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省区消费水平差异对资源环境影响的比较

从消费视角开展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研究，有助于深入认识两者相互关系。为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的政策制定提供依据。文章借助单位人的概念、构建的消费模型以及系统聚类分析法研究2005年中国大陆31个省区消费水平差异对资源环境的影响。结果表明，人口对资源环境作用强度可分为四类地区，多数处于单位人水平。北京和上海人口消费水平最高，人均资源环境影响强度相当于甘肃为单位人的2倍；浙江和广东人均影响强度介予1．5－2．0个单位人之间，是资源环境的次影响区；江苏、重庆、福建和天津人均影响强度介予1．0－1，5个单位人之间，是资源环境的第三层次影响区；其余23个省区人均影响强度大体在1.0个单位人左右，基本处于同一层次。资源环境影响强度较大的省区基本位于东部沿海地区。人口对资源环境作用总量大致分为四类地区，差异明显。广东人口众多且消费水平高，资源环境影响总量占全国的10．627％；河北、湖南、河南、四川、江苏、浙江及山东，人口消费水平均高于1个单位人，对资源环境平均影响总量为5．74％；内蒙古、吉林、甘肃等17个省区人口数量和消费水平差异较大，对资源环境平均影响总量占2．676％；天津、新疆、青海、宁夏、海南及西藏，人口总量和消费水平普遍较低。对资源环境影响总量小，平均仅为0．616％。对资源环境影响总量较大的省区多位于东中部地区，广大的西部省区仍是资源环境消费或终端压力的弱影响地区。     

黄河上游玛曲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估算和生态环境管理的政策设计

黄河上游玛曲草地生态系统的保护对整个黄河流域的生态安全意义重大。本文参考Costanza等人提出的方法和谢高地等人的研究成果估算了玛曲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结果为96.25亿元／年，远高于经济产品1.93亿元／年的现价。基于草地资源可持续利用和牧民生活水平不断改善的要求，提出了以改变超载过牧为目标、以生态补偿为核心内容的草地生态系统管理的政策设计，生态补偿的标准应不少于0.93亿元／年。生态环境管理的政策内容主要包括：产业开发和产业转型、生态移民和牧民定居、草场管理、技术推广以及控制人口过快增长和促进社会进步等。     

农村生活用能的区域分异——以关中临渭区为例

研究农村生活用能的区域分异,对于优化用能结构、制定合理的能源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政策具有重要意义。以关中临渭区为例,采用实地问卷调查、能源利用区位商、相关分析等方法,探究平原地区、黄土台塬与丘陵山区农村生活用能的分异特征及成因,得到以下结论:①平原地区具有区位优势的生活能源为煤炭、玉米棒芯、液化气、蜂窝煤、电能和太阳能,煤炭的区位商达2.671;黄土台塬为沼气、太阳能、作物秸秆、蜂窝煤、液化气和玉米棒芯,沼气的区位商达3.465;丘陵山区为薪柴,区位商为1.142。前两者用能多元化,商品能源较多;丘陵山区用能结构单一,木柴为主的非商品能源居多。②区域用能分异特征突出。平原地区市场化导向明显,多种能源互补利用;黄土台塬地区政策导向明显,沼气利用较多,用能组合多样;丘陵山区受自然条件影响,薪柴为主,其他燃料为辅。农村生活用能的区域分异取决于自然环境、生产结构、经济环境以及外界环境,是收入水平、温度、发展条件、政策影响等方面综合作用的结果。③平原地区人均收入高(7 056元),人均商品用能多(204.15 kgce);条件恶劣的丘陵山区人均收入低(5 750元),人均商品用能少(45.38 kgce)。人均非商品用能受人均收入影响小,相对稳定。人均有效耕地和人均耕地越多,人均商品用能越多,人均非商品用能越少,且人均有效耕地变化引起的用能类别的变化幅度较大。     

基于农户生计的乡村能源消费模式研究——以陕南金丝峡乡村旅游地为例

为探讨乡村旅游发展对农户生计转型及能源消费模式产生的影响,论文借鉴可持续生计理论,以陕南金丝峡乡村旅游地为例,通过入户调查与访谈,构建能源消费-生计多样性模型对农户分类,基于用能多样性矩阵与效益评估法,分析不同生计类型农户用能结构及其综合效益,继而依据灰色关联分析,识别影响农户能源消费的主要生计资本因子,并总结农户能源消费模式转变的驱动机制。结果表明:1参与旅游经营与不参与旅游经营的两大类农户中,农户用能多样性水平随生计多样性水平的提高而上升;2与非旅游经营户相比,旅游经营户商品能源消费大幅增加,新型能源迅速推广,传统能源消费有所降低,能源消费模式向优质化和商品化发展;3不同类型农户用能综合效益差异明显,旅游经营户用能综合效益(16.96元/kgce)明显大于非旅游经营户(13.53元/kgce),表明旅游经营户从能源消费中获益更多;4促使农户能源消费模式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是物质、人力和金融三大生计资本。乡村旅游业发展带来了农户生计资本与策略的变化,并成为农户能源消费模式转变的重要驱动力,最后为进一步改善环境政策和优化能源利用,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中国人口与资源环境耦合的演进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口和经济快速发展,对资源环境影响强烈。建立评价指标体系,用主成分分析和协调发展度模型研究1985-2004年中国人口与资源环境耦合的演进态势,结果表明:①人口综合发展水平整体不断提高,而在后期稍有回落,1998年其指数达到该时段最大值0.8094,资源环境综合状况波动下降,其指数由1985年的0.5511降至2004年的-0.1479;②人口和资源环境的耦合关系由极度失调趋向初级协调,后又转向中度失调,1994年协调发展度达到该时段最大值0.6379;③1994年,我国人均GDP仅有3923元(当年价),与全面小康标准差距较大,资源环境容量空间有限,可持续发展面临巨大压力;④人口系统与资源环境系统不协同发展贯穿了这一时段,是两者耦合关系变化的直接原因,应选择人口与资源环境良性互动的协调发展模式。     

采煤地区农户生活用能的碳排放及其影响机制

研究采煤地区农户生活用能的碳排放,有助于更好地认识和制定农村减排的相关政策。以渭北"黑腰带"中部白水县地下采煤区为例,采用对比分析法、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碳排放计算方法,定量探究采煤地区农户生活用能的碳排放及其影响机制。结果表明,采煤地区农户生活用能的碳排放(1 639.56 kg C/户)少于非采煤区(1 747.77 kg C/户),前者主要来源于煤炭、薪柴、电能,三类能源贡献了96%以上,煤炭达61.72%;后者主要为薪柴、煤炭、秸秆、电能,较分散多元,整体以薪柴(41.30%)为主。采煤地区农户商品性能源消费1 443.2 kgce/户,非采煤区为1 014.47 kgce/户,没有呈现用能结构向商品化转变而碳排放增多的状况。碳排放与用能类型、使用数量及排放系数相关,有碳排放的能源使用数量越多,排放系数越大,碳排放量越多。采煤是造成农户生活用能及其碳排放较正常状况下有所差异的根源和主要诱因。应改良用能灶具以提高利用热效,增加沼气等新型用能份额,关注用能的区域差异带来的不同排放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