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镇生活垃圾重金属含量及其来源分析

对全国12个省份72个典型村镇的生活垃圾进行采样调查,系统分析我国村镇生活垃圾中重金属污染特征及其可能来源.结果表明,我国北方典型村镇生活垃圾中重金属As、Hg、Pb、Cd、Cr、Cu、Zn和Ni的含量分别为(7.51±8.89)、(0.64±0.42)、(21.91±12.29)、(4.82±8.37)、(86.36±59.99)、(36.43±15.98)、(62.19±36.61)和(46.07±25.22)mg·kg-1,南方典型村镇生活垃圾中重金属As、Hg、Pb、Cd、Cr、Cu、Zn和Ni的含量分别为(7.43±8.82)、(0.83±0.74)、(21.62±13.76)、(1.84±4.55)、(131.06±74.96)、(37.20±16.80)、(98.04±63.71)和(46.75±25.75)mg·kg-1.与《城镇垃圾农用控制标准》(GB 8172-87)和《土壤环境质量标准》(GB 15618-1995)二级标准相比,重金属Cd和Hg超标较严重.通过聚类分析、Pearson相关分析和主成分分析解析垃圾中重金属污染物的来源,结果表明我国典型村镇生活垃圾中Pb和Cd主要来源于厨余、灰土、橡塑类和纸质等印刷品,Hg主要来源于厨余和灰土,Zn和Cr主要来源于灰土,Cu主要来源于电子、电池类废弃物和尘土、橡塑、纸质等印刷品,Ni主要来源于废弃的电子、电池类产品,As主要来源于杀虫剂等农药和肥料.     

村镇生活垃圾与秸秆混合焚烧过程中多环芳烃(PAHs)释放特征

为了解我国农村地区生活垃圾与玉米秸秆焚烧处置过程烟气中多环芳烃(PAHs)释放特征,对我国农村地区生活垃圾可燃组分以及生活垃圾与玉米秸秆混合焚烧组分在焚烧过程烟气中PAHs化合物释放特征进行分析,利用气相色谱-质谱仪(GC-MS)对样品中的16种PAHs进行分析,研究气态以及颗粒态PAHs的释放因子、环数比例、气固态分配以及排放特征值.结果表明气态PAHs排放因子为当垃圾与秸秆混合比例为1∶2时PAHs的总量最多,而颗粒态为当垃圾与秸秆混合比例为1∶3时PAHs的总量最多;气态PAHs主要集中于2～3环低环数化合物,颗粒态PAHs则主要以中低环数(3～4环)化合物为主,本研究为促进我国村镇生活垃圾处理与资源化运用提供理论依据.     

生活垃圾初期降解过程中污染物释放及恶臭污染研究

生活垃圾初期降解主要发生在生活垃圾产生到被妥善处置之前,初期降解过程中伴随产生的气态和液态污染物可直接进入环境,影响居民生活环境. 为了明确生活垃圾初期降解过程中的污染情况,结合我国生活垃圾基本组成开展实验室模拟试验,分析生活垃圾初期降解过程中不同途径产生的污染物的释放特征及其恶臭污染的影响. 结果表明:生活垃圾中约20%的氮元素和硫元素在初期降解过程以气体或渗滤液的形式释放到环境中. 其中,CO₂是生活垃圾初期降解过程中最主要的气态污染物,约占总累积产气量的43%;挥发性有机物(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 VOCs)产生量较少,但种类复杂,其中乙醇的体积分数最大,约占VOCs总体积分数的85%. 渗滤液产生率较低(约30.94 mL/kg,以湿垃圾计),但其中化学需氧量、氨氮和硫酸盐的浓度远超GB 8978—1996《污水排放综合标准》限值. 生活垃圾初期降解过程中理论臭气浓度达205.14,甲硫醚和乙醇是重要的典型恶臭物质. 研究显示,生活垃圾初期降解过程产生的气态污染物主要包括CO₂和VOCs,渗滤液中污染物浓度远超相关污染排放限值,由VOCs导致的恶臭污染达到3级臭气强度. 因此,为了降低生活垃圾初期降解过程中的环境污染,建议缩短生活垃圾清运的时间,并重点关注乙醇和甲硫醚等恶臭物质.      

生活垃圾填埋场覆盖膜破损及其环境影响

中国的垃圾填埋场目前多采用高密度聚乙烯膜(HDPE)进行覆盖,已建成的填埋场均存在不同程度覆盖膜破损现象。采用填埋气泄漏可视化检测技术对中国东部某大型生活垃圾填埋场开展覆盖膜完整性检测,揭示了覆盖膜破损特征及破损成因,明确了破损点泄漏量,评估了其温室效应影响,梳理了国内外填埋场覆盖层监管相关管理规定和措施。结果表明:尖锐物体应力损伤导致的破损是填埋场覆盖膜破损的主要类型,粗放施工、监管机制不足、维护管理不到位是造成填埋场覆盖膜破损的主要原因。破损点的甲烷泄漏量约为817.2 m³/d,约合每年向大气环境释放温室气体超过4 900 t CO₂-eq。完善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和技术规范、加强填埋场覆盖膜完整性的监管,是控制填埋场温室气体排放和推进固废处置设施碳减排的重要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