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麓山空气负离子及空气质量变化研究

采用空气离子测量仪,于2003年10月～2004年9月对岳麓山及其周围地区的空气正、负离子浓度进行了测量,并用相应的方法对其空气质量作了评价.结果表明,岳麓山正、负离子之比的单极系数q值较小,空气离子评价系数CI值均大于0.7,空气质量良好;空气负离子浓度的垂直变化明显,山体中部明显高于山顶和山麓地带,且非核心景区高于核心景区;空气负离子浓度和空气质量1月最低,9月最高,夏、秋两季相当,春季好于冬季;空气负离子浓度的日变化规律(6:00～19:00)为清晨和中午低,上午和傍晚高,一天中存在2个峰值;下雨后空气负离子浓度和空气质量要好于下雨前,两者差异显著.而晴天空气负离子和空气质量要略好于阴天,但两者差别不明显;不同功能区空气负离子浓度和空气质量差异显著,其大小依次为:风景区＞大公园＞小公园＞商业区＞一般交通线＞交通干线＞汽车站.     

能值理论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探讨

能值理论与研究方法是当前生态经济学研究中的一个热点问题.被认为是连接生态学与经济学的桥梁,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尽管能值分析有效的将自然环境的价值纳入了产品的生产,更能真实地揭示产品的真实价值,从而克服了传统能量分析和经济分析的诸多缺陷.但其在理论和研究方法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综合国内外有关能值理论与研究方法的相关文献,对当前能值理论研究中能值转化率的计算问题、多产品或复合产品系统的能值流计算问题、能值价值论与市场价值论结合问题、能值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问题等几个方面进行了探讨.     

中国粮食产量变化的驱动效应及其空间分异研究

粮食安全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和社会稳定发展的基础,而粮食产量则是衡量粮食安全的最为重要指标,研究粮食产量变化的驱动效应对于实现其持续稳定增长具有重要意义。综合考虑种植业结构、农林牧渔业结构、农业生产经济收益、农业劳动力等各因素对粮食产量的影响,从农业经济学的视角出发,构建了粮食产量分解的理论框架。基于这一框架,将粮食产量变化分解为种植经济的粮食安全效应、农业结构调整效应、农业劳动力农业经济收益效应、农业劳动力当量效应等4种。采用对数平均迪氏分解模型(LMDI)和粮食生产的空间转移系数,揭示了4种效应对1978—2014年中国粮食产量的时序变化以及2000—2013年全国31省(市、区)粮食产量的空间变化的影响程度。研究结果表明:无论从时间还是空间变化方面,农业劳动力农业经济收益效应都是驱动粮食增产的首要因素,种植经济的粮食安全效应则是抑制粮食增产的首要因素。在政府主导模式下,农业结构调整对粮食增产的负面影响较小,而在农户主导模式下,农业结构调整对粮食产量的负面影响明显增强,这一结果在粮食主产区表现尤为明显。1978—2014年,中国劳动力当量效应对粮食产量变化由正向驱动作用不断向负向抑制作用转变,且其对粮食增产的抑制作用不断增强,这一现象在粮食主产区表现也尤为突出。因此,为促进中国粮食产量持续增长,尤其需要发挥政府在粮食主产区农业结构调整中的主导作用,在确保农民生产粮食基本收益的基础上,加快延伸粮食生产产业链,进一步增加农民收入来源,促进劳动力资源在城乡之间的有效配置。     

近20年来湘江水质变化分析

根据1981~2000年湘江的水质监测数据,选用危害较大的10项污染指标,采用均值指数法对近20年来湘江水质变化进行了分析,并对湘江干流不同河段水质进行了比较。结果表明：湘江总体水质在20世纪90年代呈恶化趋势,致使污染加剧的主要因子是总大肠菌群、总磷、石油类和总汞;主要污染源为工业污染和生活废水污染,近年来生活废水污染日益突出,工业污染中重金属污染明显;在干流不同河段中,株洲、湘潭和长沙河段污染最为严重;估计未来湘江的生活污染和农业污染还会加剧。因此,为确保经济和环境协调发展,湘江污染治理任务依然任重道远。在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公民环境意识,加快城市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和发展生态农业的同时,应将湘江流域城市生态水源建设提上议事日程。     

基于能值理论的福建省农业系统动态研究

运用能值理论和方法,对福建省农业系统1981～2004年的能值投入和产出以及能值使用强度、能值货币比率、净能值产出率等9个指标24年来的变化趋势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24年来能值总投入和总产出都有较大增长;能值使用强度、能值投资率、能值生产率、系统优势度、环境承载力不断上升,表明农业系统经济开发程度不断提高,生产效益已远超过全球平均水平,农产品具有明显价格竞争优势,农业系统结构有所优化,同时对环境资源的压力也有所增大;能值货币比率和能值可持续发展指数不断下降,系统稳定度略有下降,表明由于农业系统集约化程度增强及开发强度加大,系统可持续性和稳定性有所降低。将各能值指标与其他地区比较,福建省农业生产的资源环境条件较为优越,农业系统生产环境仍处于较为良好状态。     

中国粮食安全系统脆弱性评价及其驱动机制分析

从粮食安全系统的视角出发,运用VSD的脆弱性分析框架,从暴露性、敏感性、适应能力三个层面构建了中国粮食安全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对1991-2015年中国粮食安全脆弱性的暴露性、敏感性、适应能力进行定量分析,并探究了中国粮食安全脆弱性变化的总体趋势及其驱动因子。研究结果表明：（1）暴露性指数呈现出2阶段下降特征,年均下降0.121;敏感性指数呈现出快速上升和基本稳定的两阶段变化特征;适应能力指数则一直上升,年均提高0.117。（2）1991-2015年粮食安全系统脆弱性指数整体呈现下降趋势,表明中国粮食安水平有了明显提高;其变化过程可划分为1991-1999年、2000-2003年和2004-2015年三个阶段,第一、二阶段粮食安全水平的总体提高是基于“吃饱”水平上的提高,而第三阶段是基于“吃好”水平上的提高。（3）人均GDP、城镇化水平和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四个因子共同驱动中国粮食安全脆弱性的变化,2000-2015年的第二阶段四因子对粮食安全脆弱性的驱动作用明显小于1991-1999的第一阶段,且第一驱动因子由第一阶段的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转变为第二阶段的人均GDP和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     

区域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安全评价——以福建省为例

在国内外已有研究的基础上, 提出了福建省农业可持续发展生态安全评价的指标体系, 从时 间尺度上对福建省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安全进行了动态评价。结果表明, 1981 年以来农业生产 环境安全指数和农业资源安全指数总体下降, 农村社会发展指数不断升高; 区域农业可持续发展生 态安全综合指数则经历了下降、快速上升和快速下降三个阶段。以2003 年为例, 对福建省农业可持 续发展生态安全的主要障碍因素进行诊断表明, 农业可持续发展生态安全的威胁主要来自于农业 资源安全和农业生产环境安全两方面。农业资源安全、农业生产环境安全和农村社会发展对农业可 持续发展生态安全的限制作用依次为45.32%、33.92%和20.76%。最后, 为提高福建省农业可持续 发展的生态安全水平, 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和建议。     

土地利用变化的社会经济驱动因子对福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影响

应用谢高地等人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系数,分析了1995～2005年福建省土地利用变化所引起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变化,并进一步分析了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变化和影响土地利用变化的总人口数、GDP和城市化水平三个社会经济驱动因子之间的相关性和敏感性。结果表明：①1995年以来福建省耕地、林地、草地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显著减少,而园地、建设用地、水域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明显增加,由于前者大于后者,因而导致总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不断降低;②福建省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变化与总人口数、GDP和城市化水平之间存在明显的负相关关系,说明社会经济发展对区域生态环境具有明显的压力和负作用,社会经济发展是以牺牲一定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为代价而获得的,1995～2005年其大小平均为0.697×10⁸元/年;③福建省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变化对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和城市扩展3个因素均缺乏敏感性;结合系统科学的观点,在人口－经济－生态环境组成的复合系统中,生态环境是复合系统的序参量,对系统的发展起着决定作用,生态环境保护必须予以更大的重视。相对来说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变化对人口增长最为敏感,其次为城市扩展,而对经济发展的敏感性最弱。11年来福建省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变化对总人口、GDP、城市化水平的敏感性程度分别增加了24.45倍、39.67倍和23.67倍,表明在获取相同社会经济发展份量时,逐年所付出的生态环境代价在急剧升高。     

区域主要食物资源安全评价及其安全对策——以福建省为例

运用食物安全性指标(FSI)、食物安全性指标均值(MVFSI)和食物安全性指标变异系数(VCFSI)3个指标,对1991~2005年福建省居民日常生活中的粮食、蔬菜、水果、猪肉、牛羊肉、禽肉、蛋类、奶类、水产品等9类食物的安全性状况及其变化趋势进行了定量分析。结果表明:福建省粮食生产处于极不安全的水平,粮食缺口逐年加大主要是由于间接粮食消费量的线性增长所引起的,而间接粮食消费又主要是由于猪肉和蛋类等耗粮型畜牧业的过度生产而导致的。牛羊肉、禽肉和奶类3类食物安全性水平较低,尤其是奶类从1998年以来,已出现亏缺状态。猪肉和蛋类安全性水平虽较高,但这两类食物属于耗粮型畜产品,面临着福建省粮食极不安全的现实,其较高的安全性完全有赖于省外粮食的进口,故区外粮食市场的波动对其影响极大,因此其安全性水平也不容乐观。水果和水产品则处于极为安全的水平,这主要是由福建省的地理位置条件所决定的。15年来蔬菜生产得到巨大发展,安全水平不断提高。总体而言福建省食物安全状况不容乐观。最后,为提高福建省食物安全水平,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