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30年来黄河三角洲耕地轨迹转化及驱动力研究

黄河三角洲是山东省乃至全国重要的土地增长区和耕地资源储备区,耕地是研究区最重要的景观类型之一。通过Landsat TM/OLI遥感影像解译,获取黄河三角洲1986、1992、1998、2004、2010和2016年6个时期用地类型分布,使用轨迹分析法分析耕地轨迹的时空变化。借助斑块占景观面积比例指数(PLAND)、散布与并列指数(IJI)、面积加权平均斑块分维指数(FREAC-AM),分析不同耕地转化类型的景观格局。选择自然环境、社会经济和区位因素3大类共13个影响因子,利用Logistic回归模型对耕地转化进行驱动力分析。结果表明:①1986—2004年黄河三角洲耕地面积由1 390. 16 km~2,增长至2 184 km~2,2016年减少至2 138. 88 km~2,1986—2016年间研究区耕地和耕地占三角洲总面积比例呈先增长后下降趋势。30年间未利用地向耕地转入322. 46 km~2,是耕地增加的主要来源,耕地向建设用地输出107. 82 km~2,是耕地转出的主要去向。恒定非耕地主要分布在河口区和垦利区,间歇性耕地主要分布在河口区,转入耕地主要分布在垦利区,恒定耕地与转出耕地在各县区均有分布。②耕地是黄河三角洲最重要的景观类型之一,耕地轨迹占研究区总面积的62. 75%。间歇性耕地和恒定耕地的IJI指数分别为89. 84%和78. 20%,表明间歇性耕地和恒定耕地周边的耕地变化复杂,相邻景观类型最多。同时,间歇性耕地FREAC-AM指数为1. 22,还是研究区耕地转化轨迹中形状最复杂的类型。③Logistic分析表明,地理区位是黄河三角洲耕地转化的主要驱动因素,距海岸线距离(贡献率1 832. 730)、距黄河距离(贡献率589. 109)、人口密度差(贡献率408. 403)、距乡镇距离(贡献率398. 933)是耕地转入的主要驱动因子。距海岸线距离(贡献率1 914. 205)、距乡镇距离(贡献率763. 96)、距黄河距离(贡献率142. 210)是耕地转出的主要驱动因子。     

农户贫困恢复力测度、影响效应及对策研究——基于农户家庭结构的视角

集中连片贫困地区扶贫开发与农户脱贫问题关系社会稳定与和谐,而恢复力概念为贫困领域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研究利用抽样调查的321户家庭问卷数据,基于生计恢复力理论框架,构建农户贫困恢复力指标体系,从农户家庭结构分类出发,采用探索性统计和主成分分析判定不同人口、生计结构农户缓冲力资本、贫困恢复力差异,运用多层次模型探究农户家庭因素(生计、人口)与贫困恢复力内在结构效应。研究主要结论:1研究区不同家庭结构农户经济类资本分布极不均衡,资本积累水平低;2影响贫困地区农户个体恢复力的主要因素包括物质资本、经济收入、文化教育、劳动力、交通条件、社会资源等;3高质量劳动力人口结构以及合理多样化收入方式的生计结构对农户贫困恢复力才具有正向效应。最后,针对研究区农户家庭结构贫困恢复力差异和关键影响因子,提出相关恢复力建设对策。     

中国自然保护区建设的现状、存在问题及展望

截至2015年,中国共建立自然保护区2697个,总面积约1.46×104km2,其中陆域面积1.41×104km2,占全国陆地面积的14.77%,高于全球平均水平(12%)。在高自然保护区覆盖率的背景下,一些物种得到了一定保护,但总体来看生物多样性丧失的事实并没有得到较好改善。具体表现在:地理位置上,中国自然保护区虽数量巨大,但分布极不均匀。78.7%的自然保护区主要分布在仅占全国人口6.5%的少数民族生活的区域。规划设置上,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比重过大,占自然保护区总面积的62.8%,导致国家对单个自然保护区的投入较少,而在人口集中,需缓解人类活动环境压力的区域,保护区划定较少,进一步了加重当地生态环境负荷。管理维护上,保护区不合理的开发,当地居民的消极配合,管理体系中过于强调个数和面积等问题加重了自然保护区管理效益不高的程度。因而,为提高中国自然保护区保护效率,在自然保护区个数和面积规划速度日趋减缓的背景下,建议增加保护效益评估体系,增强各保护区间管理方法、保护物种等交流,利用传统生态知识促进当地居民在保护工作中的参与度。     

西南岩溶区生态安全评价研究 ——以广西为例

西南岩溶区是举世公认的典型的生态环境脆弱系统之一,也是我国典型的极贫困代表区域之一.广西处于西南岩溶地区,岩溶面积为9.8×104km2,占广西土地总面积的41%.本文以广西为例,采用生态足迹的理论和方法来测算广西区域生态安全状况,对1990～2003年广西岩溶生态环境的生态足迹、生态承载力、生态盈亏及生态压力指数进行测算分析并提出预测模型.研究结果①广西生态足迹呈不断增加趋势,从1990年的0.601 7 hm2增加到2003年的1.137 8 hm2;②生态承载力呈不断下降趋势,从1990年的0.820 4 hm2减少到2003年的0.653 7 hm2;③生态盈亏从1990年生态盈余的0.218 8 hm2下降到2003年的生态赤字达-0.484 8 hm2,出现严重的生态赤字;④1990～2003年生态足迹压力指数由0.7334增加到1.7406,增长幅度巨大,从临界安全状态到不安全状态.     

基于加权叠加模型的高原湖泊流域重要生态用地识别——以星云湖流域为例

生态用地在维持区域生态平衡和保障区域生态安全具有重要意义。以云南星云湖流域为研究区,运用层次分析法和GIS技术,从水土保持、地质灾害规避与防护、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水资源安全4个方面,构建了流域重要生态用地识别指标及其识别方法,并识别出流域重要生态用地空间分布。结果表明:(1)加权叠加模型更适用于高原湖泊流域重要生态用地识别;(2)根据生态用地重要性分为核心型、辅助型、过渡型和非重要生态用地,面积分别为75.98 km~2、105.05 km~2、89.47 km~2和65.11 km~2,分别占流域生态用地总面积的22.64%、31.30%、26.66%和19.40%。识别结果能较好地反映重要生态用地维护流域的生态安全。以星云湖流域作为高原湖泊流域的典型,为高原湖泊生态保护提供科学方向,以期协调流域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矛盾,促进可持续发展。     

基于生态适宜性的昆明城市空间增长边界研究

城市空间增长是城市发展中的重要研究内容,基于生态适宜性评价的刚性增长研究还未得到充分的关注。研究结合昆明高原山地生态环境的脆弱性和独特性特点,选取地形、地质、河湖水库、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区、自然保护区、土地覆被等指标,运用层次分析法进行土地生态适宜性评价,研究划定昆明城市空间刚性增长边界范围面积为782.45 km~2。研究表明:(1)对比刚性UGB范围和昆明城市总体规划的中心城区空间管制范围(852.93 km~2)发现,城市总体规划应制定更为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尤其是滇池沿岸的水资源环境保护;(2)现状建设用地超出刚性UGB的总面积为27.74 km~2,占总体建设用地面积的6.49%,主城区发展空间受限,未来建设用地最大增长余量为355.21 km~2,主要集中在呈贡新区和空港新区。需要从区域的角度进行宏观调控,进一步降低资源、产业、人口在主城集聚的程度;尤其是结合滇池流域水资源供给现状合理制定人口规模和产业规划等内容。提出规划建议:(1)加强生态管控和土地利用结构整合。在滇池沿岸及面山生态敏感区周边建立生态保护缓冲区(带),保护生态脆弱区的生态安全;(2)严格控制城市建设用地开发时序,分期完成城市内部更新及新区建设;(3)分阶段将超出刚性UGB范围的建设用地进行退让转移,保证生态安全本底边界和城市周边生态环境的完整性。     

生计资本对甘南高原农牧民生计活动的影响

甘南高原是典型的生态环境脆弱区,农牧民采取的不合理生计活动已成为该区生态环境退化的主要因素,目前亟需塑建可持续生计方式.本文采用参与性农户评估方法对甘南高原115户农牧民家庭进行了调查,基于农户调查资料,分析了甘南高原纯牧区、半农半牧区和农区农户的生计资本现状、生计活动特点.阐释了生计资本对生计活动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①纯牧区农户的生计资本总值最高、半农半牧区次之、农区最低.且纯牧区农户缺乏金融资本、半农半牧区农户缺乏物质资本、农区农户缺乏自然资本:②农区农户的生计活动多样化指数最高、半农半牧区次之、纯牧区最低,农区外出打工和从事非农活动的农户比例远高于半农半牧区和纯牧区;③农户的生计资本影响着生计活动的选择,自然资本缺乏迫使农户寻求其他谋生方式,但受教育程度低、物质资本与金融资本缺乏以及封闭而狭窄的亲缘与地缘关系限制了农户生计多样化.最后提出了提高农牧民生计资本存量、塑建可持续生计方式的政策建议.     

元江干热河谷地区生计资本对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以新平县为例

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构建了生计资本评估指标,在结合实地调查资料评估了元江干热河谷坝区和半山区农户的生计资本现状的基础上,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探讨农户生计资本对生计策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农户的各类生计资本中自然资本指数最高,社会资本指数最低;空间分布上河谷区农户的生计资本指数大于半山区;河谷区人力和社会资本不足,而半山区除人力资本外其余的均较缺乏。2种植、养殖和周边打工相结合的生计组合是该区农户普遍采取的生计策略。3自然资本、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是影响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最重要因素。其中自然资本是农户选择农业生计策略的基础,而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是该区农户由纯农户向非农转变的关键点和突破口。     

农户生计恢复力对多维贫困的影响——来自陕西易地扶贫搬迁地区的证据

该研究将社会-生态系统的恢复力理论延伸到农户生计系统的研究中,利用在陕西易地扶贫搬迁地区获得的900多个调研样本,借助系统工程学中的空间向量法从普遍恢复力、特定恢复力两个维度对农户生计系统的恢复力进行量化分析。采用A-F方法从教育、健康以及生活水平三个维度测度农户的多维贫困程度,在此基础上应用门槛回归模型分析农户生计恢复力对多维贫困的影响路径。结果显示:(1)搬迁户的生计恢复力(0.207 5)显著低于本地户(0.255 9),处于生计重建过程中的搬迁户存在一定程度的返贫风险。(2)提升生计多样化程度成为贫困地区农户抵御风险的重要策略,但同时伴随有生计转型风险。(3)生计恢复力的提高显著降低了农户的多维贫困程度,但其边际效用会随着生计恢复力跨越阈值而进入"瓶颈期"。普遍恢复力的减贫弹性呈现出边际收益递减的趋势,而特定恢复力在跨越阈值前会削弱普遍恢复力的减贫效用,对多维贫困呈现出正向影响。需要通过正向干预手段避免农户陷入多维贫困陷阱。(4)尽管易地扶贫搬迁的帮扶措施在生计恢复的过程中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搬迁户陷入多维贫困陷阱的门槛值(0.247 6)较本地户(0.321 5)低。基于上述结论提出建议:充分认识贫困的内涵和外延,在消灭社会环境不公、完善社会保障、贫困人口内生动力不足等方面进行更深入的探索;因地制宜发展产业,创造多元就业机会;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破除农户生计内卷化的"魔咒",从根本上增强贫困人口抵御风险的能力。     

植被净初级生产力对极端寒冷天气事件的响应——以2008年贵州省凝冻为例

为揭示区域植被净初级生产力(NPP)对极端寒冷天气事件的响应及恢复过程,以2008年初发生在中国南方的特大凝冻事件为例,基于GIS空间分析技术,以贵州高原为研究对象,利用MODIS250m分辨率NDVI生成的NPP数据,探讨了不同岩性、地貌、植被类型的NPP对极端寒冷天气事件的时空响应特征。结果表明:1)本次凝冻事件导致贵州NPP共损失0.77×106t C,主要分布黔中、黔南和黔西南等喀斯特集中连片区;2)喀斯特岩性区受损程度较非喀斯特岩性区明显严重,受损率分别为28.62%、21.92%,恢复程度差,恢复率分别为91.29%、95.76%;3)在不同喀斯特地貌区内,岩溶高原受损最严重,岩溶槽谷区受损最小,受损率分别为33.00%、21.40%,岩溶断陷盆地恢复最好,岩溶槽谷恢复最差,恢复率分别为106.65%、88.41%;4)各植被类型中灌丛损失最大,混交林最小,损失率分别为28.49%和21.79%,草丛恢复程度最好,灌丛最差,恢复率分别为97.63%、91.33%。综上所述,不同植被在不同岩性、地貌条件下,对极端寒冷天气事件的时空响应特征明显不同,其恢复过程也存在巨大差异。     

易地扶贫搬迁减少了贫困脆弱性吗?——基于8省16县易地扶贫搬迁准实验研究的PSM-DID分析

易地扶贫搬迁将生存环境差、生态环境脆弱、不具备基本发展条件区域里的贫困人口搬迁至生产生活条件较好的地方,以期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居住在不适宜生存发展区域的农民通常面临着较高的脆弱性,未来很有可能陷入贫困而难以脱贫。由于易地扶贫搬迁不具备短期增收的效果,那么从脆弱性的视角关注易地扶贫搬迁对农户福利的影响,既是贫困静态研究向动态研究转变的一次尝试,也有助于合理评估易地扶贫搬迁的政策效果。为此,本文基于8省16个贫困县的易地扶贫搬迁监测的准实验研究,采用1 688个两轮微观农户调查的面板数据,利用PSM-DID实证检验了易地扶贫搬迁对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研究发现易地扶贫搬迁降低了农户的贫困脆弱性,这意味着易地扶贫搬迁是一种有效的扶贫手段,能够从根本上解决自然禀赋所导致的贫困。本文进一步分析了易地扶贫搬迁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机制:(1)易地扶贫搬迁将农户搬离恶劣的自然禀赋区域,并改善与农户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等条件,使农户积累足够的生计资本,并改善其生计资本结构。(2)易地扶贫搬迁使生计方式发生转变,一方面实现农户收入来源的多样化,另一方面增加了住房和生活成本,并重构了社会网络关系。研究结论为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效果评估提供了有理论价值和可操作的视角,也为后续扶贫搬迁工作提供了一些启示:(1)在生态环境恶劣的区域需要加大易地扶贫搬迁力度,从根本上破解自然禀赋的束缚。(2)强化搬迁的配套政策,保障搬迁农户生计得以改善,从而实现稳定脱贫。     

秦岭山地生物多样性保护红线划分研究

生物多样性保护是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重要内容,如何准确识别生物多样性维护功能极重要区是科学划定生物多样性保护红线的关键。基于秦岭山区物种丰富度的海拔梯度格局,通过对生物多样性维护功能重要性评估模型的改进优化和校验,最终形成秦岭地区科学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红线方案。结果表明:(1)修正后的NPP定量指标评估法,提高了陕西秦岭地区生物多样性重要区域识别的准确性,可适用于我国中东部物种丰富度随海拔梯度呈中峰型或单调递增型的山区;(2)秦岭生物多样性保护红线区的总面积达24 688.33 km~2,占到秦岭山区总面积的39.11%,空间分布整体上呈现出西部集中、东部分散,南坡多、北坡少的空间分布特征;(3)森林生态系统是秦岭生物多样性保护红线区的重要支撑系统,面积占比高达96.12%。本研究提出的修正方法和研究结果,不仅提高了区域生物多样性维护功能重要区识别的准确性,而且为其他地区生物多样性保护红线的科学划定和边界优化提供了参考。     

基于生态位适宜度模型的江苏省陆域生态保护红线划定研究

科学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对协调国土空间开发和生态环境保护,保障国家和区域生态安全具有重要意义。以江苏省为研究区,从生态系统服务和生态敏感性两方面选取6个指标评价生态环境现状,在此基础上构建生态位适宜度模型,评价生态保护红线现实生态位与理想生态位的匹配程度,据此划定江苏省陆域生态保护红线范围。结果显示：(1)极度重要生态系统服务区面积占全省土地面积的18.83%,主要分布在苏北丘岗区、江淮湖荡区、西南丘陵区以及太湖流域;极度生态敏感区面积占研究区土地总面积的6.96%,在空间上呈现明显“南多北少”的分布形态。(2)江苏省陆域生态保护红线总面积为17 406.68 km²,其中刚性生态保护红线面积占生态保护红线总面积的57.28%,弹性生态保护红线面积占42.72%。(3)江苏省陆域生态保护红线呈现“一横一纵三区”的空间分布格局,主要包含长江沿岸地区、京杭运河沿线湖泊群、西南丘陵区、苏北丘岗区和江淮湖荡区。利用生态位适宜度模型可有效评价生态空间的适宜性,从而能为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提供科学的方法,同时研究结果可为江苏省陆域生态保护红线划定与优化调整提供定量参考依据。     

扬子江城市群土地利用时空变化及其对陆地生态系统碳储量的影响

扬子江城市群是江苏省城市化进程最快,土地利用变化最明显的区域。研究该地区地利用变化及其对陆地生态系统有机碳储量的影响,对江苏省低碳土地利用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该文利用五期30 m土地利用栅格数据、土壤样点数据、林地植被清查数据、农作物数据以及经验数据,分析了1995～2015年扬子江城市群土地利用时空变化、核算了其对有机碳储量的影响。主要结果如下:(1) 1995～2015年间,扬子江城市群约有15. 90%的土地发生了转移,其中,耕地作为主要的转出者,建设用地作为主要的转入者,耕地转移为建设用地的面积约为4 161. 78 km~2,占扬子江城市群耕地转出面积的85. 86%,是主要的土地转移类型;(2) 1995～2015年间,由于土地利用类型转移变化,扬子江城市群有机碳储量总量减少了472. 63×10~4t,其中土壤有机碳储量总量增加110. 28×10~4t,植被碳储量总量减少582. 91×10~4t;(3)建设用地占用耕地是区域有机碳储量减少的主要原因,导致有机碳储量减少406. 40×10~4t,占整个区域有机碳储量减少总量的85. 99%;(4)未来扬子江城市群可通过增加生态用地、控制建设用地、优化土地利用结构,提高区域碳储量,减少对陆地生态系统碳平衡的扰动。     

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国段后备可利用水土资源空间分布格局研究

丝绸之路经济带横跨我国东部到西部,水土资源的空间分异特征明显,对该区域水土资源的空间分布格局和分异规律进行监测和评价,能有效地引导经济带开发的空间布局。基于GIS空间分析与统计数据定量分析,通过计算研究区各地级市的后备可利用土地资源和水资源进行分析:(1)后备可利用水土资源总量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地域分异规律;(2)人均后备可利用水土资源的空间分布格局和资源丰度分异规律;(3)人均后备可利用土地资源与水资源的分布匹配程度,以及区域人均后备可利用水土资源的空间分异规律分析。结果表明:研究区共有后备可利用土地资源309 849.6 km~2,后备可利用水资源1 512.21亿m~3;后备可利用水土资源人均占有量呈现由南往北、由西向东递减的趋势,水土资源空间分布不均,且土地资源与水资源的空间分布不相匹配。     

农户生计资本、家庭要素流动与农地流转参与

农地流转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必然选择,从农户农地流转的内源与外源式约束出发,分析农户生计资本与要素流动决策对农地流转参与的影响,利用CFPS调查数据采用MVP模型实证检验了农户生计资本对农地流转的影响以及其他生计要素配置行为对农地流转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1)自然资本、物质资本与金融资本能够促进农地转入,抑制农地转出;人力资本会促进农户转出土地,抑制农地转入;社会资本对农地转入与转出均有正向影响.(2)自然与物质资本会抑制劳动力转移,而人力、金融与社会资本均促进农户劳动力转移;自然与社会资本抑制农户购买机械服务,而人力、物质与金融资本会促进农户购买机械服务.(3)农户农地流转行为除了受到自身生计资本的约束外,还受到家庭其他生计要素配置行为的影响,农户劳动力转移会促进农户转出农地,抑制农地转入;农户购买机械化服务会抑制农地转出,促进农户转入.最后,从健全农地流转管理服务体系,提高农户生计资本,完善相关要素市场等方面提出政策启示,以提高农地流转市场发育程度.     

家庭借贷、经营规模与农户土地经营意愿基于小农户、中农户和大农户分化视角

以陕西、甘肃、宁夏及青海4省区农户调查数据为依据,实证分析家庭借贷、经营规模对农户土地经营意愿的影响,并基于分化视角对农户土地经营行为选择问题进行探讨.结果 表明:(1)家庭借贷获得是农户进行差异化土地经营决策的重要机理因素,在农业信贷刺激下现有农户多选择转入、转出或参与土地入股,表明农贷扩张有益于土地经营规模适度集中;(2)经营规模显著影响农户的土地经营意愿,但随规模分化产生效应不同.以小农户为参照组,中等规模和大规模农户选择转出土地经营权的意愿最强,选择转入土地经营权意愿最弱;(3)经营收益对农户土地经营意愿的影响最为敏感.可以认为,土地经营收益的稳定增长及其保障制度的不断完善是农户从事土地经营发展的基础性支撑.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新古典经济学中有关规模经济与效率的理论解释,并为促进农户土地经营规模适度、比较收益提高的农业发展方式提供了有效的参考与建议.     

基于差距度与投资度的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研究与应用

进行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需确定建设区域的高标准基本农田的标准值,厘定基本农田现状与建设标准之间的差距,并使资金投资与现状相匹配。该研究根据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标准、实践经验和专家意见选取指标建立评价体系,构建差距度模型(GD)与投资度(II)模型,计量反映基本农田现状与标准之间的差距以及基本农田现状与投资额度的关系。分析结果表明:研究区四川省什邡市高标准基本农田的标准值为0.930,已经是高标准基本农田的村7个,面积为1 931.03 hm2,占评价区面积的9.70%,政府暂不投资;在什邡市基本农田中,差距度为1级、2级的分别占19.49%,24.07%,投资额度分别为:1.2×104元/hm2,(1.2-1.8)×104元/hm2,而3级差距度的基本农田占19.74%,投资额为(1.8-2.4)×104元/hm2;4级、5级差距度分别为2 203.79和3 172.51 hm2,投资额度分别为(2.4-3.0)×104元/hm2,3.0×104元/hm2。研究结果表明:差距度能较准确反映各村耕地现状与高标准基本农田的差距,投资度能有效指导建设资金的配置,为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的资金、时序和空间的安排提供参考。     

动态·简讯·信息·文摘

资料 我国土地资源的开发利用状况 我国土地资源总面积为960万km~2,可以利用的土地面积约占国土总面积的2/3。 1.耕地。面积为12518万ha,占土地总面积的13.1％。 2.园地。面积为600万ha,占土地总面积的0.6％。 3.林地。包括有林地、疏林地、未成林造林地、灌木林地、苗圃地和迹地,面积为19655万ha,占土地总面积的20.7％。 4.已利用牧草地。面积为26109万ha,占土地总面积的27.5％。 5.居民占用地与工矿用地。面积为1987万ha,占土地总面积的2.2％。 6.水域。面积为3596万ha,占土地总面积的3.8％。 7.交通用地。面积为721万ha,占土地总面积的0.8％。     

山东省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量及均衡度的空间分异规律

研究了山东省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量与均衡度及其相互关系,揭示了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空间分异规律和集聚特征。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理论,运用地理信息系统(GIS)、回归分析、空间自相关分析等技术方法,依据价值量和均衡度划分山东省生态系统服务的主要类型。结果显示,全省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总量为9 897.09×108元/a,其中最高的市级单元为东营市,最低的为枣庄市;最高的县级单元为济宁市微山县,最低的为青岛市市南区。全省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地均量为6.27×10~4元/(hm~2·a),人均量为9 823.03元/(人·a),均衡度为0.488。从空间分布上来看,生态系统服务高价值量-高均衡度的I类区主要分布于鲁东丘陵区和鲁中南山地区,高价值量-低均衡度的II类区集中分布于鲁北滨海区和微山湖区,低价值量-低均衡度的III类区主要分布在鲁西平原区,低价值量-高均衡度的IV类区主要分布在山地丘陵向平原过渡的区域。全省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均衡度全域莫兰指数Moran’s I=0.656,呈显著的空间正相关特征,与回归分析研究结果基本一致。研究结论:(1)均衡度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对其内部构成的研究不足,较为理想地刻画出区域内土地生态系统服务的多样性和均衡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区域土地生态系统组合的优劣特征。(2)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总量相比,其地均量和人均量能够合理避免单元总面积对研究结果的影响,更客观地衡量区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总体水平。(3)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量和均衡度共同揭示了山东省生态系统服务的"四类""六区"和"三环"的分布特征。