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率、要素禀赋对全要素碳减排效率的影响

基于超越对数生产函数,并运用产出距离函数建立以资本、劳动力和能源为投入要素,以GDP和CO2排放为产出要素的随机前沿模型,分别测度全国30个省区1995-2010年期间全要素CO2的排放效率。在此基础上,从城镇化水平、要素禀赋、人口规模、产业结构、技术因素等五个维度出发,运用Tobit面板模型对影响全要素碳减排效率的因素及其显著程度进行了实证分析。主要结论表明,从全国层面看,城镇化率、资本深化程度与全要素碳减排效率均呈非线性影响关系,随着城镇化率的提高、资本的逐步深化,碳减排效率经历了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能源密集度本身对碳减排效率无显著作用,但对城镇化水平促进碳减排效率提高有放大效应;人口规模的减小、二产占比的下降与能源强度的降低均会促使碳减排更有效率,人口规模因素对碳减排效率的影响系数为0.049,略高于产业结构因素和技术因素,相关系数分别是0.030 6和0.014 2。进一步将全国样本按照要素禀赋异质性分为资本密集型省区、能源密集型省区、劳动密集型省区,对三个子样本的回归结果显示只有能源密集型省区的城镇化率与全要素碳减排效率之间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存在相关关系。由以上结论得到的启示是,政府面对国际碳减排和全面推进城镇化建设双重压力下,要注意从不同省份要素禀赋的异质性出发,通过建立碳市场等措施倒逼能源型省份控制城镇化进程;疏通资本密集型省区资源向节能资源研发部门流动的通道;充分发挥劳动密集型省区的人口红利作用和第三产业对第二产业的挤出效应。     

为现代化城市构筑智慧消防长城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其中最为显著的变化之一就是城镇化的规模大、速度快,在世界上绝无仅有。中国城镇化率由改革开放之初1977年的17.55%提高到2020年的60%。相关专家认为,中国城镇化率峰值将在70%到75%之间,预计2030年达到66%。城镇化的大规模快速发展对经济持续增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支撑作用。     

关注 科技提升城市安全韧性

随着我国城镇化率的迅速提升,城市发生事故的总量、强度也在提升。因此,提升城市的安全韧性,就变得迫在眉睫。安全韧性城市是具备在逆变环境中承受、适应和迅速恢复能力的城市,其强调城市适应不确定性的能力。要建设韧性城市,首先基础设施要有韧性防灾能力,能够对灾害进行快速反应并且快速恢复;其次,对既有基础设施数字化和智慧运维是实现韧性的先决条件,因此韧性基础设施还要具备智慧运维的能力。     

安全韧性城市发展趋势

形势与背景城镇化是我国实现现代化的重大战略选择。从1978年到2017年,我国城镇化率年均提高1个百分点,城镇常住人口由1.7亿人增加到8.1亿人,城市化率从17.9%上升到了58.52%。中国正经历着世界最大规模的城镇化进程。目前,我国城市达到658个,其中1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140个,5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16个,全国建制镇达到2万0113个。     

南安专题学习＂转型期的公共安全与突发事件应对＂

“我国的防灾减灾基础薄弱,东部、中部、西部的地域差别大,城乡差别大。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化和城市现代化快速发展。目前城镇化率53％,百万人口以上大城市118座。城市灾害的突发性、复杂性、多样性、连锁性、集中性、严重性、放大性等特点呈现,城市脆弱性凸显。”     

加强源头治理 构建智慧安全的韧性城市——访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院长助理付明博士

记者:随着我国城市化明显加快,中国城镇化率已超过55%,且预计到2030年将超过70%。风险社会的来临,使城市公共安全问题日趋突出。您认为,当前我国公共安全主要问题凸显于哪几方面?付明:城市发展目前面临着严重的公共安全威胁与挑战。一方面是由于一些城市原先的安全基础薄弱、设施老旧,存在着一些老问题。另一方面,随着我国城市的不断发展,产业结构和区域布局发生了深刻变革,新产业、新业态、新领域大量涌现。     

推进城镇化与就业协调发展

刚过去的1个月里，有两则新闻，虽不火爆，但值得关注。一则是重庆市出台《重庆市统筹城乡户籍制度改革意见》，在全国率先全面启动城乡户籍制度改革，“让更多有条件的农村人口自愿转户做城市人”。未来10年，重庆将实现1000万农民转户成为城镇人口，到2020年城镇化率由现在的29％提高到60％的改革目标。另一则是北京市刚成立的新东城区出台了《社会服务管理创新工作的实施意见》和《社会管理创新实施方案》，将把流动人口纳入全区公共服务体系。     

城市安全韧性大考

今天的中国正经历着世界上最大的城镇化进程。截至2019年初,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重庆、成都、武汉已经成功跻身超大城市的行列;天津、南京、郑州、杭州、沈阳等紧随其后,跨入特大城市的队伍。无论是超大城市、特大城市,还是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人口、建筑、财富、生产等要素高度集中,城镇化率迅速提升,是一个突破自然法则、打破资源平衡的过程,它所蕴含的城市系统脆弱性和各种风险乃至危机愈益显现。城市公共安全面临着严峻复杂的形势。     

生育政策调整对人口红利效应的影响及应对

由于计划生育国策的实行,中国在总体人口基数得到控制的同时面临人口红利消失殆尽的现状。推行二孩政策,对缓解因第一次人口红利消失而产生的社会经济矛盾意义重大,并为第二次人口红利的发展提供契机。通过对比分析二孩政策实施前后人口红利效应,对更为客观地认识政策实质,保障政策落实,进而推动人口红利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必要性和现实意义。本文运用PADISINT人口预测软件预测了中国未来一定时期的抚养比,分析了生育政策调整实施将会产生的人口红利效应。结果表明:1二孩政策的实行对"储蓄率"及"城镇化率"的提升具有促进作用;2在城市,二孩政策的人口红利效应主要通过提升劳动年龄段的人口数量体现;在农村,则主要通过推动性别比的均衡发展体现;3在城市及农村均缺乏鼓励生育二孩的配套政策;4二孩政策的生效具有滞后性;5第二次人口红利的契机难以把握。结合本文预测结果,2050年,老年抚养比高达51.45%,为使人口红利效应得到更为充分的发挥,需要进一步补充、完善现有制度,鼓励生育二孩;注重教育,特别是针对农村女孩的高等教育,提高人口"质量"以弥补"数量"缺失;合理引导老龄人群消费观、投资观、从业观的调整,逐步营造"养老"与"生育"相辅相成的可持续性社会环境。     

城镇化:迈向提质转型新阶段

正城镇化是伴随工业化发展,非农产业在城镇集聚、农村人口向城镇集中的自然历史过程,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速,我国城镇化经历了一个起点低、速度快的发展过程。1978—2013年,城镇常住人口从1.7亿人增加到7.3亿人,城镇化率从17.9%提升到53.7%,与此同时,城镇空间分布和规模结构不合理,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不匹配等问题影响了城镇化的质量。随着我国内外部环境和条件的深刻变化,城镇化必须进入以提升质量为主的转型发展新阶段。近期,中共中央、国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