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农协:“三农”、“三治”脱困之路

大量原住民人口,资源高度稀缺,加上资本、劳动力和土地净流出,"三农"问题成为必然。政府与九亿农民之间"交易费用"过高,对抗性冲突和群体性事件等"三治"(县乡村治理)问题在所难免。效仿日韩,在农村推广金融合作、供销合作、专业合作三位一体的综合农协,使农村经济基础尽可能不与上层建筑发生剧烈矛盾,在此前提下可适时推进农口大部制改革,这种由下至上的合作经济建设与由上至下的涉农部门改革的配套,将构筑起社会主义新农村和谐的基石。     

陈至立强调:科技和教育要为"三农"多做贡献

国务委员陈至立在陕西省考察期间，深入陕西省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的企业、科研机构和大学实验室调研，考察了杨凌农业高新科技成果博览会，召开了杨凌示范区建设工作座谈会。她指出陕西省高度重视农业科技工作，杨凌示范区建设成绩显著，为通过科技兴农和体制创新解决“三农问题”作了积极的探索。希望杨凌示范区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充分发挥辐射带动作用，为解决“三农问题”多做贡献。     

中国农村人口问题与中国可持续发展

中国人口问题是中国可持续发展面临的首要问题。中国13亿人口中约有9亿是农村人口。因此所谓“中国人口问题”根本上是中国农村人口问题。人口为什么会成为一个“问题”则是关注的焦点。通过对人口问题本质进行剖析发现。研究人口问题必须着眼予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与社会的关系。而解决中国的人口“问题”则必须着眼于农村人口生存方式的改变。从当前我国农村人口的生存方式和状况来看。中国的农村人口问题折射在农业、农村问题上。故统称为“三农”问题。为此，着眼于中国可持续发展提出解决中国农村人口问题的途径和建议。     

中国“三农问题”的体制转型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要求一系列的制度创制，这些要求表明，一直以来全社会关注的“三农问题”进入了一个体制转型的新阶段。文章阐述了这个阶段所必然要产生的一些主要制度创制内容，即：在责任制基础上的新型土地生产关系创制；针对粮食经济转型构建发展现代农业的制度基础；建立与生存、生产和生活统一性关系相适应的农村民生统筹制度体系；从城乡统筹的角度促进乡村治理和制度创新。根据转型的目标设计，农民作为这个转型的主体其“自身就是问题”的性质将随着转型的实施和实现失去意义，而农村和农业即使存在问题，也只是主体需要并可台解决的对象性工作，所以“三农问题”将在中国整体的现代化发展中失去意义。     

生态文明背景下的“新三农”

随着新世纪初"新农村建设"战略的提出,在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导下,三农问题已经转变为使乡土文化资源能够跳出片面追求农业产量、农业设施和农产品加工的窠臼,转到发挥农业多功能性、发掘农村多元文化、提高农民财产性收入的方向上来,这个思路可以归纳为"新三农"。而围绕市民消费需求特征,促进城乡对接,寻求"新三农"的现实路径,则是新时期乡村建设的一个重要特征。     

中国农业发展的结构性困境

非均衡的现代化策略导致中国工业化与农业现代化,城市建设与乡村发展之间的失衡。中国特色的城乡二元结构为中国快速发展提供稳定基础,这是中国道路的关键所在,而巨大的发展成本则被转嫁到农村,并最终产生了"三农问题"。中国农业发展是与整个中国发展模式高度相关的,由此而决定了中国农业发展的根本出路也是要超越农业本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