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城市化时期中国城市建成区植被状况的时空分异特征

基于植被变化视角,以中国656 个建制城市的建成区为研究对象,选择1992、2000 和2010 年DMSP/OLS 夜间灯光数据和植被数据,选用城市建成区内归一化植被指数（Normalized Difference Vegetation Index,NDVI）的均值反映建成区植被的状况;用建成区内NDVI均值和背景区内NDVI均值的比值（NDVI比值）衡量人为因素对城市建成区植被的影响情况。结果表明：①同一年份,城市规模越大,建成区植被越差;近20 a 来,除小城市植被变差外,其他等级城市植被总体在变好。②同一年份,规模小的城市人为因素产生的不利影响相对较小。近20 a 来,人为因素对特大城市和大城市植被产生的不利影响在减小,而中等城市基本不变,小城市则变大。③同一年份,从湿润半湿润森林带、半干旱草原带到干旱荒漠带的城市建成区内的植被逐渐变差;近20 a 来,干旱荒漠带的建成区植被状况略微变差,其余植被带内建成区植被变好。④同一年份,从湿润半湿润森林带、半干旱草原带到干旱荒漠带人为因素对建成区植被的不利影响逐渐减小;近20 a 来,湿润半湿润森林带内人为因素对建成区植被的不利影响在减小,而其他植被带内,人为因素的不利影响在增加。     

基于耦合协调度模型的河西走廊生态环境质量时空格局演化

以“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河西走廊地区为研究对象,采用耦合分析法,构建环境承载力与生态弹性限度的耦合协调模型,在分析2001—2016年河西走廊生态环境承载力和生态弹性限度的基础上,探析河西走廊生态环境承载力与弹性限度的耦合协调度,评价生态环境承载力和生态弹性限度耦合协调阶段及区域生态环境质量水平,从区域和城市两个空间尺度分析生态环境耦合协调类型,为探索河西走廊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道路提供科学依据。结果表明:①2001—2016年,河西走廊生态环境承载力和生态弹性限度均呈现东南高、西北低的空间格局和缓慢波动上升趋势。②河西走廊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呈现“东南高西北低,优劣破碎穿插”的空间格局特征,耦合协调度在0~0.5之间,生态系统处于低水平和拮抗耦合阶段,生态环境质量处于濒临失调阶段。③河西走廊生态环境承载力与生态弹性限度耦合协调度存在明显区域差异。河西走廊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共分9个等级3个层次3个耦合协调阶段:高水平-磨合阶段区(良好协调、中度协调和初级协调区);中等水平-拮抗耦合阶段区(勉强协调、濒临失调和轻度失调区)和低水平区-低水平耦合阶段区(极度失调、严重失调和中度失调区)。④根据2001—2016年生态环境耦合协调状况将河西走廊五市分为4种耦合协调类型:高耦合协调增长型(张掖市、金昌市)、高耦合协调减少型(武威市)、中耦合协调增长型(嘉峪关市)和低耦合协调增长型(酒泉市)。各地区应因地制宜地制定发展战略,提高生态环境质量,推进生态环境持续协调发展。     

真实储蓄率与可持续发展研究

随着全球经济高速发展,地球上的环境却持续恶化,由于经济与环境相互牵制又相互促进,如何实现经济不断增长并能有效保护环境,即实现“可持续发展”成为目前大家普遍关注的问题,本文分析了真实储蓄概念的提出,认为真实储蓄率是基于传统国民经济核算以上两方面的缺陷而提出的。并进一步解释了真实储蓄率的概念,绿色GDP和真实储蓄的关系,及真实储蓄,可持续收入（SI）及生态国民生产净值（EDP）,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标（ISEW）和真实发展指数（GPI）几种货币化的可持续发展指标的相互关系,认为真实储蓄是一种比较实用的衡量可持续发展的综合指标。     

城市生态研究概述

本文阐述了城市生态学的起源、发展过程和研究内容，以及国内外城市生态学研究进展；研究了我国城市主要生态环境问题及对策。并提出生态城市是人类可持续发展城市的理想模式。     

内陆河流域生态补偿标准问题研究——以石羊河流域为例

通过深入剖析生态补偿与社会区位条件以及自然区位条件的关系,从公平的角度出发,分析了石羊河各流域区位条件对补偿标准制定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利用2009 年石羊河流域各地区基础数据,建立生态补偿标准计量模型,计算各流域不同植被类型补偿标准。研究结论如下：①合理补偿标准不仅需要考虑各生态系统的差异性,还必须保障补偿者的承担能力和满足受偿者的基本要求,同时合理制定补偿标准也是区域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基本条件;②生态系统提供的生态服务和经济行为存在空间异质性,因此应建立差别化、动态化补偿标准;③利用区位差异条件可以科学地制定区域间生态补偿的分配标准,有效避免以往生态补偿政策制定中的“一刀切”现象。     

区域经济－旅游－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研究——以安徽省为例

在阐述区域经济、旅游业与生态环境相互协调发展的作用机理的基础上，建立了区域经济 旅游 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指标体系，并引入耦合协调度数学模型及计算方法，以安徽省为例，对安徽省1990～2008年经济 旅游 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安徽省经济 旅游 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总体呈上升趋势，但仍属于中等水平的勉强协调类型。近年来三者的耦合协调关系处于颉颃状态，生态环境已经成为制约耦合协调度进一步提高的瓶颈。     

国家安全视角下的我国西部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完善与基本导向

当前,我国国土空间规划自上而下试图从宏观层面尽可能解决或缓解自改革开放以来所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资源约束、人地关系冲突、多头管理、规划权威性等关键问题。我国国土规划的体系、架构和技术条例等迄今已形成相对科学合理的“共性”规范,但在战略层面讨论面向未来国家安全背景下的地域“个性”问题仍较缺乏。面对国家需求和西部特殊情境,应考虑建立基于国家安全考量的跨省区、跨流域的西部国土空间规划。在战略层面,为保障国家安全,此规划应着重考虑：（1）理论上,基于国家安全视角应建立跨省区、跨流域的西部国土空间规划体系;（2）实践中,建议制定西部空间尺度的以生态区、自然保护区为核心的“西部国土空间规划—生态安全”专项规划,以边境线、支撑线为规划脉络的“西部国土空间规划—生存安全”专项规划（或在规划中明确“国防安全细则”）,依托主要交通线以城镇体系为组织脉络的“西部国土空间规划—生活安全”专项规划（或在规划中明确“西部和谐社会建设细则”）,遵循主体功能区且以区域性中心城市、城市群等为中心的“西部国土空间规划—生产安全”专项规划（或“西部经济高质量发展规划”）,重构生态空间、生存空间、生活空间、生产空间;（3）特别建议强化边疆城镇/村寨建设,设立新时代“大三线建设”——西部“环青藏高原重点建设带”,以应对后疫情时期有限全球化和“双循环”现实的可能的国家安全需求。整体上,西部情境特殊,其国土空间规划与东中部应有差异,切忌一刀切。     

1949~2005年中国河谷盆地型大城市空间扩展与土地利用结构转型——以兰州市为例

讨论了从计划经济到转型期中国河谷盆地型城市空间扩展与土地利用发展趋势与理论设想,并以兰州市为例进行了实证。在GIS技术支持下,以不同年份兰州市建成区土地利用现状图以及2004年卫星遥感图为基础,在总结城市空间扩张特征、用地结构转变等整体特征的基础上,利用弹性指数、转移矩阵和动态模型等若干方法,分析了1949~2005年城市土地利用扩张、结构特征和动态变化,得出了城市新增用地扩展经济弹性指数由4.29上升到5.02,1976~2001年道路广场开发度高达19.30%和耗减度仅为1.37％,2001~2004年建成区内公共设施用地开发度跃至19.39％和农业用地耗减度高达13.66％以及用地扩展弹性系数远超过1.12的合理范围,转型期城市用地信息熵值升高以及建设用地向滩地、山地扩张趋势显著等若干结论。     

改革开放以来西部省（区）及城市GDP增长和城市化差异研究

从西部省(区)及城市的GDP和城市人口两个方面入手,对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西部省(区)城市发展状况研究过程中,选取GDP增量贡献度、人均CDP增量贡献度和城市化水平、城市首位比、城市首位度等指标,分别表征经济和人口两方面的情况.计算结果表明:①西部省(区)经济增长状况较差.且多数增长稳定性较差.②西部各省(区)城市化相似度较低,在截集水平大于0.678 3的情况下,西部12省区各为一类.③在对城市化与人均GDP进行相关分析的结果中,内蒙古和新疆的b值均高于h值平均值加一个标准差,城市化对人均GDP增长的反应较灵敏;而广西和西藏的b值均低于b值平均值减一个标准差.反应较迟钝.④西部多数省(区)城市人口较为集中,多数省(区)的城市首位比和首位度均较大.在对中国西部城市研究过程中,选取市级建制较早的城市作为样本城市.且主要从GDP和城市非农业人口两方面分析,得出如下结论:①西部城市GDP和人均CDP贡献度波动均较大,如样本城市1990-2003年的GDP贡献度的标准差的平均值为0.001 657,而对其平均值求取各城市的平均值为0.20%,两者接近.②在对城市化和人均CDP进行相关分析时,中等城市和大城市的b值较大,而特大城市和小城市的较小,中等城市和大城市的城市化过程与特大城市和小城市相比,对人均GDP增长的反应较为灵敏.③在对城市化水平增量进行分析时,西南城市中属于一类至六类的城市个数分别为6、4、5、12、1和0,西北城市中属于一类至六类的城市个数分别为0、3、2、7、3和3,西南城市城市化水平增长总体上快干西北城市.且其总体上差距仍在继续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