和限制开发区尤其是贫困集中和区域发展潜力较大地区,鼓励具有区域特色的新型绿色产业的发展.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加强制度创新以引导长期绿色发展.     

蒙古高原乌兰巴托—锡林浩特草地样带植物物种的空间分布

草原植物物种多样性分析是生物多样性研究及草原可持续发展研究的重要内容。基于2012年野外实地调查数据,对蒙古高原乌兰巴托—锡林浩特草地样带上植物物种类型和数量的空间分布格局及变化规律行了分析,结果表明:1蒙古高原样带上共有33科103种植物,蒙古国有29科87种,中国内蒙古地区有22科62种。中国内蒙古境内植物物种数量的绝对数值低于蒙古国,但中国内蒙古境内的垂向百米物种数、百公里物种数及多年生物种占全部物种比例、可食性牧草物种占全部物种比例等指标均高于蒙古国境内的相应指标;2样带上植物物种总数呈现南北高、中间低的U字形;具体到不同物种,则其分布形态略有差异:禾本科物种数量由北向南逐渐增多,菊科植物物种数量由北向南逐渐减少,豆科植物及杂类草的物种数量呈现南北高、中间低的U字形;3多年生植物与可食性牧草数量呈现南北高、中间低的U字形;一年生植物则呈现不明显的倒U字形,非可食性植物在整个样带上则变化相对平稳,南北差异不明显。     

近30年来中国气候湿润程度变化的空间差异及其对生态系统脆弱性的影响

论文利用近30 a中国756个气象站点日观测数据计算中国陆地表层潜在蒸散和湿润指数现状及变化趋势,然后划分湿润程度变化对不同自然地带生态系统脆弱性影响的等级,并应用于农田、林地和草地三大生态系统脆弱性变化分析,结果显示:近30 a中国陆地表层平均年潜在蒸散为754 mm,平均湿润指数为-5.6,湿润指数平均变化率为-4.4/10 a,反映中国陆地表层湿润程度总体具有下降趋势。近30 a中国陆地表层气候湿润程度变化导致生态系统脆弱性增加的面积约占中国陆地面积的43.7%,主要集中在东北地区西南部、华北地区、西北地区东部,以及青藏高原的西部、北部和东部。总体上,近30 a中国陆地表层气候湿润程度变化对农田、林地和草地生态系统脆弱性具有不利影响。其中草地生态系统脆弱性增加的面积最大,约占草地生态系统总面积的63.2%;其次为农田生态系统,约占31.6%;林地生态系统脆弱性受影响面积最小,约占17.7%。     

中国西部生态脆弱区产业结构调整的污染风险分析——以青海省为例

实现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是当今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普遍趋势,也是提升经济增长速度和水平的有效途径。青海省作为我国西部重要省份之一,不仅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而且生态环境也十分脆弱。随着西部大开发进程的不断推进,青海省经济加速发展,由此产生的污染风险也日趋提高。因此,研究青海省产业结构调整对提炼西部生态脆弱区协调经济增长与污染排放的关系并实现污染风险的有效监管具有重大意义。本文依据经济增长-环境质量回归模型研究了青海省产业结构升级与污染物排放的关系,发现青海省经济增长与污染物排放之间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研究发现,青海省仍然处于污染物排放随经济增长而增长的阶段,且距离拐点仍有一定的距离。此外,本文分析了青海省不同产业随时间的变化趋势,虽然三大产业均有增长的态势,但是各占GDP比例变化却各不相同。其中,第一产业的比例不断下降,第二产业的比例不断增长,而第三产业在增长到一定比例后,有小幅减少的趋势。在此基础上,本文利用青海省不同产业占全国相同产业的比例,分析了青海省产业结构的变化趋势,并利用环境投入-产出模型计算了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过程中造成的污染物排放量,评价了产业结构升级可能带来的污染风险。虽然青海省第一产业占该区域GDP比例呈减少态势,但占全国比例并未发生明显变化,这表明了青海省农林牧渔业的发展趋势和速度基本与全国平均水平持平;第二产业占全国比例大部分呈减少的态势,而第三产业却有一定的增长态势,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青海省产业发展正在向加大第三产业的发展并控制污染较严重的第二产业的发展的方向转变。产业结构的提升对不同产业污染物的排放也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其中,机械电子设备制造业、住宿餐饮和零售业和房地及租赁产业的提升导致了污染物排放小幅增长,而其他产业尤其是建筑业、金属制品业等的扩张则对污染物排放均有不同程度的抑制作用。因此,虽然其经济发展会在一定程度上加重环境污染风险,并且污染排放量会随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而不断加大,但2002-2007年青海省产业结构变化对废水、废气等污染的排放产生了一定的控制作用,从而降低了青海省环境污染的风险。研究结论为青海省调整产业结构以抑制环境污染风险并保障区域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协调提供重要的决策参考信息。     

国际经验对中国西部地区绿色发展的启示:政策及实践

在当下全球经济萧条和发展中国家日益增长的巨大需求背景下,中国西部需要绿色发展,国际经验可以起到前车之鉴和抛砖引玉的作用.以OECI国家为主,基于实地考察调研和座谈、以及文献资料分析,总结了其绿色发展相关政策建议以及典型案例区实践活动在推进区域绿色发展中的作用和经验,涉及政策框架和路线图制定、绩效监测评估、经济建设和环境保护同步发展、生态补偿、绿色就业和扶贫等.重点分析了OECD国家以往推进绿色经济发展的结构调整与改革的经验,如澳大利亚水资源管理、矿产业开发和生物库的例子;加拿大采用经济手段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案例;瑞士农业旅游和西班牙绿色工业发展的案例;以及澳大利亚实施“清洁可持续技能培训计划”的经验等.尽管各个国家由于制度、经济体制、发展水平的差异,在推进绿色发展的具体战略措施和行动方案等方面存在差异,但一些共同认可的经验和成功案例对中国西部绿色发展起步实施具有一定的借鉴和指导作用.根据这些国际经验分析,本文提出了对中国西部绿色发展的五点启示,主要包括:①制定绿色发展的制度安排和路线图;②开展动态的绩效监测评估与考核,建立切合实际的可量化的考核体系;③建立生态产权或自然资源产权交易市场化的激励机制,并选择典型区先行先试,建立长期稳定有效的生态补偿机制;④利益相关者积极主动参与到绿色发展的进程之中;⑤提供绿色就业机会,提高劳动力技能和素质.     

中国土地利用程度的区域分异模型研究

本项研究工作直接应用“国家资源环境遥感宏观调查与动态研究”项目和“中国资源环境数据库”取得的最新数据和资料,研究并提出了土地利用程度综合指数计算方法和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全面分析了影响中国土地利用程度变化的自然环境因素和社会因素,分析了中国土地利用程度的区域分异规律,提出了中国土地利用程度的“极地”模式,并建立了中国土地利用程度的经度、高程模型。     

蒙古高原土壤风蚀危险度的FCM模糊聚类研究

论文运用模糊c均值聚类（FCM）方法对蒙古高原风蚀危险度空间格局进行了研究。通过对植被覆盖率、地形起伏度、土壤干燥度和风场强度4个主要风蚀环境因子数据进行模糊聚类,结合专家知识,将蒙古高原风蚀危险度划分为6个等级。结果表明,FCM方法可有效地获取风蚀－环境关系知识,为预测性风蚀危险度制图提供依据;蒙古高原风蚀危险度表现为从东到西逐渐加强的空间格局,与NDVI和土壤干燥度的空间格局相似,说明水分条件和植被状况是决定蒙古高原风蚀危险的最主要因素,不同风蚀危险度分区结果与蒙古高原典型景观植被类型区域分布特征基本吻合。     

琼江河流域森林生态系统水源涵养能力估算

森林生态系统的水源涵养功能是其生态功能的重要组成部分.琼江流域森林生态系统是长江上游生态屏障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森林生态系统的水源涵养功能将极大地影响当地的生产生活.文章以四川省遂宁地区琼江河流域2007年森林资源二类调查数据为基础,运用综合蓄水能力法,比较了研究区不同森林类型、林龄、海拔、坡度下的林冠降雨截留能力,枯落物最大持水量和土壤蓄水能力,评估了区域尺度森林生态系统的水源涵养能力.结果表明,2007年,研究区内森林生态系统涵养水源总量为1125.02×104 m3.其中,林冠层截留占总涵养水源量的18.07%,枯枝落叶层持水量占3.34%,土壤蓄水量达到78.59%,是森林涵养水源的主体.柏木因其面积上的优势,使得其水源涵养贡献率最大,达到92.44%;阔叶混交林单位面积涵养水源量最大,达到1568.39 t·hm-2,其次是针阔混交林(1517.10 t·hm-2),经济林(1461.99 t·hm-2),针叶混交林的水源涵养能力最弱,仅1045.39 t·hm-2,主要是因为研究区内针叶混交林土壤的非毛管孔隙度较小.因绝大多数有林地的海拔都处在300~500 m处,使得其水源涵养贡献率最大,达到98.65%.同时,平坡森林生态系统的水源涵养能力最强,达到1171.92 t·hm-2,其次是缓坡,可达1150.59 t·hm-2,能力最小的是陡坡森林生态系统,仅1147.34 t·hm-2.近50 a来,研究区内森林覆盖率变化较大,按照其“十二五”规划,研究区在2015年森林覆盖率将达到45%,根据其森林面积的变化估计其森林涵养水源量可达1511.2×104 m3.在对研究区水源涵养功能及其差异认识的基础上,进行合理经营与管理,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突发事件系统优化管理

首先对突发事件类型及要素进行了分析,认为突发事件是由孕育环境、突发事件、社会冲击场三者组成,其最大属性是作用时间的快慢和空间影响范围的大小;其次,对突发事件管理进行探讨,认为突发事件管理涉及致灾因子、社会承灾体、以及监测和预报评估等多方面,对这些方面进行优化设计,可以提高整个突发事件管理系统日常运行和应急效率.     

经济改革背景下中国城市用地扩展的时空格局及其驱动因素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进入了快速城市化发展时期.本文利用高分辨率陆地卫星(Landsat TM/ETM)遥感影像数据,监测了中国城市用地扩展态势,并分析了影响中国城市用地扩展的驱动因素.研究表明1990～2000年,中国城市用地扩展表现出明显的时空分异态势,城市用地增长了近82万hm2,其中前5年的扩展占80.8%,后5年的扩展占19.2%,后5年的扩展规模明显低于前5年.研究还发现,城市用地主要以同心圆模式、飞地模式、轴向扩展模式与多极核扩展模式以及4种扩展模式的组合模式扩张.本文选取13个特大城市作为典型案例,对其城市用地扩展的驱动机制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人口增长、经济发展以及土地管理法规政策的变化是影响城市用地扩展的主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