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生态效率对PM2.5污染的影响及溢出效应

针对2004—2016年中国地级市工业生态效率与PM_2.5的时空关联特征和影响作用关系的研究表明：（1）工业生态效率与PM_2.5呈时空交错分布特征,PM_2.5高污染区连片分布于华北平原及长江中下游城市,工业生态效率高等级区集中分布于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经济区等沿海地市及中西部城市群内部分中心地市;（2）工业生态效率对PM_2.5的冲击表现出“U型”变化的负向累积效应,PM_2.5对工业生态效率的冲击则表现为“倒U型”变化的正向累积效应;（3）工业生态效率与PM_2.5呈稳定时空关联演化特征,高高关联类型区集中分布于京津冀城市群、山东半岛城市群和长三角城市群内大部分城市,低低关联类型区多分布于鄱阳湖城市群、关中城市群及西部地市;（4）工业生态效率对PM_2.5总体上具有显著且稳健的正向影响,但表现出明显的空间异质性,工业集聚水平、科技创新及城市绿化率起到显著负向影响,而城市规模、环保监督及产业结构系数影响并不显著。     

基于最低成本—周期模型的昆明市空间形态演变研究

在政治经济学背景下,由于政府力量和市场力量相互交融,城市形态演化遵循一定的周期性演变规律。基于1909~2008年间昆明市历史阶段的形态演化资料,运用参与式照片、R指数及高密度填充指数与低密度扩张指数分析了昆明市城市形态演化的周期性规律。结果表明,从理性的微观过程或个体行为及宏观过程或城市实践来看,城市形态演化包含了最低成本周期扩张模型,即低密度的扩张与高密度的填充;低密度的扩张由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所引导,而高密度的回填运动由集体与理性的个体企业所引发,故城市形态的宏观演化,是它本身的内在法则与外部机制的统一体。这一结果有助于解释更多有关土地使用及土地管理的信息,将帮助我们进行规划未来的城市发展。     

长三角城市群旅游场强时空异质性及演化机理

以长江三角洲城市群26个城市为研究单元，综合运用主成分因子分析、可达性分析、改进的场强模型、地理探测器模型等方法对2000～2016年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区域旅游场强时空格局的演化及其形成机理展开研究。结果表明：（1）长三角城市群城市旅游综合规模差异化显著，但趋于均衡化发展态势；（2）区域旅游场强具有明显的时空异质性，交通“轴线”扩散明显，空间结构由最初的“Z”字型发展为“网状”，最后演变为“树枝状”，旅游场强类型呈现稳定的圈层包围结构，不断地由低级向高级演变；（3）旅游场强格局演化主要由交通优势度、旅游产业发展水平、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旅游资源禀赋和政策导向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形成的结果。     

安徽省城市建设用地变化及驱动力分析

基于安徽省17个地级市的各类土地利用变化数据,采用典型相关分析、主成分分析和偏最小二乘回归分析等方法,分析安徽省2000~2011年建设用地的数量变化、结构变化及区域差异变化,探讨城市建设用地变化的主要驱动力。研究表明:安徽省城市建设用地面积以每年5.8%的速度不断增长;安徽省城市建设用地系统结构性增强,系统从无序向有序方向发展;从安徽省各市建设用地变化的区域特征来看,各市的建设用地相对变化率差异明显,东部、中部和南部地区变化幅度较大,西部和北部建设用地变化的幅度相对较小;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与经济发展、道路设施完善是安徽省城市建设用地变化的主要驱动力。     

中国城市环境规制对PM2.5污染的影响效应

基于2005～2015年中国城市环境规制与PM2.5污染的面板数据,利用面板灰色关联、空间计量和中介效应模型探究环境规制对PM2.5污染的时空关联影响、直接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环境规制与PM2.5污染具有显著为负的时空关联性,其时序关联强度均值为负,呈"W"型波动变化,且空间关联强度负值城市占比较高.(2)环境规制对PM2.5污染起到明显的抑制作用,而邻近城市环境规制的溢出效应并未发挥促降本地PM2.5污染的积极作用.(3)环境规制促降PM2.5污染的重要中介变量分别是工业生态效率和技术水平,环境规制通过提升工业生态效率降低PM2.5污染的间接效应占比达55.69％,而通过提高技术水平降低PM2.5污染的间接效应占比为4.85％.(4)环境规制对PM2.5污染的影响呈现空间异质性,其并不能有效降低东部、中部和东北地区城市的PM2.5污染,而对西部城市PM2.5污染起到明显的改善作用.     

长三角城市综合福利、资源环境压力与经济增长的时空响应关系

基于2000～2017年长三角城市综合福利、资源环境压力与经济增长的面板数据,利用空间变差函数、面板向量自回归和面板灰色关联模型探究三者的时空演化、冲击响应及关联特征.研究发现:(1)长三角城市综合福利、资源环境压力和经济增长皆呈持续递增演进,且地市间分异趋于持续下降;(2)综合福利、资源环境压力和经济增长具有长期交互作用影响,三者间冲击响应具有时序累积效应,而资源环境压力与综合福利水平不具有因果作用关系,经济增长和综合福利存在单向因果关系;(3)面板灰色关联揭示经济增长和综合福利空间关联系数较高,表现出东高西低的分异格局,而综合福利、经济增长同资源环境压力的空间关联系数则呈现出经济欠发达地市高于发达地市的空间错位现象,且三者间的关联系数随时间呈波动下降变化.     

基于三维福利的城市生态福利强度及驱动模式——以长三角地区为例

基于2000—2017年长三角城市生态消耗和福利水平,分析生态福利强度时空演化过程及驱动模式。研究发现：长三角地区城市生态福利强度不断降低,多以低强度类型为主,城市生态系统服务的生态效率得以提高;空间演化上表现为外围地市的生态福利强度低于核心地市,较低和低强度类型范围呈现由四周向中心地区蔓延态势,中高强度类型主要分布在资源型、工业密集型地市;驱动因素中资源消耗效应、技术效应及福利效应对城市生态福利强度表现为显著的正向驱动效应,效率效应和经济效应的增强导致城市生态福利强度的降低,环境消耗效应和规模效应驱动作用不显著。据此,城市福利生态强度的驱动模式可划分为单因素支配型、双因素主导型、三因素协同型及四因素均衡型。     

中国生态效率的空间格局与影响机制分析

实现经济增长的生态友好模式转变是当代中国建设两型社会的必然要求,而中国地区生态效率的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分析是地理学研究的重要问题.基于此,本文利用随机前沿模型测算2004—2012年间我国地区生态效率,其次,基于探索性空间分析技术对生态效率的空间关联特征进行分析,最后,借助空间计量经济模型对区域生态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地区生态效率总体呈上升趋势,但效率水平偏低,东部地区生态效率高于中西部地区;生态效率空间分异格局显著,且具有正向的空间相关性,其中,低-低生态效率区域集聚分布于我国西部内陆,高-高生态效率集聚区分布于东南沿海;空间面板回归显示,城市化水平及经济发展的提高有助于区域生态效率的提高,环境法规的实施及有效的环境监管可以确保生态安全,而第二、三产业比重的增加不利于生态效率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